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鳶尾花0205

本人認為《竹書紀年》這本書的可信度不是很高，首先就是書中內容與司馬遷的《史記》記載有相當大的出入。《史記》是公認的二十四史之首，雖然書中也有錯誤的地方，但整體上都是在陳述事實，而《竹書紀年》則只是一本民間野史，且幾經修訂可信度不高。

其次就是該書的寫作目的並不是為了記錄歷史，而是為了魏國變法營造輿論氣氛。《竹書紀年》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魏國，也就是戰國時期第一個開始改變傳統社會制度，實施變法的國家。當時流傳下來的社會制度已經歷經千年，傳統思想已經根深蒂固，社會各階層對變法有相當大的牴觸，為了讓人們從心底認同變法、接受改革。魏國當時的變法領袖李愧就命人撰寫《竹書紀年》，企圖詆譭人們對傳統歷史的認知，進而達到讓人們對傳統制度產生懷疑的目的，以便於在魏國更好的推行新法。所以《竹書紀年》記錄的內容與一般史書大相徑庭，如“舜囚堯、禹反舜”等，大都有違倫常，徹底打破了人們對傳統社會制度的美好幻想。

最後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除《竹書紀年》外再也沒有找到過有記載相似內容的史籍，這也讓歷史學家斷定《竹書紀年》是一本偽書。

足下三尺

《竹書紀年》是可追溯的最久遠、最古老的一本（唯一一本）出土文獻與“官方”史書。我得解釋一下我這段話，以免誤導：

1、最久遠，並不代表是我國最早的歷史，但是我國的書面文字史與書籍史確實爆發於春秋戰國期間，所以《竹書紀年》也確實是最古老的書籍之一；

2、出土文獻：凡是帶有文字與敘事性的出土記載的資料，都幾乎被考古與文化界視為最高級的歷史證物，最具價值。《竹書紀年》就當得上這樣的美譽！

3、《竹書紀年》是對中華民族起源與中華文明起源最有用的一本書，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太史公的《史記》裡，只記載了西周“共和元年”，即周厲王時的“國人暴動”的第二年的時間，亦即公元前841年算起。而之前的歷史《史記》中並未有系統性的時間記載。《竹書紀年》使用了上古的紀年方法“天干地支”法，因此有時間線條，這樣就可以給專家利用曆法推算及結合考古測年來進行斷代。因此《竹書紀年》成為“夏商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要參照藍本之一。

4、官方史書，不言而喻，因為它是記載歷史的，所以是一本史書（側面印證春秋戰國時各國都會有自己的史書，比如《戰國楚簡》）。但是，必須得強調一下，《竹書紀年》只是春秋時的晉國與魏國的官方史書，卻並不是代表當時中央政權的周王室的史書。因此，你能想象，可能出於不夠了解或帶有自身國家立場、與文化思想導致的看法不同等原因，你可以說《竹書紀年》代表了那時候的晉、魏兩國的官方史觀——這沒錯。

但你不能把它當成是整個春秋戰國時的周王室的史觀。

當然了，世上不存在100%真實與100%準確的歷史記載，就《竹書紀年》與我國現存的全歷史文獻（含出土與傳世文獻）來看，中國的歷史記載都是無比詳細豐富的，是人類史首屈一指的。

《竹書紀年》的真實性到底如何了？

前面說過，由於它是“出土文獻”，因此它的真實性帶有很大的“震懾力”，使今歷史愛好者幾乎對其瘋狂膜拜，因此也產生了幾乎不加辨析全盤接收的潮流。如下面這些：

以上這9大點就是現在網上流傳最廣的《竹書紀年》版之《史記》，並且越來越多的人利用它們來批評及批判太史公和他的鴻篇鉅著《史記》，諸如“儒生偽造歷史”、“美化歷史”等觀點也愈演愈烈，進而時常有全面否定《史記》之傾向。

其實，姑且先不論《史記》與《竹書紀年》真假程度孰多孰少，且說太史公司馬遷生時並未看過《竹書紀年》，因為《竹書紀年》是出自西晉咸寧五年（前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而出土現世的。因此，太史公根本沒有可能引用《竹書紀年》來撰寫《史記》。

