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春捺缽遺址群的新發現
———2018 年乾安縣藏字區春捺缽遺址考古調查發掘的重要收穫
吳 敬 馮恩學 王春委
［摘 要］ 春捺缽遺址群位於吉林省乾安縣境內，2018 年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對該遺址群的藏字區遺 址進行了調查、勘探和發掘。從考古工作成果來看，可以將遺址分為特徵鮮明的早晚兩期，早期年 代可能上溯至遼代，晚期年代應為金代。此次考古發掘所揭示的遺存面貌，與遼金時期的春捺缽活 動特點以及遼金時期相關的社會歷史背景有著一定的關係，為進一步研究遼金春捺缽的物質文化面 貌提供了重要資料。
［關鍵詞］ 春捺缽遺址群; 考古學分期; 遼金時期考古; 聚落特點; 吉林省乾安縣
［基金項目］ 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學前沿與交叉學科創新項目 ( 2018QY002) ; 吉林大學青年學術領袖培育計劃項目 ( 2019FＲLX02)
［收稿日期］ 2019－04－13 ［DOI］ 10．15939/j．jujsse．2020．01．ls3
［作者簡介］ 吳 敬、馮恩學，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王春委，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博士研究生。( 長春 130012)
《遼史》有云，遼代皇帝 “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 ‘捺缽’” ［1］《營衛志中》，373，其中尤以春 捺缽的活動最為豐富和重要。春捺缽，又稱 “春水”，《遼史》對其亦有詳載 : “春捺缽: 曰鴨子 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 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皇帝得頭鵝，薦廟，群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 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為樂。賜眾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鉤，春盡乃還” ［1］《營衛志中》，373－374。由此可 知，遼代春捺缽必是在水域之旁進行的漁獵活動。
據載，遼聖宗在太平二年 ( 1022) 正月至三月間，相繼 “如納水鉤魚……駐蹕魚兒濼…… 如長春州” ［2］《聖宗七》，190。從此開始，遼帝春捺缽的地點便開始相對固定在混同江 ( 今松花江) 、長 春河 ( 今洮兒河) 、納水 ( 今嫩江) 、魚兒濼 ( 今月亮泡) 等地，即今吉林省西部松花江與嫩江 交匯一帶的遼長春州 ( 今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3］附近。金滅遼後，熙宗於皇統三年 ( 1143) “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剌缽”，同時又指出， “契丹主有國以 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 ［4］《熙宗孝成皇帝三》，166由此可見，金代 初年應從制度上繼承了遼代的春捺缽活動及其地點。
關於遼金春捺缽制度的歷史學研究，已有較為豐碩的成果［5－8］，但是對於其地點和考古遺存 面貌的探尋長期以來一直較為模糊。2009—2010 年，吉林省乾安縣在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中，發現了依圍湖面的四處土臺分佈區，分別是位於乾安縣西南部花敖泡東南側的後鳴字區 以及乾安縣東北部查干湖西南岸的藏字區、騰字區和地字區。
遺址群位於遼金春捺缽的區域內， 形制特殊且規模宏大①，採集到了大量遼金時期遺物，可能與遼金春捺缽存在著密切關係②，遂 將其定名為 “春捺缽遺址群”。
2013—2016 年，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對規模最大的後鳴字區進行了連續四年的調查、 勘探和發掘，為研究春捺缽遺址群的年代、佈局提供了重要資料。 ［9－10］在春捺缽遺址群后鳴字區 考古工作期間，考古隊對查干湖西南岸的其他三個遺址區也進行了初步調查，取得了一些相關的 認識。 ［11－12］
