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作为世界最大国际组织，自1945年成立以来就面对缺钱的问题。即便一些会员国经济大幅改善，也没能解决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因为其中掺杂了个别国家政治和外交因素，以及同其他国家间战略博弈。
在联合国2020年1月10日点名7个联合国成员国因拖欠联合国财政预算款而失去大会上投票权之后。部分国家补缴了会费，恢复投票权。
而当部分国家已然开始缴纳2020年会费，美国依然拖欠联合国会费超过10亿美元。
一直以来，多国拖欠会费也是造成联合国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财政危机的源头则始于「维和任务开销该由谁承担」的争论。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首次在西奈半岛开展维和任务，随即触发了「谁为维和埋单」的争论。
一些国家拒绝承担其中费用，认为那些危机的始作俑者应该承担费用。
1960年的刚果维和任务，同样因为不同国家间的政策分歧也富有争议，而且投入颇大，导致相关国家拒绝缴纳会费，以至于联合国不得不在之后发放债券渡过难关。
当年苏联便是头号欠债者，以示抗议其同联合国其他国家的政治政策分歧。彼时的美国则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快速、及时、无条件缴纳联合国会费的维护者。
时光荏苒到了1970年代后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第三世界在联合国话语比重上升，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力相较弱化，华盛顿逐渐出现了反对联合国的声音，这股势力主要在国会开始滋长。
1979年，在一次有关联合国财政改革的听证会上，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要根据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策倾向，加大对联合国及其预算的控制，尤其加大对美国不同意的政策的联合国预算的控制。
1980年代，美国甚至要求联合国改变其通过2/3绝大多数投票的预算设置机制，接受美国加权投票要求，这样美国就可以行使否决权。
美国是拖欠联合国会费最多的国家之一。
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态度转变故意拖欠联合国会费。
克林顿政府和一些国家领导人坚持要求对联合国员额进行裁减。
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开始故意拖欠联合国会费，彻底对联合国援助机构撤资，并推迟缴纳其他相关付款，以此发挥政治杠杆的作用，这类行为一度引发联合国财政危机。
当时里根采纳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建议，认为联合国已经沦为苏联对抗美国资本主义的「宣传分支」和第三世界极端主义的跳板，随即建议美国重新发挥对联合国的控制权，或搁置部分资金，开出联合国做出某种「改革」的条件，或直接拒绝向美国政府反对的项目支付相关费用。
最后，在该智库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983年通过法桉，阻止美国向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纳米比亚人组党（SWAPO）的项目提供资金。
虽然这部分资金对联合国总体预算的影响较小，但它却为今后美国政府拒绝或推迟缴纳会费设立先例。现在的特朗普政府拖欠会费并退出相关联合国机构，某种程度上也是效彷列根时期的做法。
1985年，列根政府拖欠当年费用长达10个月的时间，同时加大对联合国及个别机构的施压，并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为该组织「管理不善且过于政治化」。
根据1993年成立的旨在促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问责制，加强国际法的组织「全球政策论坛」（Global Policy Forum）数据，列根政府时期对联合国的逾期欠款从1984年的1,200万美元上升至1985年的8,600万美元，迫使联合国不得不缩减10%的预算，并大批裁员。
里根离任时，在联合国常规预算拖欠费用中，美国佔78%，高达3.08亿美元。老布什上台第一年，这一比重和数值上升至79%和3.65亿美元。
但随着联合国在美国海湾战争及其后续政策决策中也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有所缓和，欠费情况得到缓解。老布殊离任时，美国欠费为2.4亿美元，占总联合国常规预算逾期欠费的48%。
同一时期，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经济体遭遇经济困境，新成立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了欠费者。以至于到了1992年，美国欠费虽然下降，但联合国常规预算欠款仍旧飙升至5亿美元。
克林顿上台后，推行积极的多边主义政策，并扩大美国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角色，但是由于共和党人的反对，克林顿政府也不得不採取一些妥协态度。
1994年，联合国欠费总额为35亿美元，美国的分摊会费为15亿。在共和党的施压下，克林顿政府和一些国家坚持要求对联合国员额进行裁减，联合国1998年至1999年两年预算基本持零增长，起点甚至比1994年至1995年度的拨款尚少了1亿美元，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从1980年代中期的1.2万名裁减到约8,000名。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时期，美国民主党一般採取相对积极的方式应对联合国会费，但共和党则一直对联合国存在敌意。
很大因素是因为联合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原则，与共和党的保守思维相违背，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护LGBT的立场和联合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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