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於武漢爆發以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造成的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已經不同程度地蔓延到全國其他省市及境外地區，防控局面依然嚴峻。
疫情是對我國國家治理能力的考驗，也是促使全社會對既有治理模式進行反思、改進的契機。本文聚焦於如何以適當方式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重大公共事件的治理這一命題，力圖將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增強社會治理主體的協調性” 這一新時期國家治理目標引入具體圖景下的探討。
疫情終會過去，應急終會解除
一、兩類基本態度所代表的治理思維
新冠肺炎疫情給黨和國家的治理提出了急切而重大的挑戰。坦率講，疫情爆發早期武漢市及湖北省的防控措施存在重大瑕疵，造成了之後全國範圍內疫情防控一定程度上的被動局面。這種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中必然存在一些很具有爭議性的子議題或標誌性事件，比如早期的疫情上報與對外公佈、紅十字會在應急物資調配方面的不力，地方政府對防疫企業的政策前後不一致等。
如果將具體的事件內容抽離，就公共事件應對策略進行分析，大體上可以總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思維：
一種突出計劃性和權威性，把群眾當成治理對象，期待一群更好治理（管理）的群眾。這種思維在公共事件發生的大多數時候其實寧可群眾是沒有主觀能動性的，只要服從就好。“理想的群眾”面對疫情，即使在情況不明時也不會反應過激，可以耐心而被動地等待政府出面說明情況並且沒有異議；可以老老實實地服從政府在疫情發佈、物資調配、醫療部署、輿情引導等方面的統一部署，而不會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些什麼。唯一需要發揮覺悟的環節是萬一群眾中有一部分人出現了恐慌、憤怒和質疑，其他人能夠統一口徑，積極評價政府的作為，形成穩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說到底，這是一種既無法徹底脫離群眾，又不敢充分發動群眾，想要僅僅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力量對抗疫情的片面防控路線。
另一種突出應變性和協調性，把群眾當成治理的主體之一，期待社會力量更好地參與治理。這種思維在公共事件的任何階段都放棄了“理想群眾”這一不可期待的條件，理解並接受群眾難免會有一些不必要的恐慌、不切實際的期盼、對政府不夠公允的評價，以及繞開政府制定的官方渠道自救或援助他人的行為；特別是要有雅量與一切非主觀惡意的不同意見乃失實言論暫擱爭議，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解決現實問題上，充分考慮藉助社會上其他專業領域的優勢資源，迅速迭代，化解瓶頸，提高效率。也就是說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走一條全面抗“疫”的路線。毫無疑問，無論是基於執政黨一向的群眾路線，還是基於對當下這個時代的現實認識，第二種思維更加可取。
二、社會力量參與重大公共事件是必然需求
21世紀，各種社會力量參與重大公共事件已是不可阻擋的社會趨勢，如果不能引導其以有建設性的方式參與治理，就只能收穫其以有破壞性的方式加劇不穩定因素。人類社會的治理髮展歷史就是一部治理者群體不斷擴大的歷史。 最初只有貴族參與治理，後來擴展到職業官僚，再後來理論上所有人至少都可以通過代議制間接參與治理。然而21世紀以來互聯網技術飛速進步，間接參與的路徑已可以繞開，普通人正在越發便利地結成包括企業、非政府組織、意見團體等各種社會力量，直接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
越是重大的公共事件，每個人感受到的衝擊也就越直觀。對於那些有著切身感受的活生生的人來說，個人有所關切，是不可能被抑制的，是最起碼的人性。個人通過關切完成初步參與後，如果公共事件在時間上持續，在程度上加劇，則必然引發普通人的參與由表達關切轉向分享討論，並最終往往還能落實為實際行動。這同樣是人性所致，難以抑制。此時，社交互聯網平臺、網購互聯網平臺和企業互聯網平臺同時發力，使更大範圍內更多不同觀點、需求、資源的交互配對變得更為普遍，而在線上的意見潮流向線下擴散時，無論是分散的個人行為還是協作的集體行動（特別是慈善組織的救助和企業的生產），也都可以藉助互聯網更快地落實見效。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重大公共事件的不同階段，政府的角色必然發生轉變，即從前期的主導者變為之後的協調者。 具體來說，政府力量在重大公共事件初期確實需要扮演主導性的角色，因為該階段的重點在於合理配置存量資源。待到事件發展到中期、後期，乃至事件結束後的恢復期，則需要更多地扮演協調性的角色，因為工作重點必然轉向有效發掘增量資源。
三、以適當的方式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可以取得積極成效
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治理的關鍵，首先在於主觀上要接受符合這個時代要求的治理思維：在突發重大公共事件時突出應變性和協調性，把人民群眾當成治理的主體之一，期待社會力量更好地參與治理。
我們通過觀察疫情中社會力量參與治理的實際效果，以及分析其背後的作用機理，認為以適當的方式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治理可以取得積極成效。從效果上看，此次的疫情中群眾自發結成的社會力量確實發揮著某些積極的作用。他們在海外市場籌措醫療用品捐贈給國內的醫療機構；組成志願者車隊在封城的武漢街頭接送醫護人員；在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的倉庫登記、分發物資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不是說這些自發的社會力量參與疫情防控的過程中完全不參雜問題，但公允地說，中國人民同舟共濟的樸素情感和這些年以來公民意識的培養使得這些社會力量的參與總體上利大於弊。
分析其中的機制原因，本文認為關鍵在於社會力量在市場化環境中以競爭求生存，從而普遍具備系統快速迭代的特點。面對突發事件，它們的這一特點使其能夠更快地配合形勢，以靈活、高效的方式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做補充，在政府力量雖可及，但尚有疏漏的地方做改善。因此只要能放下居高臨下的姿態務實地對接，就能促進社會力量在很多方面發揮出政府所沒有的效能。志願者通過民間慈善機構快速實現應急物資的定向捐助；互聯網科技企業對接衛健委疾控數據製成實時更新的城市疫情場所地圖，提供免費的線上辦公平臺服務乃至賀歲片觀影服務；以及新興的知識服務商在線上提供質量較有保障的防疫知識等等，都是已見成效的例子。還有一些則面臨更為複雜的現實環境，雖然已經啟動，但仍需政府在細處多做工作，以最終實現對社會力量的充分動員。
疫情終會過去，應急終會解除。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治理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於應急，更在於將特殊時期暴露出的問題和相應的解決方案精確地記錄下來，為事後充分討論、研究，為更好的長效治理機制形成抓手。
作者：張駿，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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