為了摸清查干湖西南岸春捺缽遺址群分佈區的文化面貌，2018 年 6 月至 10 月，吉林 大學考古學院等單位選擇了查干湖西南岸居中的藏字區遺址，對其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和發 掘，有了一系列的新發現。
一、藏字區春捺缽遺址的新發現
春捺缽遺址群藏字區位於乾安縣讓字鎮藏字村北的查干湖西南岸，分佈範圍東西約 1 400 米，南北約 1 000 米，經過多次調查和測繪，確認該區域內現存隆起於地表的土臺近 300 個。在 以往考古調查的基礎上，2018 年首先對藏字區遺址內的所有土臺進行了地毯式的踏查，結合調 查中所見地表遺物的分佈情況，對遺址東北部區域進行了集中勘探。結合調查和勘探成果，先後 確定了分屬於四個土臺的 I、II、III、IV 區進行發掘，發掘面積共計 945 平方米。以下對本年度 工作的主要發現作擇要簡介。
( 一) 土臺的地層堆積
2018 年春捺缽遺址群藏字區的四個發掘區中，第 I、II 區南北相距約 50 米，兩區所在土臺 在發掘前保存較為完整，土臺頂部在發掘前高於地表約0. 5 米。從發掘情況來看，這兩個土臺對 於探討土臺的地層堆積及其使用過程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③
第 I 區的堆積可分為七層④: 第 1 層為表土; 第 2 至 4 層為黃土夾雜紅燒土粒和黑灰土粒， 土質土色差異不太明顯，此三層包含的遺物和開口的遺蹟最多; 第 5 層為較純淨的灰黑色土，車 轍印便在此層下開口，且車轍印內填土與5 層堆積土是相連的; 第 6 層為純淨的灰白色黏土，應 為淤積而成; 第 7 層為夾雜白色、褐色斑點的黃色雜土，出土零星的遼金時期灰陶片; 7 層以下 為純淨的生土。
第 II 區位於第 I 區南側，堆積也可以分為七層: 第 1 層為表土; 第 2 層土分佈於土臺外圍， 土質較為純淨，推測其可能是土臺上部堆積被沖蝕後形成的淤土層; 第 3、4 層為黃土夾雜少量 紅燒土粒，土質土色差異較小，這兩層堆積分佈於土臺中部，且隆起於均勻分佈的第5 層之上， 這也基本揭示了土臺的邊界，雖然兩層堆積中只包含少量的陶瓷器殘片和動物骨骼，但也說明了這兩層應是土臺的主體堆積，整個土臺發現的唯一一個灰坑便開口於 4 層下; 第 5 層為深灰色 土，均勻分佈於土臺中部區域，厚度均勻，土質純淨，可能是一層墊土; 第 6 層為淺褐色土，未 出遺物; 第 7 層為夾雜白色、褐色斑塊的黃色雜土，未出遺物; 7 層以下為生土。 對比兩區的地層堆積，可以發現 II 區 3、4 層與 I 區 2 至 4 層，II 區 5 層與 I 區 5 層，II 區 7 層與 I 區 7 層，無論從土質土色還是包含物，都十分相似。據此可以得出兩個土臺的對應關係， 即 II 區土臺的使用和形成過程與 I 區土臺應基本對應，只是遺存數量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雖然 與 I 區相距不遠，但 II 區所在土臺的人類活動極不豐富，兩個土臺在功能上應存在明顯差異。
( 二) 遺蹟
本年度的發掘共清理灰坑48 個、房址2 座、灶6 個、窖穴1 座、車轍印1 組，其中尤以第 I 發掘區最為豐富。 ① 灰坑多為圓形、橢圓形，少數為不規則形，大小不一，坑內堆積以黑灰土夾 雜炭粒和紅燒土粒為主。房址均位於土臺中央的頂部區域，僅存部分火炕煙道的跡象。灶均為室 外灶，圓形居多，灶內包含大量的紅燒土塊。窖穴與房址開口於同一層位下，平面呈圓形，建造 方式為先下挖一個直徑2. 5 米、深 1. 6 米的直筒形深坑，然後緊貼坑壁的20 釐米，間隔填築厚 約 5 釐米的黃土層和灰土層，最後在填土層內壁貼一層厚約5 釐米的蘆草作為護壁。車轍印為南 北平行的兩道黑土帶，間距約 1. 7 米。
( 三) 遺物
2018 年春捺缽遺址群藏字區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出土和採集了多個種類的遺物，其中以陶 瓷器殘片為主，此外還有銅錢、銅首飾、鐵器、石器以及大量的動物骨骼等。
( 1) 出土遺物。
陶器以各類灰陶器為主，可辨器型有罐、盆、壺等，其中卷沿盆具有典型 的金代風格。瓷器以各類碗盞居多，部分碗盞採用了底部刮釉一週的澀圈疊燒工藝，這也是典型 的金代瓷器製法。銅首飾為一件鳳首簪，存留鳳首部分，簪身已殘。銅錢均為北宋年號銅錢，保 存較好的有祥符通寶、天禧通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等。鐵器有碗、犁、釘等。石器有穿孔 珠、礪石、磨盤等。動物骨骼的種類較為豐富，初步辨認的種屬有牛、羊、狗、鼠、蚌等。
( 2) 採集遺物。
