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宋代一向重視文教興國，太祖趙匡胤立國之初，為了防止再次出現武將專權的局面，定下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統治方略。這種“好文事”的做法得到了宋朝歷代君主的效仿。因此宋朝是我國曆史上教育空前發展的時代，政府建立了從太學、國子監到州、縣學的完善官辦教育體系，到了徽宗時期，全國在學人數達到了21萬人。不過由於海南島孤懸海外，與文教發達的中原長期隔絕，教育氛圍和基礎設施都比較落後。《瓊臺志》稱：“唐嶺南州縣學僅四五十人”，整個嶺南地區尚且只有四五十人，更何況海南島。宋政府為了開拓海南島的文教事業，做了很多功課。

宋代海南島隸屬廣南西路

政府大力提倡興辦儒學，置辦學田，地方官也親歷親為，關心學校建設。

宋朝統治者積極鼓勵人們讀書，後世流傳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就是北宋人汪洙於元符年間編的《神童詩》。宋真宗甚至寫下了這樣的《勸學詩》：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宋朝大辦教育，特別是仁宗、神宗、徽宗三個朝代，全國興起了三次一浪高過一浪的辦學高潮。辦學有兩個重要條件，一個是完善教學基礎設施，一個是確定教學內容。這兩項都是由宋政府來主導推動。

學校是人才培養的主要場所，政府採取了強制性措施來建學校。慶曆四年( 1044年) 三月，宋政府命令全國所有沒有官辦學校的州都要辦學，學生 200 人以上的縣也要辦學（《宋會要輯稿》）。

政府大力提倡辦學，宋代學風興盛

在教學內容上，宋政府則提倡教授儒學。中國的儒學在宋代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義理之學的階段。宋代思想家們普遍認為漢唐以來的儒學是對儒家經典淺層次的註疏，不能反映儒學的內在精神，而他們提倡經世致用的“義理之學”，成為宋朝學說的正統。

宋代理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朱熹

政府頒佈法令後，慶曆四年，地處偏遠的海南島開始修建第一批儒學學校。崇寧元年( 1102年) 十二月，朝廷再次宣佈在全國大辦教育，命令除了州城所在和緊靠州城的“倚郭縣”之外，每個縣都要建立縣學（《宋會要輯稿》）。在大興儒學的時代背景下，海南島又修建了一批州縣學校。據《瓊臺志》記載，宋代全島有11所儒學學校。

宋代海南島儒學學校分佈圖

當時學校的學習和生活環境都比較完善，比如瓊州儒學，創建之初，已建殿堂、御書閣、兩廡、戟門等設備。此外，還建有尊儒亭。淳熙九年（1182年）“重修明倫堂”，慶元年間（1195—1200年）又“修崇廟像、祭器、庖廚”。而生活設施，比如膳食庖廚、寢室浴所等，一應俱全。

海南明倫堂舊址

州縣興辦儒學學校，提供了教書育人的場所，州縣的儒生人數也大大增加，從“嶺南州縣學僅四五十人”的蕭條景象，發展到全島百姓紛紛送子上學，

除了州縣儒學外，南宋時期，海南島的小學教育也開始興起。《廣東通志》記載：“慶元初，通判劉漢捐帑修學，延師訓課，以道義激勸生徒。”，“垂髫之童，執策爭奮，惟恐或後”。同時，為小學設置學田，募工墾耕，“悉收其租充小學廩，歲入亦數百緡”。

海南島推行兒童教育

而地方官對學校的重大事項，如教員聘任、置辦學田等，都比較用心。

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瓊州知州宋守之“教諸生讀五經於先聖廟，置學田，資膏火，由時，州人始知好學”—《瓊臺志》。紹聖四年( 1097年) 進士古革任瓊州教授之時，“樂育士類，蠻洞亦遣子弟受教”—《廣東通志》。紹興十六年( 1146年) 三月，“從瓊管安撫徐念道之請，詔海南四州軍各置教諭一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管州、縣學教育。

興修學堂，聘任教員

除直接教授學業外，當地官吏還廣設學田，為興辦儒學提供財政支持，以保障教學工作的順利開展。瓊州府學自建學之初即置有學田，鹹淳三年(1267年)，帥守趙與珞又增撥新莊學田。此外，澄邁縣學、萬州學也明確記載宋代已有學田，“寶祐間主簿紀應炎募民塞海為田千畝充學費，鹹淳乙丑，將領李才卿增置學田。”—《澄邁縣誌》。

置辦學田，補充經費，保證了州縣學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使學校給食養士成為可能。這種學田制度在海南島得到廣泛推廣，《瓊州通守劉公創小學記》寫：“瓊環海為州，在天極南，文物彬彬，有中土風，士之聚於學，廩給之養，特厚於廣右諸郡。”得益於海南島實行學田制度，辦學經費充足，師生待遇也比嶺南其他地方優越，保證了學生的來源和取士的範圍，對海南學校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增加地方科舉錄取名額，是宋政府對海南島的政策優待措施。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詔:“如聞番禺之域，巴庸之鄉，隸學益增，舉送為局，務求藝寔，庶廣搜揚。自今川陝、廣南諸州依前定條制解合格人外，更有藝業可取者，並許解發。”天聖四年(1026年)詔:“增四川、廣南東、西路諸軍進士解額有差。”

