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變革論”走紅以來，很多人過於重視唐宋之際的歷史分野，認為是宋朝是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的分水嶺。但是倘若以一姓王朝而論，南宋自然是北宋的延續。
作為南宋第一代君王，宋高宗乃北宋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比起東漢光武帝之於西漢帝系，血脈上正宗得多。在政治制度與祖宗家法上，南宋也一脈相承的沿襲北宋，未見有全局性與顛覆性的變革。
但是倘若仔細推究，在立國形態上，南宋與金朝的對峙，相較北宋與遼朝的對峙，從表象看似乎相似，實際上卻大異其趣。
在生存空間上，南宋疆域遠比北宋來得侷促逼，僅及北宋五分之三；在軍事形勢上則險要盡失，金朝的戰力氣勢也更勝於遼朝，致使南宋始終處於金騎南牧的嚴重威脅之下。這種嚴峻的外部環境迫使南宋王朝在內外政策上應激性地做出重大調整。
對外更加缺乏自信，對內則更加強化專權獨裁。在政治文化上，與北宋全盛期相比，南宋也有明顯的改變，致使有史家認為，“看官僚的政治作風，南宋也許是定型的關鍵期，以後各朝，始終沒有改變這形態”。這種官場政風的改變與定型，與南渡以後專政軍權圓滑地玩弄制度，嫻熟地掌控官僚，也顯然是息息相關的。
那麼南宋開國君主宋高宗為何要在國策上做出與北宋王朝如此南轅北轍的變化呢？事情不是一蹴而就，仔細分析宋高宗一朝的政治階段，就可發現其中的端倪。
縱觀宋高宗朝的政治史，大體可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相對凸現的政治主題，並在各種政治勢力錯綜複雜的合力糾纏下被裹挾著向前推進。
第一階段從靖康之變到駐蹕臨安。
靖康元年（1126）歲末，女真鐵騎再度南下，東京夢華瞬間幻滅，北宋王朝轟然倒塌，這一曠世大悲劇給宋朝帶來了空前的震驚與屈辱。在亡國劇變面前，倉促成立的南宋政權能否應對與渡過猝然而至的打擊與動盪，為生存立足謀取可能性，是南渡君臣共同面對的政治主題。
第二階段從駐蹕臨安開始到紹興體制最終確立，政治主題是為南渡政權確立怎麼樣的政治體制。
期間以紹興八年（1138）秦檜獨相為界標，又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近七年間，統治階層內部以政治走向為中心進行了多方博弈，宋高宗則在觀測猶疑中舉棋未定。
王夫之認為：“故高宗之任二相（指趙鼎、張浚）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 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 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
也就是說，宋高宗決定拋棄趙、張二相，起用秦檜專權，是深思熟慮的最終決策。這一“斷自朕志”的決策，旨在君相聯手，打造集權體制，卻也宣告了試圖迴歸北宋全盛期皇帝“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權模式的所有艱難努力徹底失敗，宋高宗欽定的政權模式與統治路徑已不可逆轉。
後期為秦檜獨相到岳飛之死，宋高宗於秦檜群臣雙管齊下，對內完成第二次削兵權，對外與金朝訂立紹興和議，兩者相輔相成，成為紹興和議制的奠基石。
在這一階段，有一個值得再探究的問題。王夫之認為：“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強調和戰之爭是南渡君臣所面臨的關鍵性分歧。
宋金之間當然終將達成和平對峙的局面，但究竟以何種結局換取和平，是以淮河為界的方式（即紹興和議的決定），還是推進宋遼舊界，抑或以黃河作為分界線，既取決於南宋對金朝的總方針，也取決於宋金之間的軍事角力。
而宋高宗為打造紹興體制卻完全杜絕了多種可能，這才是令人扼腕的，而紹興體制一經確立，劃淮為界的對峙局面便成定局，偏安成為現實，“自治”無非藉口。其後即便南宋有北伐恢復之心，但軍事補給線過長，取勝可能性渺然。後來的隆興北伐試圖扭轉既成局面，最終仍不得不重歸於和議體制；及至開禧北伐，更是極不負責的一場鬧劇。
第三階段從紹興體制正式確立到宋高宗內禪退位。這是專制極權的紹興體制運行期，一以貫之地固化體制成為最大的政治主題。
期間以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之死，又可分為前後期。前期十二年，宋高宗及其唯一的代理人秦檜終於達到了獨裁模式的預定目的：與金朝的和議換取了政權的外部安全，削奪三大將兵權與殺害岳飛則確保了政權的內部穩定。接下來，這對君相專政就是不擇手段地固化紹興體制，
後期近七年間，宋高宗儘管號稱“更化”，對故相秦檜生前的極端之舉有所弛解，但在紹興體制上絕不本質性的改弦更張，政治生態依舊令人窒息。
這一階段前期，秦檜成為南宋首位權相，一般說來權相的出現，意味著與之相對的君權受到威脅與削奪。但縱觀紹興政治，宋高宗代表的君權根本沒有削弱的跡象，宋高宗的君權與秦檜的相權之間的微妙關係也是頗值得深議的。
北宋立國，中國的君主官僚政體逐漸進入最成熟的發展期，構建起包括對君權、相權與監察權等中樞權力的制約及機制帶來的運營成本之高與行政效率之低，是毋庸置疑的。
在應對南渡初期存亡危局時，這種受到制衡的君權明顯表現出力不從心的症狀。面對內外大變局，宋高宗對“人主之權在乎獨斷”尤其有著清醒認識與高度自覺，出於向金朝乞和的政治訴求與對已收兵權的統治指揮，他迫不及待地謀求逆轉既有的中樞權力制衡結構。及至紹興體制確立，嚴厲扼殺異見，無情鎮壓政敵，更是當務之急。
在這種嚴峻棘手的內外形勢下，專制君權不僅未見削弱，反而迅速擴張。在君主官僚體制下，君權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權，必須藉助相權這一最高行政權開運作整個官僚系統。
而由皇帝與其欽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權的獨裁模式，僅僅以執行幸存者存在，君主的獨裁意志卻能藉由官僚系統而暢行無阻。
在紹興中期中樞權力的制衡博弈中，宋高宗絕非庸弱之君，他需要有一個言聽計從而強幹有力的權相幫他打理和議體制確立前後的一干棘手政事，包括打擊異見的勢力，壓制非議的輿論，都由他去畫策執行，成則“聖意”獨斷，敗則宰相代罪。
也就是說，他倆雖然互為倚用，但秦檜的相權出自宋高宗的授予，兩者的權力邊界與地位安頓的十分明確。秦檜把宋高宗捧成“純王”，自己自稱為“王佐“，正是這種關係的準確定位。
在宋高宗於秦檜的權力交易中，最終贏家還是宋高宗，跪在岳飛墓前遭時代唾罵的鐵像中沒有宋高宗，也不失為最好的證明。而這三步循序漸漸，措置友條，可見宋高宗在整個南宋開國的過程中下的這一盤大棋，正是因為志在成為內外穩定的獨裁君主，南宋便走向了一條與北宋南轅北轍的道路，成為了中國中國與近現代中國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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