二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實上秦火不焚卜筮書，如《山海經》《易傳》，連《歸藏》與《連易》這樣古老的巫書都保留，但是卻把原六國（含周王室）的史書都燒光了，從李斯那句：“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裡的“史官”與“博士”可推知，這兩類被坑的儒生，確實都是掌管天下藏書者。

基於以上，不管如何，司馬遷著《史記》時不太可能看得到太多先秦史籍。

再舉一個例子，如迄今為止，唯一一本被認為最有可能來自周王室史官編纂的史書《尚書》，在漢武帝年間由魯恭王拆除孔子故宅時從牆壁中戳出（因此又稱“孔壁書”），當時被發現後竟然被丟進了宮藏束之高閣，並未運用於太學，也未推廣普及，到西漢末年的劉歆父子重新編纂後，才開始普世。

這說明什麼了？

說明西漢初年時，人們對西周的歷史是不太關心的，而且其史學體系很可能是自成一派的，因此不需要聯繫先秦史籍都可以建立。

而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記》的奠定者，由他的經歷與太史公的經歷聯繫在一起，不難發現，《史記》得以完成最主要是太史公父子兩人用盡一生與雙腳走完了大半個西漢帝國，其中大量參照金石刻勒與古器銘文和走訪親歷者後代及收集民間遺籍是父子倆最重要的手段。

綜上所述，《史記》不可能參照過藏於地下的《竹書紀年》，因此，片面把《竹書紀年》的觀點奉為圭臬及用其鄙夷太史公和《史記》是既不客觀又屬無理取鬧。

太史公參考的金石刻勒與古器銘文一樣是出土文獻。正如《說文解字》的許慎沒有看過殷墟底下的甲骨文一樣，但是他的詁訓卻驚人的準確。也所以，《史記》經過幾千年來的無數治史者與後世出土文物對比考證，是經得起考驗的。

說到考驗，《竹書紀年》有一點必須強調清楚，今天我們看到的《竹書紀年》其實已經不是西晉出土時的那一份原本，因為在唐“之安史之亂”後，正本與考本均告佚失。到了明朝時方由嘉靖年間天一閣主人範欽重著了一本，此書即為我們今天所說的《今本竹書紀年》，而被專家們定義為出土文獻及運用在各種權威場合的《古本竹書紀年》則是由清末民初的兩位國學大師朱右曾與王國維嘔心瀝血地從各種傳世文獻中挖掘出來的西晉正本之遺留輯錄的片章段句彙編而成的。

因此，《古本竹書紀年》本身也已經不是第一手資料——當然，沒有參照是不可能“偽”得出來的，因為那就變成了憑空想象了。所以，朱、王二位的編纂彙編是大體可靠的。但即便如此，由於它已經不完整，是拾掇的，故也不能100%保證與正本一模一樣。

好吧，說了那麼多，終於是時候舉例說明了，看看《竹書紀年》的真實度到底有多真實，以上述引用的第5、與第9為例，即“伊尹殺商王”與“周武王趁紂王伐東夷而襲殷”。

★伊尹奪權？後被商王殺？

如果《竹書紀年》所記屬實，則伊尹在商王室的眼裡一定是個十惡不赦的壞蛋，是名符其實的亂臣賊子，但是事實呢？

甲骨文VS《竹書紀年》：出土PK出土！

“酉彡”為商代祭祀禮儀，而“牢”則是指牛，用了4頭牛，這是當時非常“壕”的規格。

伊尹甚至與商先王一個地位，如：

上甲（微），是殷商第9代君主，可見伊尹的地位是何其尊貴！

而那個一個寶蓋頭“宀”+一個“方”字再+一個“正”字底是“配享”的意思，就是說祭祀的人們認為伊尹已經享受到了祭品，“上甲歲，伊X（打不出）”的就是說“我們祭祀了上甲先王，同時，伊尹也享受到了”——充分說明殷人的牽掛之情！

還有：

“大乙”，即商湯（成湯），眾所周知，湯乃殷商的締造者，伊尹之重要不言而喻！而且其中的“貞其羌卯”就是指用活人（古羌族）來祭祀商湯與伊尹，這就是天子皇帝才能享受的待遇！

