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香港
商店與工廠的競爭
社會學家費孝通將珠江三角洲形容為“前店後廠”:香港是商店,深圳、廣州是工廠。但是,力量也在發生變化,現在商店在與工廠競爭,贏家將在世界舞臺上擔當主角。眼下,商店尚佔上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200萬難民擁入香港,許多人身上除了一件襯衫外一無所有,隨後現代香港的城市結構就定型了。當時逃難的上海資本家承諾,支持香港首批紡織工廠的建設。紡織業是工業經濟的底層。由於飛梭和珍妮紡織機的使用,英國的毛紡廠在18世紀首先實現機械化,並首先被美國的織布機仿效。香港緊隨其後。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香港大批的勞動力才被深圳更加眾多的廉價勞動力所取代。
香港
20世紀90年代早期,新興實業家已經在中國投資了400億美元,佔外資總額的2/3。他們利用家族和老鄉的關係,在2萬家新建工廠僱用了600萬工人,這與整個香港的人口差不多。香港這座城市也經歷了轉變,在5年內減少了工廠的一半就業崗位,取而代之的是貿易、銀行和各種商業服務業的工作崗位。
除了金錢,香港沒有製造出其他東西。這座城市由像凱西一樣的中間商組成,他們將資金、零部件和客戶揉到一起,揉成一件件成品,或者說揉成珠江三角洲的經緯線。結局與我們以前見過的巨型城市都不同:一幅由多座城市組成的豐富多彩的畫面,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角色——一店面、工廠,或者娛樂場(澳門)——這與萊茵河和硅谷兩地的明顯各自為政的城市迥然不同。香港協調其他城市的方式和凱西管理其工廠網絡的方式幾乎一樣,凱西迫不及待地告訴你這種安排在這裡不算新奇,因為生產業務外包是利豐集團的創始人李道明先生和馮柏燎先生髮明的。
除了金錢,香港沒有製造出其他東西
利豐完全是珠江三角洲的產物,建立於100多年前,其家族企業的成員是首批在海外經營的中國商人。創辦人從廣州出口瓷器、絲綢和茶葉,1949年後,馮氏家族第二代開始經營服裝貿易。馮氏家族第三代的馮國經和馮國綸兄弟在70年代初開始接手管理,那時“全球定額體系”已沿國境線打破了這一產業。此後不久,他們的競爭開始從本地轉向臺灣兄弟二人在利豐大廈頂層工作。
利豐大廈位於九龍,由一個最密集地區工廠改建而成。樓下是公司貨品的陳列室,不只是服裝和日用紡織品,還有玻璃產品、行李箱、傢俱和玩具,到處都是給像“塔吉特”“迪士尼”和可口可樂”等公司供應的模型。利豐負責這些公司近期的紀念品的供應,供收集愛好者收藏,並陳列在亞特蘭大可口可樂“博物館”的玻璃罩下。
香港利豐大廈
底層以前是“玩具城”(玩具城於2005年改造為公寓),每年春天所有玩具廠商都會聚於此。但是力量並沒有完全轉移。玩具業的中心已不在九龍,而第七大道仍然保留了原來的“時尚”。“不存在新的服裝特區或玩具城,”
馮氏兄弟在他們的管理著作《在平的世界中競爭》中寫道,“你也許無法壟斷技術市場,也不能將其固定在紐約的幾個大廈之內,但你可以在世界中找到這種技術,你可以花錢租用它,也可以協調它。”利豐就是這樣做的。
利豐自己一個品牌、一個工廠都沒有,但它的收入卻超過玩具反斗城和蓋普服飾。“協調”意味著從40個國家的70間辦公室對8000個工廠進行管理。公司在全世界僱用的紡織工人約有200萬——大約與沃爾瑪員工規模相當——其中只有1萬人是正式員工。
利豐公司自己一個品牌、一個工廠都沒有,但它的收入卻超過玩具反斗城和蓋普服飾
上海將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而廣州將成為面向世界、服務全國的國際大都市。深圳則要繼續發揮經濟特區的窗口作用,完成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的使命。不夜城香港則另有想法。
先不考慮那些過激的言論,要將二者融合成一個擁有20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智囊團首先考慮的便是將它們的機場結合起來,“創造一個香港-深圳超級空運中心,它將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深圳又一次效仿鄰居,計劃修建個直抵珠江三角洲的新機場,再通過高鐵將其與香港機場連接。香港的機場已經是一個航空大都市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香港機場是香港的心臟。”
香港國際機場，先後 60多次獲選全球最佳機場
流動空間——值錢的土地致力於流動
許漢忠是香港機場的行政總裁及港龍航空前行政總裁——港龍航空是飛往中國大陸的十幾家航空公司之一。那天下午,我們正在利豐大廈頂樓一邊飲茶,一邊等著馮國經。很久以前,大哥馮國經放棄了他的日常職務,轉而做了珠江三角洲的商務委員會主席。想象一下向奧巴馬諫言的史蒂夫·喬布斯的中國版,那就是馮國經。在珠江三角洲長期繁榮的階段,他擔任香港機場管理局主席,後來受香港行政長官委任,成為“經濟機遇委員會”成員,評估金融海嘯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並商討應對方法。
港龍航空
港龍航空
看到馮國經和許漢忠兩人,分別代表著香港“過去”和“現在”的靈魂人物,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雖然兩人都是中國人,但許漢忠簡短的話語和沉默頗具典型的英式風格,而長了一張娃娃臉的馮國經給我的印象卻是“無為”式的美國人—這是他在哈佛商學院任教和學習的結果.
