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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先進政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是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而是讓它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這個中國實際，既包括中國的現實鬥爭實際，也包括中國的歷史文化實際，即讓它汲納中國優秀的傳統歷史文化，使它根植於中國土壤，最後成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不斷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但是，要達到這樣的認識高度、思想境界和把握得爐火純青，取得偉大成就是不容易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範，而且在相結合過程中，提出並實踐了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這裡以毛澤東同志的看法為例進行分析。
基本原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極其豐富，但這些文化主要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形成的，因而也異常龐雜，良莠並存，有其階級的、歷史的侷限性。中國共產黨人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歷史，熱愛本民族傳統文化，但是不能繼承和吸收任何封建性的毒素。
中國共產黨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既然是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繼承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也要加以分析，要有所區別，只能吸取最優秀的部分來豐富和營養自己。
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有很多好東西，但是也有許多毒素和糟粕。這些東西對於今天的中國不僅不適用而且有害，必須拋棄。清理古代文化遺產，“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這裡講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厚黑文化、邪惡文化和反動文化等；
“其民主性的精華”，主要是那些屬於“真、善、美”，對教育人民有益無害的文化，對推進社會發展起積極作用的優秀文化；要發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這樣的新文化，無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這是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則。
基本方法：批判改造，推陳出新
對於傳統文化中那些屬於“民主性的精華”的許多好的東西，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了呢？也不能簡單地“繼承”，必須進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繼承”。
毛澤東說：“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反封建主義的文化當然要比封建主義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區別地加以利用。”
這個“批判地利用”，就是“推陳出新”。怎麼“批判地利用”或“推陳出新”？他本人對孔夫子給予的總結，為“批判地利用”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華”，使其“推陳出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毛澤東對孔子的認識儘管多有變化，但在“文革”以前總的說是肯定的。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孔子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樂家。特別是他辦學校，教出了顏回等許多有才幹的學生，著有《春秋》歷史書，貢獻不小。
毛澤東還說：孔子參加造反，“周遊列國，就是哪裡造反他就到哪裡去。哪裡想革命他就到哪裡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筆抹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我們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但說是聖人，我們也是不承認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
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認為孔子有不少缺點，不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精神，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毛澤東也不贊成孔子的許多思想，但又不採取簡單否定態度，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他在1939年曾專門講過這個問題：一是認為孔子的思想體系是唯心主義的。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從哲學上說是唯心論。
二是認為對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在毛澤東看來，孔子講的“知仁勇”，其“知”（理論）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唯心論的；則其見之於“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其“勇”是“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歷來的糊塗觀念。“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唯心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害人不淺。對“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
三是認為孔子基本上是形而上學的，又有若干辯證法因素。毛澤東對“中庸”思想做過詳細分析。他說：依照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係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並無發展，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
毛澤東認為，孔子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的這個思想，是“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同時他又認為，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孔子在認識論上和社會論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學之外，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等等關係的說明”。
對於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華”，應該如何“批判地繼承”，經過改造後“充分地利用”，是長期困擾學界的一個難點。就學術研究言，或簡單化地“一分為二”，或貼標籤後全盤肯定的現象比較多。像毛澤東這樣深入地分析，絲絲入扣地講道理進行剝離，實在太罕見了。
即使對毛澤東關於孔子的個別觀點在學界可能還有不同意見，但這種分析問題的辯證方法運用得這樣到位、精準，是以馬克思主義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們也不能不歎服的。只有這樣，才能既做到對歷史文化的“充分地利用”，又能使馬克思主義更加中國化、民族化。這就是學術領域的推陳出新。
基本態度：古為今用，百花百家
中國共產黨人對傳統文化採取深入分析的態度，固然是其科學精神的體現。但是，這裡也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因為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集革命精神與科學精神於一身，對於傳統文化也是努力將革命性與科學性統一起來。
毛澤東說：對於中國的優良的歷史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歷史文化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因此，他明確提出“古為今用”原則。當然，對這個原則要有一個科學理解，既不能搞實用主義的簡單化，也不能搞形而上學的片面性。一個時期出現的這樣那樣的不良傾向是對它的誤解和曲解。應當說，“古為今用”是總原則、總要求，怎樣體現這個原則、這個要求，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形式。
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於古為今用也是適用的。其實，“雙百方針”的提出，本身就是古為今用的絕佳體現。“百花齊放”，指各種花同時開放，語出清代章回小說《鏡花緣》。在該書第三回講“百花仙子只顧在此著棋，那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齊放。”
毛澤東用此語比喻，提倡藝術上應有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百家爭鳴”，本來是說在春秋戰國，社會處於大變革時期，產生了各種思想流派，有儒、道、法、墨、陰陽、名、縱橫、雜、農等各家，著書講學，展開爭論，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景象。後世讚賞這個時代的學術為百家爭鳴，毛澤東用此語也是以此比喻學術上的不同學派應當自由爭論。
他在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時說：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和在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當然，這個方針在後來的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那是另一個問題，但這個思想和方針是正確的。
“文革”以前，中國共產黨總體上踐行了這些原則，從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範。“文革”時期，違反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待優秀傳統文化的正確原則和政策，大破“四舊”、 “批林批孔”、“評法批儒”， 對孔孟之道大加鞭韃，使許多優秀傳統文化遺產遭受嚴重破壞和損害。
但有幸的是，那時對“文革”的抵制和抗爭，也包括了對破壞傳統文化遺產倒行逆施的抵制和抗爭，因而也保護了不少優秀傳統文化遺產。隨著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和對“文革”的全面整頓，黨對傳統文化的正確政策逐漸得到恢復和貫徹。
總之，中國共產黨儘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線過程，但一直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在大多數時間形成了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發表於北京日報2016年07月04日，原標題為《我黨“傳統文化觀”的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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