除了同享廟號以外，商人還把伊尹當成了神，如求雨：

大板甲骨祈求！

這一段甲骨文裡的“示於祖丁”（商朝第16任君主）、“執伊”、“於祖丁”，此處的語境，祖丁與伊尹是並列地位的。

毫無疑問，伊尹不可能如《竹書紀年》記載的那樣，因篡權奪位而被殺，顯然，《史記》要更加靠譜真實。

★周武王“撿漏”？？？

這個是近幾年最惡毒的一則虛無歷史案例，由於翻案風的盛行，商紂王近十幾年幾乎被徹底洗白，那麼隨之帶來的必然是其死對頭周武王被“洗黑”。

平心而論，紂王確實不失為一有為君主，因為他的諸多舉措都是為了鞏固商王室統治而做的，而且他還大力改革，打擊控制朝政的宗教勢力，似乎有使商制脫離“政教合一”走向文明政治的傾向。但是，不可否認，連年征戰、窮兵黷武且好殺予奪是商人的本性，殷商是一個殘暴的政權，終究要被歷史淘汰推翻。

而所謂“周武王趁殷紂王討伐東夷時偷襲”則全然是一虛構捏造的歷史“發明”！

甲骨文PK《竹書紀年》！

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大規模的討伐東夷早在紂王的老爸帝乙時期就已經完成了！（同時，見於商王帝乙時期的“攸侯喜”，即現在很流行被解讀為印第安人嘴裡的“hosi”，因此而稱印第安人是殷商人的後代，是“攸侯喜”帶過去的，這根本就是一個張冠李戴好麼？純粹笑話！）

到了紂王時期，大規模伐東夷不見於甲骨文，只有一件青銅器有相關記載：《小臣尊》

裡面有銘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錫小臣夔貝，隹王來徵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

僅從這段文字無法推測年份，但是該青銅器經測年鑑定為商朝末年，那麼，結合甲骨文無載，我們當然可以判斷，這不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事實上，《史記》與先秦史籍都明明寫著周武王第一次伐紂時，雖然率領了“八百諸侯”，卻只到達了盟津（今河南孟津）就撤了回去。

一個月後周武王才終於壯起了膽子在“鮮原”再次會師，並於“牧野之戰”中一舉大敗殷軍以代商。

紂王的軍隊從頭到尾都好端端在那，沒任何證據能證明那時候殷軍和東夷在東方大打出手。

以上兩例表明，《竹書紀年》雖為出土文獻，但是並不一定就會比傳世文獻真實。

因此，我們切不可盲目迷信考古而不顧史學，反之亦然。

必須具體內容具體分析，辯證性考辨。

無風即風

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縣（河南衛輝市）發現了一座戰國墓葬，這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古書，《竹書紀年》就是其中之一，又被稱之為《汲冢書》。它是汲郡一個叫不準的人，從戰國時期一位魏王的墳墓裡盜掘出土的。據說，當時出土蝌蚪文竹簡有“數十車”之多。

《竹書紀年》記載了五帝夏商周的歷史，在晉唐時期，它是完整的，一共十三卷。宋元時若存若亡，已經不可考，到了明代就只餘下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來的學者們把完整地十三卷本稱之為“古本”，二卷本則為“今本”或“近本”。

竹書紀年》的真偽考

百餘年間，學者們對《竹書紀年》的真偽存在不同的觀點，而這些觀點隨著時代與資料豐富，又不斷地得到修正和補充。

《竹書紀年》到底真不真？分析這個問題不能從表面現象出發，而應從事物的實質出發，也就是評判《竹書紀年》的真偽，之需要對它所記得有關歷史事件的真實性，進行考證即可。

據《晉書》所述，《竹書紀年》記載了從“夏初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即自公元前2174年到公元前77去年，共1400年的歷史。因篇幅有限，本文就只節選書上的幾個例子來展開論證。

例一：

《竹書紀年》載：

從以上記載可知：西伯（周文王）於帝辛三十三年遷到了程，之後又在三十五年討伐崇侯虎，迫使崇國頭像。這一段歷史與《史記·周本紀》中“（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以及《逸周書·大匡》“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所記載的是一致的。並且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出文王建“豐邑”是伐崇國成功後，也就是帝辛三十四年進行的。帝辛三十四年建了豐邑，所以文王才在三十五年才由程遷到了豐邑。

