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是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也是最早傳入中國的思想界的政治思潮，然而在近代卻節節敗退，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除了“水土不服”以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嚴復是中國近代第一批翻譯家，也是將自由主義引進到中國的第一人，在翻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作品《論自由》這個詞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因為自由在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一個貶義詞，為了避免引起誤會，迫不得已以意譯代替直譯，以群己權界論進行替代。
這樣翻譯產生了一個後果，嚴復片面的強調了劃定群己的界限，圈定個人與政府的權界。至於孰重孰輕，嚴復並不介意。
這樣翻譯就產生了一個後果，在密爾《論自由》那裡，個人自由與集體的進步本身是不矛盾的，這也是為什麼嚴復選擇這本書作為在中國引進自由主義的第一本著作。然而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嚴復卻認為面臨兩害抉擇的時候：群重，己輕。
為此嚴復在引進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時，也引進了斯賓塞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嚴復對於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理論佩服不已，並激烈地反對盧梭的生而自由一說。
嚴復認為“以小己之利而後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無所利則群無所為立，非若生物個體，其中一切麼匿支部，舍個體苦樂存廢，便無利害可言也”。在這裡，嚴復在斯賓塞的“先有社會自由，後有個人自由”與盧梭的“先有個人自由，後有社會自由”之間選擇了前者。
由此可見，西方自由主義在引進到中國時就發生了畸變，大大偏離其原義，這其中有翻譯的問題，也和中國文化有關係。
雖然嚴復個人一直在警惕“先群后己”這種可能為獨裁者服務的思潮，但在晚晴這個瀰漫著空前的民族危機的時代，嚴復不得不在膠州事件等問題上高呼集體高於個人，他的理論最終成為了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工具。
蔣介石本人就深受嚴復的影響，他把嚴復的社會有機體理論進一步“升級”成“靈魂國家說”，嚴復的社會有機體無非將社會的各種不同行業，各個階層，及政府的各種職能機構，比附為生物的各種系統和器官。蔣介石卻認為這個有機體沒有靈魂，那麼誰能充當這個靈魂呢？當然是他本人和他的“三民主義”，社會上一切行業，階層，機構都只能是他本人的器官。
與此同時，蔣介石還把嚴復的“開民智”拿過來當做自己訓政的工具，既然要開民智，自然要他去開這個民智，至於什麼時候是民智已開，自然是由他說來算，民智何開無從得知，訓政結束自然是遙遙無期。
嚴復引進的“”西方“自由主義“”演變成服務蔣介石個人統治的工具，最終也隨著他統治的土崩瓦解一同退出了中國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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