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周國平
哲學家以探究生命的意義為己任，這也就給了他一個評判自己所處時代的根本標準。尼采據此來觀察他的時代，他看到的是什麼？最觸目驚心的是一種沒頭腦的匆忙，它確證了生命意義的迷失。尼采對現代人的匆忙深惡痛疾，一再指出：“普遍的匆忙和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一切悠閒和單純的消失”，乃是“文化整個被連根拔起的徵兆”。
“……那種匆忙，那種令人不得喘息的分秒必爭，那種不等成熟便採摘一切果實的急躁，那種你追我趕的競爭，它在人們臉上刻下了深溝……彷彿有一種藥劑在他們體內作怪，使他們不再能平靜地呼吸，他們心懷鬼胎地向前猛衝，就像烙著三M——Moment（即刻），Meinung（輿論），Moden（時尚）——印記的奴隸。”
匆忙的根源，則是信仰的喪失，各個階層連同國家都“被極其卑鄙的金錢交易拖著走”。“世界從來不曾如此世俗化，如此缺乏愛和善良。”人們“忙碌而又專心地替自己打算……為他們的日常生活慘淡經營，而追逐起幸福來絕不會像今天與明天之間所可見到的這樣急切，因為到了後天，也許一切追逐的時機都將告終”。這種“充滿焦慮的期待和貪婪的攫取引發了靈魂中的全部卑鄙和私慾”。
對於正在德國蔓延的急切追逐財富的趨勢，常常有人向尼采辯解說：德國人一直太貧困也太自卑了，只要讓我們的同胞變得富裕而自信，那時他們就會變得有文化的。想必我們對這種財富造就文化的論調也十分熟悉，而尼采對此回答道：“如果說信念有時能使人快樂，那麼，這種信念卻使我不快，因為我感覺到，這些人相信終會帶來的那種德國文化——財產、虛榮和附庸風雅的文化——恰與我所信仰的德國文化截然相反。”很顯然，在他看來，財富能夠造就的那種所謂文化，只會是沒有精神內涵的偽文化，與真正的文化風馬牛不相及。
現代人之所以需要這種偽文化，恰恰是為了掩飾自己的沒文化。人們忙於逐利，內心空虛，彼此厭倦得要命，因此不惜一切代價要“把自己弄得有趣一些”，於是渾身上下撒滿了文化的作料，這樣就可以“把自己當作誘人的美餐端上桌”了。匆忙使人的尊嚴和體面喪失殆盡，“因而非常需要一種騙人的優雅，用來掩蓋那種斯文掃地的匆忙病”，“教養就意味著使自己對於人的可憐和卑劣、競爭的殘忍、聚斂的貪婪、享樂的自私和無恥都視而不見”。
在當時的德國，向法國人學習美化生活的技藝和禮儀成為時尚，掀起了一股熱中於“美的形式”的潮流。尼采指出，德國人誠然一向因晦澀、遲鈍、沉悶、笨拙而遭人詬病，但這股潮流真正要掩飾的還不是這些舊弱點，而是一種新毛病：“現在最讓人難受的是又加上了那種狂熱的不安，那種對成功和獲利的渴望，那種對當下時刻的過分看重，我們不由得要想，這一切疾病和弱點也許已經完全不可救藥了，只能不斷地加以粉飾——就用這種‘令人覺得有趣的形式的文化’！”
粗俗而要裝得優雅，空虛而要裝得心滿意足，在語言表達上就會虛偽和誇張。“現在人們已經變得如此複雜，以至於只要他們想說話、發表意見和據之行動時，他們便必然會不誠實。”“現代人在表達時顯示了一種野蠻的任性和誇張”。
時代的疾病必然會反映在語言上，而我們通過語言的品質也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一個時代的品質。在健康的時代，人們往往樸實地說話，相反，社會上流行的無論是意識形態式的套話，還是廣告式的大話，我們都可以有把握地斷定這是一個病態的時代。
最使尼采憤恨的是學者的墮落，學者不但沒有承擔起批評時代的責任，盛行的反而是“對時代的諂媚”。他評論說：“這真是莫大的恥辱——它表明人們已經不再懂得，哲學的嚴肅距一份報紙的嚴肅有多麼遙遠。”這樣的學者把哲學和宗教的觀念都喪失殆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聞主義”，是“日常生活和日報的精神和精神之缺乏”。“學者階層不再是這整個動盪不寧世俗化潮流中的燈塔或避難所；他們自己也一天天變得不安，越來越沒有思想和愛心……有教養人士已經蛻化為教育的頭號敵人，因為他們諱疾忌醫。這些軟弱可憐的無賴，一旦有人議論他們的弱點，反對他們那有害的自欺欺人，他們就暴跳如雷。”