例二：

帝辛（商紂王）三十六年換算成公曆是哪一年？這一年是否發生過周文王伐“逐昆夷”的事情，這是決定《竹書紀年》真偽的關鍵。

據學者們對殷末銘器的考證，帝辛元年為公元前1157年，帝辛三十六年為公元1122年。而據《尚書·大傳》載：“（文王受命）四年伐畎夷。”這個“畎夷”就是“昆夷”。

那麼，這麼看來，現在存在的問題就在於文王受命四年是不是帝辛三十六年？

《帝王世紀》中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文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文王受命元年，即為“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而根據《逸周書·小開》“維（文王）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望”，推算下來，文王即位三十五年為公元前1131年。如此，文王即位元年為公元前1166年，文王即位元年既為公元前1166年，那麼“文王即位四十二年”也就是“文王受命元年”，定是公元前1125年，即帝辛三十三年。而文王受命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22年，也就是帝辛三十六年。所以從這條資料來看，《竹書紀年》是準確的！

例三：

周昭王南巡不返，這一史實我們可以從《左傳·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及《史記·周本紀》中得到印證。

《周本紀》中說：“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立昭之子滿，是為穆王。”可見《竹書紀年》所載可信。

例四：

要分別這條記載真實與否，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周受命（武王克商之年）於哪一年？

二是，穆王元年時哪一年？

三是，從武王克商 之年到周穆王元年是否有100年？

《尚書·周書·武成》載“武王伐殷......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已王朝步自周於徵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學術界根據這條試料推算的這一年為公元前1106年。

相關考證的資料，根據《吳彝》歷日推算周穆王元年為公元前1006年。從出土的銘器《望殷》、《伯克壺》、《此鼎》所得的結果周穆王元年確為公元前1006年。周受命於公元前1106年，周穆王元年為1006年，剛好一百年。

通過以上例證，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清晰的結論：那就是《竹書紀年》的記載，並非完全捏造，它是具有一定真實性的。

但是，關於《竹書紀年》今本，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版本的真偽，還存在很大的爭議。

以上的例證所取得都是商末周初的這段歷史，再久遠的，卻沒有列舉，這是因為缺乏相關方面的其他史料的證據，但從這從側面說明了，《竹書紀年》也可能是後人搜輯而成的。

王國維就認為《竹書紀年》失於兩宋之際，今本的《竹書紀年》是後人搜輯的。是採錄《史記》、《通鑑外紀》、《路史》等書而成。一大部分學者都認可這種觀點。但關於他的價值，則又有各自不同的觀點。比如有的學者認為，《竹書紀年》所載西周以前的事情，全部是傳說，價值不太大，只有春秋、戰國部分可靠。

總而言之，《竹書紀年》今本，一般被認為“偽書”，也就是並非晉武帝太康二年出土的那套，而是後世所輯錄的。雖然是偽書，但於西周以後的歷史，仍由一定的研究價值。就如上述所舉之例，它並非胡亂編寫，而是參考大量其他史料後所輯錄而成。

至於《竹書紀年》古本，已經失傳於兩宋之際，很難考證它的真假了，畢竟我們已經看不見這本書了。

江畔初見月

先說結論:現在的《竹書紀年》內容有真有假。

《竹》是春秋時晉國史官和戰國時魏國史官記錄的一本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戰國史的部分。因為是編年體，一年一月詳細記錄。這部分的史料價值堪比《春秋》。

為什麼說《竹》半真半假？

原因一:《竹》雖然是史官寫的。相對客觀。但其中關於西周以前的事，基本都是傳說。

原因二:《竹》在戰國時期丟失，直到西晉初年（公元279年），被今河南汲縣的盜墓賊在魏襄王的墓中無意發現，政府收了該書，但在南宋時期，又丟失了。明代人設法收集起來，但加了個人的內容，所以重新命名為《今本竹書紀年》。（此時，因為重新收集，依然很多缺失和偽造內容，所以已經半真半假）後來到了清朝咸豐年間，朱右曾重新編輯，再往後，民國時期的王國維再次編輯，名為《古本竹書紀年》。

當年青山

關於《竹書紀年》可信度有多高問題，的確是一個難予準確回答的問題，概論可以，準確回答很難。泛泛而論也要分版本而言，細究則要將所記之事進行全面逐條比對，才能計算出一個概率。