除發掘出土的遺物，本年度的調查中也採集到了一批重要遺物，例如: 在 第 II 發掘區周邊的土臺，採集到了一批鐵鎧甲片; 在第 III 發掘區的地表，採集到了多件篦點紋 陶片，而篦點紋陶片目前被認為是遼代陶器最有代表性的裝飾手法; 在第 IV 發掘區的地表，採 集到了 3 件小銅人像，從功能來看，應屬於佩戴在身上的掛件，同樣造型的銅人在遼上京和金上 京地區也有發現。 ［13］
二、藏字區春捺缽遺址的新收穫
2018 年以前，藏字區春捺缽遺址雖然做過一些調查工作，對其年代和性質也進行過初步推 斷，但未經考古發掘之前，對該遺址區乃至整個查干湖西南岸三個春捺缽遺址區的認識應該說是 較為模糊的。通過 2018 年對藏字區春捺缽遺址的進一步調查和發掘，為我們深入研究春捺缽遺 址群的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證據和新的啟示。
( 一) 遺址的分期與年代問題
從 2018 年藏字區春捺缽遺址第 I 發掘區的地層堆積和遺物特徵來看，可以將其分為早晚兩 期。早期以 6、7 層及車轍印遺蹟為代表，遺憾的是早期地層中出土的灰陶片並不具有較為明顯的年代特徵。晚期以 2 至 5 層為代表，其中第 5 層的堆積可能是由於長期人類活動對前期地表和 遺蹟的覆蓋，而且從此往上的各地層，遺蹟遺物逐漸豐富，因此將 5 層歸入晚期。從地層中的遺 跡和包含物來看，晚期應是土臺使用的主體年代，根據出土遺物判斷其年代應為金代。早期遺存 年代究竟能早到什麼時候，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從一些間接證據入手，似乎可以對其年 代作一些有益的推論。
其一，第 I 發掘區早期地層中出土的零星陶片，可以確定為遼金時期的灰陶片，因此早期地 層的年代也不會超出這一範疇。雖然沒有在早期地層中發現直接證據證明其年代能早到遼代，但 是在第 III 發掘區採集的篦點紋陶片說明在藏字區春捺缽遺址內，遼代已有人類活動，或是由於 活動稀少，或是由於分佈區域過大，導致沒有在此次發掘的早期地層中找到典型的遼代遺物。
其二，第 I 發掘區早期遺存所見的車轍印，間距 1. 7 米，而車轍印在城四家子城址中也有發 現［14］，但間距要窄。從一些遼墓壁畫資料來看，可以對它們的性質作進一步的討論。遼墓壁畫 所繪之車有多種類型，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庫倫 1 號遼墓出行圖中的轎形車［15］、法庫葉茂臺 蕭義墓出行圖中的駝車［16］和克什克騰旗二八地 1 號遼墓石棺畫上的氈車［17］。 “契丹故俗，便於 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貴富者加之華 飾。 ” ［18］《儀衛志一》，900庫倫1 號遼墓的轎形車以鹿牽拉，車型較小，其旁準備上車者為貴婦。《遼史·耶 律儼傳》亦載 : “天慶中，以疾，命乘小車入朝。”［19］《耶律儼傳》，1416由此可見，小車可能多是高等級 人物在城市中使用的車輿。駝車和氈車均為長轅、高輪，輪距明顯寬於轎形車，而且從二八地 1 號遼墓所繪場景來看，完全是契丹人遊牧生活的真實寫照。城四家子城址發掘所見之車轍，很可 能屬於小車，而在春捺缽活動區域行駛的車，應是更適合契丹人轉徙隨時之車。而且，城四家子 城址內發現的車轍印是在城市道路上反覆行駛後形成的多道車轍，藏字區春捺缽遺址所見的車轍 印則是非常清晰的兩道黑土印，說明這一區域內行駛之車，可能多為一次行駛後形成了界限清晰 的兩道車轍印，與遼代春捺缽活動的遊獵性質也較為契合。
( 二) 遺址使用人群的問題
依前文所述，遺址的早期遺存可能上溯至遼代，每年春天短暫的春捺缽漁獵活動可能是導致 早期遺存稀少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以藏字區春捺缽遺址第 I 發掘區為代表的晚期遺存，從下 至上漸趨豐富，而且到了土臺頂部區域，還出現了開口於第2 層下的 2 座房址、1 座窖穴以及大 量包含燒土粒的灰燼坑，這完全是定居生活的模式。有研究指出，金代早期在海陵王遷都以前， 春水活動的地點仍在松花江流域，但是在海陵王遷都中都後，春水活動則多在今河北地區。 ［20］金 代早期，春水活動依金熙宗之言，參照契丹舊例，在遼代春捺缽活動區域的可能性較大。藏字區 春捺缽遺址第 I 發掘區屬於晚期偏早階段的第5 層堆積，遺存也不甚豐富，似乎也符合金代早期 仍在這一區域進行春捺缽活動的歷史背景。隨著金國首都的南遷，原春捺缽區域也就失去了其相 應的功能，這一區域極有可能成為了當地百姓的定居之地。而且，女真人雖然具有漁獵民族的特 性，但是其早在遼代就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定居農業生活。 ［21］從這一角度分析，藏字區春捺缽遺址 晚期遺存的特點與金代春水活動地點的變化以及東北地區女真人的生活習性也較為吻合。
