首先第一個問題：
鄭國、宋國、魯國在春秋初期是否為版圖相對較大？
答案是肯定的，鄭、宋、魯三國在春秋初期的中原諸侯國中無疑屬於國力最強也是最具權勢的諸侯國之列，這一點毋庸置疑。
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到了春秋後期，鄭國、宋國、魯國是否變成了弱國？
答案是——這不是一道判斷題，它的答案絕對不是對與錯這麼武斷。
因為，鄭國、宋國、魯國原本就不能劃分為一類。
鄭國、宋國、魯國到戰國時期絕非弱國。在這裡我想補充一點：
實際三者也並不是同一等級的諸侯國。如果我們盲目將三者化為一類進行討論，也許並不能透徹地看出三者在春秋中後期乃至戰國時期的處境和生存方式。
以上是公元前453年的列國示意圖，即韓、趙、魏三家消滅智氏的時間節點。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宋國在體量上明顯較大，所據城邑包括有彭城、雎陽、定陶等重鎮，且佔據多條自西向東的水道。單從國土的情況看，可以說宋國有些和戰國晚期的魏國有一定相似之處，直觀點的話，它有點接近魏安釐王時期的魏國的縮小版。
相比宋國而言，魯國要顯得弱勢不少，不過兩者差距並不是特別大，而鄭國、衛國兩國無論在體量上還是地緣上都要比宋國弱勢得多，但也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弱國。就在這張圖裡，我們能看見弱國的真實處境——就是下方那個擅長唱、跳、Rap、籃球的蔡國——什麼時候被捏死，全看楚惠王的心情。
總結來說：
至少在戰國初期，宋國在體量上完全可以進入“戰國”之列；而魯國雖不能像“戰國”一樣具有發動兼併戰爭的資本，但本身依舊是有一定實力的諸侯國；鄭國、衛國的日子明顯不怎麼好過，不過還是有一定周旋的本錢；反觀蔡國，則是真正涼透的弱國了。
說到這裡，就會引發出一個新的問題：
為什麼宋國經過春秋中後期的發展，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展到強國的體量，而魯國、鄭國、衛國就不可以呢？
在這裡，我們需要看一下春秋前期的列國情況：
上圖中，三個紅圈分別是之後齊國、晉國、楚國主要的擴張範圍。
在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即使三個霸主級的諸侯國擴張到了極致，也不可能真正意義上威脅到宋國的領土。白圈所示的鄭、衛、魯、陳、蔡等國，正好成為了宋國與列強的緩衝地帶，由此給宋國帶來了相比於其他中原諸侯國更大的生存空間。
在這裡，我們還需要注意一個重要信息：
宋國的“弱”只是相比於霸主國的假象，如果我們不把晉國視為中原諸侯國的話，那宋國在春秋中後期實為中原列國之中的最強者。
也正因為宋國的實力和所處的位置，它和霸主國也就必然會產生有一系列的合作。
在春秋時期，宋國和齊國的關係還算得上穩定，目的也無外乎要南北夾擊魯國(紅剪頭)。
除此之外，宋國也會和晉、楚兩國之間進行一系列斡旋。對於晉、楚、齊三國對霸主一位的爭奪，外帶衛、鄭等國的歸屬（紅剪頭），這些問題雖然不能說要看宋國的臉色，但強國能不能夠拉攏到宋國還是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成敗。
很多朋友在這時就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
宋國又為什麼不能像後來的魏國一樣，在中原地區坐大呢？
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3點原因：
1，春秋時期，強國在兼併諸侯國方面所消耗的人力成本、物資成本和時間成本是遠高於征服蠻夷方國的。由於宋國周邊以諸侯國為主，它無法像秦、齊、晉、楚一樣鯨吞臨近的方國和零星的諸侯國，所以在擴張效率上是遠低於前四者的。
2，相比於戰國時期，春秋時期列強之間的牽制是比較有限的，由此就引發了列強可以相對從容地干涉中原列國的擴張。尤其在霸主時代開啟以後，強國開始“圈養”吃不掉的列國，宋國想要打破霸主“圈養”下的秩序而大肆擴張也就不會很容易了。
3，最後一點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就是存在“先天不足”的玩家要想破局——必須要趕上有某些天賜良機和某種傳奇性的超長髮揮。
比如，後來魏國能在中原坐大，大致有三個擴張的重要時間節點，既魏文侯末期至魏武侯時期，魏昭王后期，魏安釐王后期，在以上三個時期也都出現了“大洗牌”級的天下動盪和傳奇人物的精彩表演。
反觀宋國，在春秋近3個世紀之中，能找到的機會就比較有限。