一、現存《竹書》版本多，但都不是原本。

《竹書》始於晉代280年不準盜魏襄王墓後，官府收集劫後散亂竹簡而來。散亂竹簡幾大車，內容很多，其中含穆天子西遊及歷史記年等資料。由於散亂，西晉兩次整理後仍有爭議。即是有爭議的最後稿也在之後的戰亂中丟失。後來又從其它書籍引用的集錄出來，編成《古本紀年》；另外還有人另行編輯一本資料更多的《紀年》，稱之為《今本紀年》。這兩種版本，《今本》雖早，但篡編增加太多。後由朱佑曾等人集出《古本》。王國維對兩個版本都進行批註，對《今本》逐條尋找歷史出處，進行批駁。儘管王批註部分武斷，總體上是很好的。

二、兩個紀年版本突出方面主要有堯舜禹禪讓和季歷被殺等問題與存世儒家著作、《史記》等紀述不同。有此人認為是顛覆歷史，特別鍾情《紀年》。其實歷史典籍對上述問題早有不同見解，並非《竹書》一家。述上古事，諸子百家與儒家有許多不同，分歧由來可追述到先秦。不必把《竹書》奉為至典，從而偏面否定儒家之說。《史記》只是採信儒學說法，並非有意篡改歷史。不能輕信《竹書》而否定儒家。兩種說法應該是仁智各見，孰真孰假應待另外證據。

三、《竹書》定性是什麼最重要。一是《春秋》及《左傳》基本可定性於魯國史官的史書為源頭；

二是《竹書》是否能算晉、魏國史書呢?即是源自魏國史書，因其並非原本流傳和出土，只是從散亂竹簡中拼湊出紀年史料，其中有無他篇章中誤入?

三是各國史書編寫同一事件，認知能保一致嗎?

這些問題未解決之前，不宜輕言誰對誰錯，不能肯定《竹書》而否定《史記》。

四、單就《史記》成書和《竹書》流傳看，整體上《史記》《春秋》及《左傳》應該比《竹書》更可靠。《竹書》兩版本具有很大史料價值，但從流傳角度分析，《竹書》多次遺失，多次重輯重編，顯然不及前者。

五、總之，魯魏兩國所遺史書只是在一些問題上有矛盾，不是全部都相反。矛盾之處應該另尋證據。可以分主次，但不宜輕言顛覆之類。許多歷史爭論持續數千年後才找出證據。如孫子兵法一、二部之爭等。把《竹書》同《清華竹簡》同等看到即可，作為傳世正史重要補充。其權威應該居正史之後。其可靠性可佔七八成。《竹書》古本比今本可靠性應該高。

左說春秋

《竹書紀年》版本頗多，初釋本，考正本，今本，古本……後人整理次數之多，一方面的確提高了書的完整度，另一方面也有摻入偽作的可能。另外沒有任何正史和信史的旁證，可以說是死無對證，一般研究時不能取信。

但是《竹書紀年》的確提供了另一套思路——我們夢想中的小國寡民、政治清明、選賢舉能、讓位於賢人……甚至一代賢相伊尹放逐太甲，那麼美好的時代，是現實嗎？

正如題主所問，禪讓制的“貓膩”除了在《竹書紀年》外，正史也是有一些。

《五帝本紀》中載：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堯知道自己兒子丹朱品行不好，於是才授權給舜。

如果丹朱品行端正，是不是第一順位的繼承人呢？如同此前，堯承兄弟帝摯的權位，帝摯承父親帝嚳的基業。而帝嚳，是黃帝后代。

《五帝本紀》又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

風水輪流轉，舜的兒子商均也品行不端。於是把禹推上了權位。

這兩次記載裡的“乃”字，如果小心揣測一下，就變得頗為有趣。

我們再來看看漢獻帝的禪讓詔書：

“……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信可知矣。……”

之後，魏元帝、晉恭帝、宋順帝……一路下去的禪讓君主，無一不是褒讚一番新王，感嘆一下自己在位時民不聊生——我不肖，你賢明，所以我讓位給你。

如果不知道內情，沒有詳細的史料記載，光憑這些詔書，不也反映了東漢-魏-晉-南北朝那一派選賢舉能的美好嗎？但是這種禪讓，只能叫血染的禪讓罷了。

最後，無論如何，《竹書紀年》“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的說法讓人冷汗直流。雖有道理，卻始終沒有強大說服力的旁證，因此不能取信。上古時期的禪讓到底是另一種“擁兵自重”，還是真心實意地為百姓著想，推舉一個賢主，如今也沒辦法確切地考證。很遺憾，沒有辦法解決題主的困惑。