第 II 發掘區所在土臺直徑不足15 米，遺蹟遺物十分稀少。雖然 I 區和 II 區相距不遠，但遺 存豐富程度差異巨大。因此，II 區土臺可能是附屬於 I 區的一個小土臺，並不是同時期人類活動 的主要區域。藏字區春捺缽遺址內分佈了近300 個土臺，據調查可知，很多區域都存在著類似的 現象，即一個較大的土臺周圍，不規則地圍繞著幾個甚至十幾個小土臺。雖然很難對這些土臺進 行全部揭露，但以 I、II 發掘區所見，這種土臺的分佈模式或是人群的生活規律可能也存在於其 他區域。這種向心式的村落分佈特點，可能是金代鄉間聚落的一種類型，其或與金代猛安謀剋制有著一定關係。
金初的猛安謀剋制是一種軍事化的社會組織， “金之初年，諸部之民無它徭役，壯者皆兵， 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 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 也” ［22］《兵》，992。隨著金國版圖的擴大，猛安謀克逐漸成為金國的地方行政組織和戶等制度，尤其 是東北地區降金的契丹人、渤海人和漢人，基本都被編入了猛安謀克之中。 ［23］而且在第 II 發掘區 周邊採集到的鐵鎧甲片，似乎也說明在一些土臺上可能還生活了具有軍事功能的人群。藏字區春 捺缽遺址調查發掘所揭示的聚落功能和分區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探討金代東北地區猛安謀克 制下的村落佈局提供了重要資料。
( 三) 春捺缽遺址群的內在關係問題
春捺缽遺址群后鳴字區和查干湖西南岸三個片區的直線距離約 30 多公里，自從被發現以來， 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尚無明確的定論。
首先，年代關係。春捺缽遺址群各區的年代問題，在沒有進行考古發掘之前，都是基於調查 材料的初步判斷，年代不甚明瞭。後鳴字區春捺缽遺址的發掘表明，遺址年代為遼金時期無疑， 同樣也存在遼代遺存不豐富、金代遺存較多的現象。2018 年藏字區春捺缽遺址的發掘表明，其 年代和文化面貌與後鳴字區基本一致，因此，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以藏字區為代表的查干 湖西南岸春捺缽遺址和後鳴字區春捺缽遺址具有較強的同質性，應可以置於同一時空框架內 考量。
其次，相互關係。由於春捺缽遺址群各區的分佈範圍均較大，難以做到全覆蓋式的考古發 掘，對於它們之間在使用時的關係，很難做到精確判定，而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似乎存在多種 可能。一者，分區使用的關係。春捺缽遺址群中，後鳴字區的分佈範圍最廣、土臺數量最多，約 是查干湖西南岸三區的總和。遼代的春捺缽活動，地點不固定，隨行人員眾多，後鳴字區和查干 湖西南岸的三區都是圍繞湖面分佈，遺存特點又高度相近，有可能是不同時期或年份形成的捺缽 地點，因此，從土臺數量和分佈規模上看，後鳴字區和查干湖西南岸的三區有著一定的對等性。 二者，守衛防禦的關係。
2013—2016 年的調查和發掘中，確認了後鳴字區遺址內有一處周長 400 多米的院落址，內有夯土建築臺基，出土有佛像、建築構件等遺物，發掘者據此推測該院落址可 能與遼代春捺缽的祭祀活動存在一定關係，但是通過對查干湖西南岸三個春捺缽遺址區的調查和 發掘，尚未見到有此類高等級的遺蹟或遺物，因此，從遺址區的建築等級來看，位於西南方的後 鳴字區春捺缽遺址可能規格更高。此種格局的最初奠定，是否與遼代春捺缽所具有的政治軍事目 的有著一定的關係? 遼代的春捺缽，從表面看來是遊獵活動，但是春捺缽活動的區域也正是遼代 統治核心勢力範圍和東北部少數民族活動區域的交界地帶，尤其是活動於松花江、黑龍江流域的 女真人，一直是遼代統治下的不穩定因素。乾安縣境內的春捺缽遺址群四個地點所形成的兩大片 區，可能是遼代皇帝歷次春捺缽活動的地點之一，駐蹕後形成了高等級區域在西南，隨行軍隊在 東北的格局。東北地區冬季寒冷，即便是春季，湖面依然結有厚厚的冰層，查干湖西南岸的三區 呈西北—東南向分佈，正好可以形成一道面向東北方冰面開闊地帶的防禦屏障，承擔起西南方几 十里外高級別營地的防衛任務。
三、結 語
對於 “春捺缽遺址群”的定名和性質，目前在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仍存在一定爭議。雖然還有很多短期內考古工作也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是通過多年的努力，已能基本確認春捺缽遺址群 各區的文化面貌，同時也為遺址年代和分期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證據。