第一個機會應該是齊桓公逝世以後，當時宋襄公和齊孝公建立有合作關係，由此讓宋襄公產生了建立齊、宋、楚聯合霸權的想法。
公平來說，宋襄公的“稱霸”行動在當時確符合一定政治邏輯。我們要看到：
一者宋襄公本人在當時確實是最具威望的君主；
二者齊宋聯盟在當時也確實是除楚國之外最具實力的力量；
三者楚國當時尚未被諸夏所接納，加入齊宋聯盟確實對楚國比較有利。
不過，宋襄公顯然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在信息並不通暢的楚廷，決策者能否具有比較超前的“理性”。
最終，殘酷的現實給了宋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這之後，宋國終於抓住了最後一次機會——弭兵之盟。當時，宋國擺正了自己的位置，以弱國的姿態但實際是通過外交權謀脅迫著晉、楚完成了會盟。
那麼，弭兵之盟究竟能給宋國帶來什麼呢？
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宋國的競爭對手其實從來不是霸主國，而是鄭、魯這些中型諸侯國。
回看一下地圖我們會發現：
只要晉、楚的秩序存在，鄭國的萎縮就無法避免。而弭兵之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緩鄭國的萎縮，但也會鎖定鄭國衰弱的走向，同時晉、楚還會為這個緩過勁來的鄭國而巴結宋國，這樣一來宋國的第一個競爭對手就被這麼玩出局了。
另一方面，宋國的另一大對手魯國完全被夾在齊、晉、宋之間，只要宋國有一個合理的也穩定的理由倒向楚國，魯國也就要遭受齊、晉、楚的三重盤剝。也就是說，在鄭國還為給晉、楚的雙倍貢賦而煩惱時，魯國已經要面臨齊、晉、楚的三重盤剝了。至於宋國在其中自然不會起什麼好作用，那麼魯國再想翻身就難上加難了。
也就在弭兵之盟以後，宋國坐穩了中原東部地區最強國的寶座，由此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宋國在戰國初期擁有相對可觀的國力。
不過，隨著三晉的強勢崛起和楚國的浴火重生，鄭國這一緩衝地帶被“晉”、楚徹底打穿，期間還出現有宋君被韓國俘虜的尷尬場面。
最終，宋國被夾在了齊、楚、魏之間。相比於熟悉的老對手，新來的“鄰居”顯得格外的膩歪又異常狠毒。自此之後，宋國只能在齊、魏的爾虞我詐之中隨波逐流。到了宋康王時期，宋國雖然依靠宋、趙、秦聯盟有過一段高光的表現，但也由此失去了最後一點外交縱深。接下來，宋國也就難逃被齊國的貪婪和魏國的陰謀所吞噬的命運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鄭國和魯國：
前面說過，宋國和鄭國、魯國明顯不是一個重量級的諸侯國。實際上，鄭國和魯國兩者也有很大的區別。
首先我們要注意到，鄭國嚴格來說其實並非“諸侯國”，而是周室的采邑主，期初領地十分狹小，到了東周開端才突然開始擴張。
關於鄭國，我們需要注意2點：
第一點，相比於宋、魯等國，鄭國在春秋前期的擴張效率是非常驚人的，其膨脹速度甚至超過了地處蠻夷之地楚、晉等國，從僅有10座城邑的小采邑快速膨脹為了一個大中型諸侯國；
第二點，鄭國的快速坐大確實極具視覺效果，甚至被稱為“小霸”，但這種視覺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於它本身的狹小和中原地區本不易快速擴張的基礎之上的。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指出，即使在鄭國最招搖的那段歲月裡，它也從未能壓制住周、陳、衛、宋等競爭對手，相比於真正意義上的霸主實際差距還是很大的。後來，鄭國的膨脹又陷入了停滯，有些觀點將其歸咎於內亂，其實說的並不太全面。這裡另有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屬於鄭國的“紅利期”已經過了，鄭國也開始像其他中原諸侯國一樣面臨著擴張低效的問題。
那麼，鄭國是否能在某個特殊的天賜良機下依靠傳奇般的發揮再度坐大呢？
當時確實出現了一次良機，不過比較遺憾，它卻被晉文公的傳奇無情地奪走了。
在晉文公繼位的那段時間，周室發生了內亂，晉國單方面入洛平叛，被周室“賜”予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
至此，晉國一舉轉變為了中原諸侯國，而且是一個體量十分龐大的中原諸侯國，隨之而來的則是秦、楚兩國的關注——從此以後，鄭國周邊的全部縱深被列強擠壓殆盡。
在弭兵之盟以後，鄭國確實算是緩過了一口氣，還曾一度出現了子產治下的國力提升。不過，此時的鄭國也只能在“強”與“弱”這方面有點建樹，所失去的“勢”已經再也無法獲得了。