其實我們也可以想想看，有時候，我們美化和推崇那個禪讓的時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老有所養，壯有所用……也許只是我們對烏托邦、桃花源那種美好生活的嚮往。

禪讓，更可能只是一個說給成年人的童話吧。

侯東dd

這個不能一概而論。下面我們就展開來說一下吧。

首先說《竹書紀年》是怎麼出來的吧。

這是在古墓中發現的，那是在晉朝晉武帝時候，大約２８１年，在汲縣古墓裡發現的，這是一些竹簡。根據竹簡的內容和一些出土的器物斷定是一座戰國的墓葬。出土後經過荀朂和嶠等人整理，共分七十五卷，紀年佔十二卷，後朝歷代學者對《竹書紀年》做了很多的研究，就都認為這是戰國時期魏國的史書，在時間上一直寫到了公元前２９９年。

我們再說他的價值何在。

這本書對研究戰國史很有價值。清代以來，很多的人用他來校訂《史記》中戰國史部分的內容，取得了很大成績。已經沒有人再墨守《史記六國年表》的內容了。這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紀年》本來是地下出土的戰國原本，以戰國人敘述戰國的事，尤其是與魏國有關的事，當然是比較翔實可靠的了。

那麼對於戰國以前的事呢？那不需要我們進行一下具體分析了。

我們首先說到春秋時期的歷史，那當然有《春秋》了，記事最豐富的是《左傳》，雖然有人質疑，但是它的真實可靠程度近年已得到進一步的證明。而《竹書紀年》的春秋部分寫的不多，但是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對於晉國的事情寫得很詳細，而其他文獻沒有這些材料。如晉文侯殺攜王，晉武公滅荀等事。有的記載和《春秋》不一樣，如晉武公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而《左傳》寫的是桓公四年則雲此役圍魏的是王師秦師。二是不少內容與《春秋》相同，或者大同小異。如《竹書紀年》寫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大王狩於河陽。

其實《竹書紀年》還是有一定的思想傾向的。

曾經親見《竹書紀年》原本的杜預說過，《紀年》文章大似《春秋》經，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由於“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這樣雖然《紀年》所依據的是晉史《乘》，但是從多用諡法來看，已不是《乘》的原文了。總是也是受到了儒家的影響。可以說這是《竹書紀年》一書的一個思想傾向。

其實還有一個傾向，那就是紀異。春秋也有災異之事，但是和《竹書紀年》比起來，那就少多了。如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周穆王伐楚，“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叱黿黿鼉以為梁”“魏王南征，君子為鶴，小人為飛鴞。”總之，很多的災異之事， 這反映了作者相信天人感應，注重蒐集神話傳說，而書中的傳說也多帶有戰國時期的色彩。

《穆天子傳》和《竹書紀年》是同一墓發現的，人們還說，《穆天子傳》被包括在《竹書紀年》裡面，講的是周穆王巡遊之事。但是有更多成份的傳說，而《竹書紀年》則是史籍。不過，它們兩個還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如《紀年》裡說，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而《穆天子傳》中綠耳是穆王八駿之一。再如《竹書紀年》中說，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穆王西征，至於青鳥之所解。而這與《穆天子傳》相合，“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

第三個傾向，那就是傳說性質，尤其是夏朝的歷史。如夏後開舞九招。這與《楚辭》《山海經》相呼應。在《紀年》中王亥的故事中說到了“河伯”，也可能有神話傳說的成份。胤甲時，“天有妖孽，十日並出”這也是神話。可以說戰國時期諸子的作品，很多古史的內容，都受到了作者的觀點影響，甚至是為了適應這一觀點而加以改編，我們在看如夏代這些較古的部分時，是應該注意的。

說到了夏朝，我們進而說下《竹書紀年》說到了夏朝哪些內容吧。

首先是夏朝的世系。這個在《史記夏本紀》中有詳細記載，而在戰國末年趙國也作了《世本》，兩者大體相同。在《紀年》中，雖然內容不多，但除個別的以外，也比較齊備。另外，它還提供了夏王的一些別名，如帝發又名後敬等，所以說《紀年》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夏朝的世系，至少戰國中葉人們是這麼認為的。