馮國經要傳達的信息是,香港將會引導珠江三角洲,而不是珠江三角洲引導香港;同時,這會讓雙方都接觸到貿易上的資金現狀。“我們保持前端後端在香港,勞動密集型的中期轉移到內地。”他說,再次重複了“微笑曲線”,“這樣,我們將剩下的併入我們稱作‘生產性服務業’裡面,”利豐公司的安排就做得很好。“美國也是服務集中型的,到處都是‘麥堡王’(麥當勞和漢堡包的混寫)、零售業、房地產和消費者。”他的話一針見血。
我們的經濟靠人員的有效移動來維繫,”馮國經說,“你應該這麼想:如果你要生產什麼,就去中國。如果你要安排貨物流動,就在香港。我們要流動,其餘的可以去中國。我們應該在機場招牌上掛一個大標誌:‘流動’。貨物的流動,人員的流動物流,在某種程度上,”許漢忠打斷道,“提供鏈條·所有和流動有關的,我們來安排;我們解除束縛它的羈絆…”“來來去去的貿易商”“我們有越多流動越好,這當然全靠機場實現。如果你想要保存什麼,在中國保存。我們值錢的土地應該致力於流動。”
他們的談話讓我想起了“流動空間”—一空中若隱若現的飛機,就是全球化所在。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在他的鉅作《網絡社會的崛起》中創造了這個詞。流動空間就像“矩陣”一樣——一它圍繞著我們,無所不在,甚至現在就在這個房間裡。
我們的社會是環繞著流動而建構起來的,”卡斯特寫道,“資本流動、信息流動、技術流動、組織性互動的流動,以及影像、聲音和符號的流動……流動空間乃是通過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的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在英語中,流動空間是籌劃社會網絡和其他網絡的方式,這種方式在解決定義我們是誰、如何生活的問題上所起的作用超過我們稱為家的星星點點的物理空間。把這看作理解全球化的流程圖吧。
卡薩達告訴我們,人們總是佔據儘可能多的土地,建立儘可能多的同盟,而每一種新的交通形式都展現了先前日常生活的範圍以及這一範圍構成的我們的群體。但是,首先看到速度經濟時代形成的人是卡斯特—網絡是個隱喻。他的理論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有航空大都市,因為“流動空間由其節點與核心所構成”,在這些地方無形變成了有形——全球化通過城市的形態變得有血有肉。
卡斯特定義了一種正在出現的“新空間形式”:巨型城市。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他以珠江三角洲為例,並附圖清晰說明,香港在邊緣廣州在中心。這些城市最顯著的特點在於它們的“全球連接和地方脫節”。珠江三角洲可能是全世界的工廠,但這裡生產的沒有一樣可供珠江三角洲外的農民購買——而這些農民離開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家鄉,來到這裡尋找財富。據估計有1.4億農民已經離開家園,而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正在擴大。中國的解決辦法是在大陸建起巨型城市,比如重慶——據官方統計,其面積有新澤西州3倍大,但密集程度卻相同。中國在速度經濟時代的最大挑戰是將大陸連往全世界——並且將大陸連往流動空間。
香港已經在那裡了。在金融危機前,《時代》週刊封面描述了一個故事將紐約、倫敦和香港譽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這三個城市由遠程飛機和光纖電纜連接起來,又整齊地分佈在地球上—三個城市已經創建了一個金融網絡(純屬巧合,沒有人規劃),並已能促進全球經濟。而且,從另一方面看,它減緩了中國——我們這個世紀的巨嬰—一進入現代世界的速度。理解這個城市網絡—我們叫它紐倫港——你就能理解我們的時代馮國經說的話喚回了我的注意力:我們值錢的土地應該致力於流動。這就是用一句話說出的航空大都市的特質。香港國際機場及其價值200億美元的人工島就是一個流動空間。航天城實如其名,將香港最大的博覽館和最大的酒店與全球最大貨棧合併在一起—“微笑曲線”在當地的開端和結尾他認為是卡薩達給了他這個想法。“從博覽館展廳到貨運商,這條鏈上的每個人,”馮國經說,“都是對航空大都市的一個很簡明的描繪。”
草擬規劃時,機場穿越鬱鬱蔥蔥的曠野,位於香港界內遙遠的西部邊緣。城市的門戶就是“東湧”,一座面積超過奧蘭多的新城。那裡的天際線是20幢比肩而立的70層公寓大樓,每一幢都能看到機場壯景。沿海岸線再遠就是香港迪土尼樂園——沃爾特·迪士尼世界神奇王國的縮小版。鏡頭拉得足夠遠時,你就會看見香港機場不只浮搖在香港邊界,它也漂浮在珠江三角洲中心。尤其現在珠澳大橋已經開始建設——這條28.8千米長、耗資55億美元的堤道跨越珠江三角洲,接到香港在航天城的人口。卡薩達感嘆機場的“四邊性”—它結合了飛機、火車、汽車以及在上游各處往返的渡輪——也不難將香港想象為一個擁有超過1.4億人口的巨型航空大都市的中心。如果讓珠江三角洲的磁極扭轉需要什麼代價?你怎麼能改變流動空間的方向?
“流動空間”—一空中若隱若現的飛機,就是全球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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