到了戰國初期，面對重組過後的“晉”與楚，鄭國雖然對韓國有過一些有效的反擊，但也僅限於此。到了魏武侯時期，鄭國的東部領土——也就是大梁地區——早已成為了三晉和楚國的角鬥場。又趕上韓、趙、齊等國君主的集中逝世，魏、楚兩強就鄭國東部領土的歸屬問題終於放開了手腳，此時鄭都所在的西部領土被韓國吞併也就在所難免了。
反觀魯國，它與鄭國存在著太多的差別。
在西周後期及春秋初期，魯國可以說是最具權勢的諸侯國之一。魯國在當時的權勢一方面來自於本身的體量，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和周室的緊密關係。而隨著周王室權威的瓦解，魯國的權勢必然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衰減。
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到魯國存在的3點先天劣勢：
1、魯國無論在文化上還是政治習慣上都偏向於保守，因此在擴張效率上自然會低於各方面都持開放態度的齊國；
2、魯國是春秋中前期罕見的同時被兩大強國夾擊的諸侯國——也就是齊國和宋國，而且很快就要面臨晉國的滲透——這一點在小國林立的春秋時代是並不常見的；
3、魯國同時還是被兩大商業強國包夾——齊國盡東海之利，宋國作為殷人之國原本就在工商業方面見長，更兼佔據有一系列水道——這一點讓魯國的處境更加窘迫。
也正因如此，儘管魯國在春秋中前期和齊國在軍事領域上的較量並不落下風，但隨著齊國壟斷海鹽業務又著力發展工商業以後，魯國就很難在經濟戰和外交戰上取得什麼建樹了。
接下來，隨著齊國霸權的不斷強化，也伴隨宋國的權謀手段愈發高明，魯國就只能淪為侍奉者。
不過，“侍奉者”的姿態固然難受，但不代表慢性自殺。到了戰國時期，魯國及其他泗上列國成了宋國的小跟班，而宋國也成了周邊大國的大跟班。相比於衛國被齊、趙、魏包夾的尷尬，魯國只要跟著宋國站隊就不會有太大問題，就算站錯了隊跟著宋國再度投誠也不會挨太多刀子。可以說，只要有宋國的存在，魯國只要表現的矜持一點點，然後隨著宋國站一下隊即可。就算有強國想對泗上列國動刀，也會先收拾宋國而懶得搭理魯國。
可是，在宋國這條大腿把自己玩死以後，魯國雖然失去了北方齊國這個龐然大物的威脅，但南邊又多了魏國這樣一個陰險的鄰居。再之後，楚頃襄王忽然對泗上用兵，當時別說魯國，魏國被打得都有點蒙，而這時候魯國偏又成了泗上最大的諸侯國，自然成了新的靶子。
到了戰國晚期，楚考烈王趁著秦昭襄王和范雎大秀蜜汁操作時終於捏死了魯國，泗上地區自此被魏、楚瓜分。其實這事挺有意思，晉（魏）、楚兩個發源於西中國的諸侯國，在戰國末期都轉化為了東方諸侯，基本橫移了兩個現代中國省的直徑，倒能看出宋、魯所在的泗上地區到底有多大吸引力。
總結來說：
鄭國本身是春秋早期“擴張紅利期”的特殊產物。隨著紅利期的結束，它也就不可能維持擴張的勢頭了。期間，鄭國能夠始終保持有比較客觀的實力，尤其在蠻夷肆虐的那個年代了，周、陳、衛、南燕等國都曾被中國戎折騰到傷筋動骨，但鄭國整體穩定，可見它確實具有一定優勢。但這種優勢在霸主時代的環境下已經再也無法轉化為崛起的力量了，到了戰國時期被瓜分也就再說難免。
而魯國本身的紅利期其實是在西周時期，它是周室在東方的一顆釘子，就是要盯著齊國、宋國這些異姓諸侯國。如果做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的話，魯國就像東漢末期派到地方上的官員，他之所以能壓住地方的門閥，一方面要依靠自身的實力，另一方面也要依靠背後中央的站臺——但在中央倒臺之後，他能選擇的只有要麼融入那些曾經被監視的門閥，要麼就陷入被門閥包圍的命運——當然，被包圍的結果也不算太壞，畢竟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給彼此留一口飯吃倒也合人情。
至於宋國，嚴格來說它本身並不具備“紅利期”，或者它全程都是“紅利期”。在春秋時期，它的緩衝空間是最廣闊的；在戰國前期，它周邊還有泗上十二諸侯作伴足夠應付列國的拉扯；到了戰國時期，隨著縱橫時代的開啟，宋國應不具備縱橫所需的龐大財力和巨大政治影響力，但是足夠的外交縱深還是能讓它“行王政”促成一段亮眼的表現。儘管宋國的結局相比於鄭、魯更為慘烈，但卻是戰國七雄外的諸侯國中唯一為自己在歷史長卷中畫上濃墨重彩一筆的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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