其次是夏代的歷史。《紀年》中記載了夏王朝與諸夷的故事。《紀年》記載，少康時，方夷來賓。杼征伐東海，至於王壽。芬時，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等九夷來御。至發（桀的上一任）時，仍有諸夷賓於王門的記事。這裡可以看出，對諸夷的統治仍然是一件大事。

第三，《紀年》還記載了夏代各王的都邑，這也是其他文獻裡沒有記載的。禹都陽城之說，就首先見於《紀年》，這與《世本》相合。而至於太康，羿、相、杼、胤甲、桀在哪裡，《紀年》也有記載。

最後我們說下，《竹書紀年》非常有價值的一點，那就是它的紀年，他的關於年代的說法，是很科學可信的。這是由於《紀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問題上有自己的一套年代學系統。

歷史上那些人那些事兒

鄙人從2004年起研讀諸子經典十餘載，遍讀諸子經典，還做了詳盡的讀書筆記。當然也讀過《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中記載的歷史，使人大跌眼鏡。

我就舉三個最典型的例子：

一、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有堯舜禪讓的詳細記載。聖王堯舜不但一心為萬民謀福祉，更有禪讓的高風亮節。並因此被世人傳誦。但《竹書紀年·五帝紀》卻記載：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二、《史記•殷本紀》記載：伊尹輔佐商湯推翻夏桀。後來賢臣伊尹立太甲為帝。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尹被後世稱頌。被歷代商朝天子尊崇。

而《竹書紀年•殷紀》記載：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但根據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顯示，直至商朝末年，商王朝仍然堅持對伊尹的祭祀。

考古證明《史記》對伊尹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考古更是推翻了《竹書紀年》。

三、《竹書紀年·五帝紀》記載：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並出。這顯然更不可信。

《竹書紀年》的作者當為法家。舜囚堯，以及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殺伊尹之說。與法家宣揚“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君主必須獨攬大權的思想十分匹配。君主若不能駕馭群臣，即使聖明的堯舜，亦會被逆臣囚禁。

《竹書紀年》的成書，以及堯被舜囚的觀點產生應當晚於燕王噲。否則燕王噲斷不會效法堯舜禪讓。

《竹書紀年》其中所載‘歷史’，多不可信。是為宣揚法家思想的偽史。

楊朱學派

竹書紀年》是官史，但卻非正史，是春秋時晉國史官和戰國時魏國史官所編寫，也就是官方編撰的史籍。在西晉時給盜墓賊挖出來，但是內容過於驚世駭俗，不為統治階級和社會主流承認。

《史記》本是私史，也是野史，卻給視為正史，是司馬遷父子私下編寫的，還有西漢博士褚少孫補寫部分。史記記載很多漢朝黑歷史，不為漢朝統治者喜歡，但後來因為儒家思想佔主流，史記影響力巨大，逐漸給接受為正史。

不能單單說誰真就誰假，只能不斷去還原，任何史籍都不可避免帶有主觀看法，很多事情都是道聽途說，都是不同角度解讀。這兩部史籍，都有共同特點，都是蒐集了大量的傳說，參考大量的資料，不同的是史記更偏於小說筆法，加入不少作者個人見解。而且都是曾經散佚，古本丟失，今本都是宋朝或明朝人編撰，可能存在很多錯誤或給篡改的成分。

《史記》主要作者司馬遷，是西漢漢武帝時的史官，但這部史書卻是他父親和他私下編寫，裡面記載了大量秦漢的黑歷史，司馬遷秉承客觀中立態度，不飾美，不掩惡。但是史家多為儒生，司馬遷也是儒生，他不可避免帶有儒家那種天真的理想主義和春秋筆法，也難免主觀，對漢武帝比較厭惡，對漢文帝比較推崇，他以個人標準推崇所謂某些人物，另外他也難免會給參考資料所誤導。上古時期，包括堯舜禹時的政治鬥爭就已經是很激烈，存在美化自己惡行的宣傳，都喜歡吹噓自己是因為德行好才給推舉為首領，是為禪讓制。商末時，西周趁商軍主力征討東夷，率諸侯聯軍，以多勝少，商軍的奴隸大批倒戈，招致大敗。周朝為掩蓋自己曾經是商朝附屬國的事實，美化自己政權合法性，大肆詆譭商朝和帝辛，亂潑髒水。但到春秋時期，周王室權威日喪，日漸式微，諸侯國的史官們在寫夏商周歷史時，也不再忌諱周王室，大肆揭露周朝的黑歷史。