政府增加取仕名額，讓海南士子有了更多的入仕機會，“三郡士子，當歲大比，皆附試於瓊管。”宋室南渡後，高宗考慮到海南島孤懸海外、交通不便，曾將考選舉人的鄉試權力下放到瓊州，在瓊山縣城北天寧寺旁設立貢院，《瓊山縣誌》記載“設科取士於此，試期以六月，額十三。”

宋代海南共有13名進士。慶曆四年( 1044年) ，瓊州開始設州學，州學設置後不久陳孚就中了進士，也是宋代海南首位進士。

宋代海南島進士一覽表

地方興辦儒學，造就了一大批有影響力並認同儒家文化的知識分子，加速了地方社會的士大夫化。而這些地方知識分子獲得一定社會地位後，又反過來積極致力於海南教育的發展。

瓊山縣人陳孚作為宋代海南首位進士，算是開了地方先河。“自是瓊人使喜習進士業，近歲有數人得進士出身者自孚始也”—《輿地紀勝》

符確作為“大觀元年( 1108年) 鎮州解元，三年進士及第，致仕歸鄉，致力於文教”，他在故鄉赤坎創建興賢坊，供周邊各村子弟上學讀書，還用其辭官俸銀購置八畝鹽田出租，將每年收租所得供養儒學，培養人才。他熱心文教，使當時昌化地區讀書之聲蔚然成風，對海南文化的發展也有較大的影響

符確故居

陳孚、符確乃是地方精英投身教育事業的典型代表，他們對教育事業的熱心，既反映出宋代海南文教事業的發展，同時也反映出海南民眾對中原文化的認同與接受。同時，海南士子受經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影響，積極入仕，“皆鄉落大姓，能為一鄉之禍福，人莫不尊敬之”—《嶺外代答》。他們成為宋王朝控制海南的代理人，也是溝通中央王朝和海南民眾的重要橋樑。

宋代政府在海南積極推廣儒學和中原文化，海南民眾逐漸接受儒家文化，“士有不肄於學官者，則鄉人笑之矣”—《瓊山縣誌》， “黎僚獷悍，亦知遣子就學，衣裳佩服，踵至者十餘人”—《廣東通志》，海南島風氣為之一新，“樂育士類”的瓊州教授古革得到黎人的敬重，甚至逢黎人作亂之時，也是他出面調停紛爭，“蠻素知敬革，遂率服”—《廣東通志》。

這也從側面證明，尊儒好學之風在海南島已經頗為盛行，宋政府在海南島的教育開荒終於有了成效。

流放官員到海南島，是宋政府“另類”的教育扶貧措施。

海南島被稱為蠻荒瘴癘之地，自古以來便是官員的流放之地，其中不乏賢士大儒。貶謫到海南的這些士人也對當地的教育事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儋州蘇軾雕塑

宋代流放到海南的名宦賢士達 27 人，其中最有名望的莫過於蘇軾。其流放儋州三年，初到之時“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欒城集後集》。蘇軾在儋州大力發展教育，開社學府，教授詩書經義，積極傳播中原文化，儋州學風為之一振，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海南首位舉人姜唐佐就是蘇軾弟子，蘇軾曾贈唐佐詩曰: “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 “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

蘇軾在當地興辦學堂，大力推行教育，到五六十年後，南宋名臣李光貶到海南時，已是“人知教子，家習儒風。青衿之秀日以增盛。每詔下，群試於有司者至三百餘人……人欣慕之心增，後學進修之志。士有不肄於學官者，則鄉人笑之矣”的盛況—《莊簡集》。

海南島民間學堂

崖州水南村是海南島官員辦學的典型事例，北宋宰相盧多遜謫居崖州之時，曾留下“誰知絕島窮荒地，猶有幽人學士家”的詩句。宋代軍守孫裴、丞相趙鼎、李光、胡銓被貶謫後，都曾長住水南村，這些朝廷名相、名臣、名賢在寓居水南村期間，興辦教育，敷揚教化，留下了儒相風雅、武臣浩氣，使水南村自古就獲稱“衣冠禮樂”之鄉。

在這些地方官員及士人的大力推動下，海南島的文教事業得到了極大發展，以致“人材之盛，則獨與廣潮齊聲”。

結語：

與漢唐不同，宋王朝除了對海南島進行政權建設和軍事控制外，更加註重通過創設學校、發展科舉、推行儒學等手段，致力於在海南島民間階層建立尊儒尚學的社會氛圍。從一個蠻荒的海外之地到島上四處書聲朗朗，宋代是海南島文教事業大發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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