在對時代作了淋漓盡致的描述之後，尼采問道：面對“今日人性的猥瑣”，面對我們時代“人性所遭受的危險”，“誰將為了人性，為了由無數世代苦心積累的這神聖不可侵犯的廟堂珍寶，而奉獻出他的衛士和騎士的忠誠呢？當所有人在自己身上只感覺到私慾的蠕動和卑劣的焦慮，就這樣從人的形象墮落，墮落為禽獸甚至僵死的機械之時，誰將負著人的形象上升呢？”當然，這個守護人性的責任義不容辭地落在了哲學家的肩上。
人們常說：哲學是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說法完全歪曲了哲學與時代的關係。哲學追問生命整體的意義，所要尋求和堅持的是某些超越於個別時代的永恆的精神價值。因此，恰恰相反，哲學應該站得比時代精神高，立足於永恆，對時代精神進行審視和批判。
但是，當哲學家要履行這個職責時，會遭遇極大的困難。哲學家也是人，雖然心繫永恆，卻仍然不得不生活在某一個具體的時代，與這個時代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如同尼采所說：“這些逃到內心中尋求其自由的人也仍然必須在外部世界中生活，因而露其形跡，為人所見；由於出生、居留、教育、祖國、偶然性以及他人糾纏，他們身處無數的人際關係之中”。這種情況類似於耶穌所說的本鄉人眼中無先知。因此，“當他們一心追求真理和真誠之時，誤解之網包圍著他們”。
比誤解更嚴重的是，作為時代的一員，哲學家也會感染時代的疾患。比如說，尼采自己就為生命意義的迷失而痛苦。和普通人不同的是，哲學家對時代的疾患有更強烈和敏銳的感受，因而更加痛苦。尼采描述這種情形說：“如果每一個偉人都寧願被視為他的時代的嫡子，始終比一切普通人更加強烈和敏感地因時代的種種缺陷而痛苦，那麼，這樣一個偉人反對其時代的鬥爭似乎只是反對他自己的一場荒唐的自殺性鬥爭。”
然而，他緊接著分析說：“不過，僅僅似乎如此；因為在時代之中，他反對的是那阻礙他成其偉大的東西，對他來說，成其偉大也就是自由地、完全地成為他自己。因此，他的矛頭所指正是那種雖然在他身上、卻並不真正屬於他的東西，亦即那種把不可混同、永遠不可統一的東西攙和在一起的做法，那種把時代特徵錯誤地焊接到他的不合時宜的天性上去的做法；所謂時代之子終於顯出原形，原來只是時代的樣子。”
時代的養子——這才是哲學家與時代的真實關係。哲學家彷彿是直接由天地精神所生，只是偶然地寄養在這個時代罷了。時代是他的養母，他反對這個養母的壞品性，反對這個養母在他身上造成的壞品性，乃是為了捍衛源自天地精神的他的純潔的天性，亦即捍衛天地精神本身。
正因為此，哲學家不能就時代論時代，他必須站得更高，眼界更寬。“做事物之尺度、貨幣、重量的立法者，乃是一切偉大思想家的真正使命。”
從何處尋找立法的參照？一個重要途徑是對不同時代進行比較，看哪個時代人們生活得真正有意義。哲學家“要給整個人類命運下一正確的判斷，因而不只是平均的命運，而首先是個人或整個民族可能獲得的最高命運。然而，現在種種現代事物近在眼前，影響和支配著眼睛，哪怕這位哲學家並不願意；於是在算總賬時，它們就被不由自主地高估了。
所以，哲學家必須在與別的時代的區別中估價他的時代”。當然，在尼采看來，古希臘是最偉大的參照，證明了人性和生命價值所能達到的高度。當哲學家獲得了對人性和生命價值的堅定信念之後，他也就“在自己身上戰勝了時代”，不再會依據身處的這個糟糕的時代來判斷生命的價值。“他胸有成竹，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能夠找到並且實現比這種時行生活更高尚純潔的生活，而凡是僅僅依據這種醜惡的形態認識和評價存在的人，都對存在做了極不公正的事。”於是，即使在一個糟糕的時代，他仍會百折不撓地為實現生命所能達到的最高價值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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