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不覺得巴西人可笑,但會興致勃勃地講比利時人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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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認知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科學家們認為“動物認知”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術語——認知不就是信息處理嗎?還有什麼呢?

認知是一個頭腦中的轉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輸入的感覺信號轉化為關於外部環境的知識及對該知識的靈活應用。

“認知”這一術語指完成這一切的過程,而“智能”一詞則更多地是指成功完成這一切的能力。

儘管蝙蝠與我們完全不同,但它同樣有著豐富的感覺輸入信號。它的聽覺皮質對目標物反彈回來的聲音信號進行評估,然後用這一評估信息來計算其和目標之間的距離以及該目標的移動情況和速度。這已經很複雜了,但在此基礎上,蝙蝠還會更正自己的飛行路線,並將自己聲音的回聲與附近其他蝙蝠的區分開來——這也是一種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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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躲避蝙蝠的探測,昆蟲演化出了對超聲波的聽覺。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些蝙蝠改為使用在其獵物聽力範圍以下的較低頻聲波來達到“隱身”效果。

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高端而複雜至極的信息處理系統,這一系統的基礎是特化的腦,能將回聲轉化為精確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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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水井

格里芬追隨的是實驗主義者先驅卡爾·馮·弗裡施的腳步。馮·弗裡施發現蜜蜂用一種八字形舞蹈來交流遠處食物源的位置。馮·弗裡施曾說:

“蜜蜂的生活就像一口魔法水井,你從中汲取得越多,還能汲取的也就越多。”

對於格里芬來說,回聲定位系統也是如此。格里芬把回聲定位的能力視為另一個永不枯竭的奧秘與奇蹟之源,也將其稱為魔法水井。

由於我研究黑猩猩、倭黑猩猩及其他靈長動物,因此當我談及“認知”時,通常不大會遭到質疑。畢竟,人類也是靈長類,我們處理周圍環境的方式和其他靈長動物是類似的。我們和其他靈長動物都有立體視覺,大拇指能與其他指頭對握,能夠攀爬和跳躍,而且能通過面部肌肉進行感情上的交流。因此,我們和其他靈長動物處於同樣的周遭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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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中,我們將孩子們玩的攀爬架稱為“猴架”,將模仿行為稱為“猿類行為”。同時,靈長動物也令我們感到了威脅。在電影裡和搞笑連續劇裡出現的猿類讓我們捧腹大笑,但並非因為它們天生一副滑稽相——長頸鹿和鴕鳥等動物看上去要比它們滑稽得多——

而是因為我們希望與其他靈長動物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就像在彼此接壤的國家中,兩國的人會彼此嘲笑,儘管和其他國家的人相比,他們之間的相似度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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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不會覺得中國人或巴西人有什麼可笑之處,但他們會興致勃勃地講有關比利時人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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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標準

但是,為何我們會認為只有靈長動物才擁有認知呢?每個物種都能靈活地應對環境並通過自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且各有千秋。因此,我們需要意識到,它們的能力、智能和認知都是多種多樣的。

認識到這一點有助於讓我們避免用單一標準對認知進行比較。這種單一標準的比較源自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然階梯”:其頂層是上帝、天使和人類,接下來是其他哺乳動物、鳥類、魚類、昆蟲,底層是軟體動物。

沿著這一巨大階梯上行或下行的比較一度在認知科學領域相當流行,但我實在想不出這種比較得出了哪些有意義的洞見。這類比較只不過是讓我們用人類的標準來衡量動物,從而忽視了不同生物周遭世界的巨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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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會數數對松鼠的生活毫無意義,那麼用“能否數到十”來衡量一隻松鼠的智力是極不公平的,松鼠所擅長的是找出藏起來的堅果。當然,有些鳥類對此更為擅長:北美星鴉會在秋天收集兩萬多粒松子,將其儲藏在好幾平方英里範圍內的幾百個不同地點。這些松子大部分都能在冬季和春季被北美星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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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是所處的生態環境

要找藏起來的堅果,我們是比不過鬆鼠和北美星鴉的——我有時連自己把車停哪兒了都記不住。不過這沒什麼關係,因為我們人類並不需要靠這種能力維生,但森林裡的動物卻需要靠這種記憶來度過寒冷的冬季。

蝙蝠需要通過回聲定位系統在黑暗中找到方向,但我們不需要;射水魚的視覺能夠修正光線、空氣和水之間的折射,以便其噴出水滴擊落水面上的昆蟲,但我們也不需要這種能力。動物有許許多多奇妙的認知適應性是我們不具有或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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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單一維度中對認知分出等級是毫無意義的。認知的演化中有著許多標誌性的特化,其關鍵在於每個物種所處的生態環境。

循著卡夫卡和於克斯屈爾的足跡,我們試圖進入其他物種的內心,用它們的方式來理解它們。隨著我們取得的成功,我們眼前逐漸展現出了一片自然風光,許多“魔法水井”點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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