春秋時期的儒生，包括孔子在編寫春秋時，就習慣夾帶私貨，鼓吹仁義道德那套，在他筆下，越是遠古就是發明發達，人民都文明守禮，淳樸善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而越接近作者年代就是越差，最終邏輯都必然是要國家強盛，社會風氣良好，就得推廣他那套儒家學說，宣傳仁義道德，孔子追求的是恢復到周初，希望諸侯安分守己，不再互相攻伐。但其實都是作者的天真幻想，因為人類歷史上，總體都是從黑暗向光明，從矇昧向理性發展的，那樣的越古越好，是違背常理的。

孟子也是如此，把周率領諸侯聯軍，以20萬正規軍欺負商軍倉促拼湊的7萬雜牌軍，明明是以多欺少，卻給他顛倒過來，說成是以少勝多，大敗商軍70萬，是因為所謂的“仁者無敵”。墨家也非常相信上古時期，都是自願禪讓。但學儒出身的荀子卻很懷疑那些古籍和傳說，認為那些禪讓都是假的，實際都是武力逼迫讓位。戰國時的法家人物也普遍不相信，存在所謂自願禪讓的，認為存在囚禁和流放等等。

最後謹記幾句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時候也就是同一件事，從不同角度去看罷了，因為人為因素，刻意加鹽添醋，隨意美化或醜化，只是隨作者心情，或統治者的喜惡。歷史沒有真相，只能不斷還原而已。

一棵紮了根的楊樹

西晉初年，河南省汲縣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叫不準（音讀“否標”）的盜墓賊，偷偷地掘開一座古墓。墓穴被打開後，由於墓中漆黑，不便尋找隨葬品，他滿地一劃拉，摸得一把竹片。點著竹片用來照取寶物，並沒像他所期待地那樣發現金銀財寶，呈現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準大失所望，因為對他來說這些東西毫無用處。他在失望之餘，非常不甘心，於是，將竹片翻個底朝天，把一些值錢的物品拿了，隨手將竹片扔了。

村民們看到被打開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來了幾個官員，看到竹片大小一樣，上面有字，字跡整齊，數量巨大。於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裝了幾車運走。誰知這幾車竹片，揭開了中國歷史上驚世駭俗、驚天動地一件大事。這就是《汲冢書》《竹書紀年》

武帝命當時的大學者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整理發現這是戰國魏國的歷史。竹書紀年的內容有與《史記》記載不同處，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可見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甚高。

對於堯舜禪讓，竹書紀年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放，流放）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舜啟用了被堯長期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的“八愷”、“八元”，歷史上稱之為“舉十六相”，這表明了舜在扶植親信。而對堯信用的混沌、窮奇、禱杌、饕餮等，舜把他們排出了權力中心，這在歷史上被稱之為“去四凶”，這顯然是排除異己，舜是篡奪了堯的大權。

這和我們在史記中記載的充滿脈脈溫情的禪讓截然不同。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冷冰冰，或許這才是歷史的真相，禪讓只不過是被儒家神聖和美化了的精神價值取向罷了。

殷紀則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壓，這似乎更符合歷史的真相

竹書紀年也驗證了一代史學大家顧頡剛的“層累地建造中國古史”的理論。

顧頡剛痴迷看戲，但顧頡剛看戲看出了門道,他發現戲是同一個戲，越到後來便添枝加葉演繹很多。由此想到中國史書記述前代事，不也是這樣嗎。

比如詩經中只提到過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論語中，就有了堯舜；到了戰國，才有五帝之說；鄒衍之後，黃帝成了華夏共祖；而比黃帝更早的伏羲神農，要到漢代才流行起來，至於盤古開天闢地，是魏晉才有的記載。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代歷史，是在轉述的過程中，逐漸地一層一層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後來，說的歷史就越久遠，越到後來，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豐富。說白了，在那個時代，歷史和神話很像，是靠一代代人往上穿鑿附會地加東西，才形成我們看到的模樣的。不太可信，所以古史辨派又被稱之為疑古學派。

歷史或許就是那樣冷冰冰，遠沒有後世描述的那麼溫情脈脈，就像胡適所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小姑娘。竹書紀年或許才真正揭示了歷史的真相。

關鍵字: 歷史 歷史謎團 竹書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