從現有資料分析，結合 遼金春捺缽以及遼金時期社會歷史背景的分析，我們對乾安縣春捺缽遺址群有了進一步的認 識———該遺址群是目前所見在遺存年代、遺蹟屬性、遺物特徵上與遼金春捺缽最為接近的遺址。
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由於遺址大而散的分佈特點，給考古工作帶來了很多困難。關於遺址 年代、使用人群以及遺址區內在關係等問題的探討，還有很多仍處於初步推論階段。但是無論如 何，這種大型郊野營地或是村落遺址，都是目前國內所見最為特殊的遺址類型之一。春捺缽遺址 群不僅為研究遼金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資料和新的啟示，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國古遺址的 類型，在華夏文明的發展歷程中，應有其不容忽視的歷史地位。
［參考文獻］
［1］脫脫等 : 《遼史》卷 32，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
［2］脫脫等 : 《遼史》卷 16，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
［3］宋德輝 : 《城四家子古城為遼代長春州金代新泰州》，《北方文物》，2009 年 2 期。
［4］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 : 《大金國志校正》卷 11，北京: 中華書局，1986 年。
［5］傅樂煥 : 《遼史叢考》，北京: 中華書局，1984 年。
［6］楊軍 : 《遼代捺缽三題》，《史學集刊》，2016 年 3 期。
［7］劉浦江 : 《金代捺缽研究 ( 上 ) 》，《文史》，1999 年 4 期。
［8］劉浦江 : 《金代捺缽研究 ( 下 ) 》，《文史》，2000 年 1 期。
［9］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乾安縣文物管理所 : 《乾安春捺缽遺址群后鳴字區遺址調查簡報》，《邊疆 考古研究》第 20 輯，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6 年。
［10］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 《吉林乾安縣遼金春捺缽遺址群后鳴字區遺址的調查與發掘》， 《考古》， 2017 年 6 期。
［11］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乾安縣文物管理所 : 《吉林省乾安縣查干湖西南岸春捺缽遺址群調查簡報》， 《邊疆考古研究》第 18 輯，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5 年。
［12］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吉林省查干湖西南岸春捺缽遺址 2016 年調查簡 報》，《地域文化研究》，2018 年 1 期。
［13］陰淑梅 : 《黑龍江省阿城市金上京出土的青銅童子佩飾》，《博物館研究》，2007 年 4 期。 ［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白城市博物館 : 《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建築臺基發掘 簡報》，《文物》，2016 年 9 期。
［15］王健群、陳相偉 : 《庫倫遼代壁畫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6］溫麗和 : 《遼寧法庫葉茂臺肖義墓》，《考古》，1989 年 4 期。
［17］項春松 : 《遼寧昭烏達地區發現的遼墓繪畫資料》，《文物》，1979 年 6 期。
［18］脫脫等 : 《遼史》卷 55，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
［19］脫脫等 : 《遼史》卷 98，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
［20］都興智 : 《金代皇帝的 “春水秋山”》，《北方文物》，1998 年 3 期。
［21］吳敬、邵海波 : 《東北地區金代遺址出土鐵器的類型學考察》，《邊疆考古研究》第 13 輯，北京: 科學出 版社，2013 年。
［22］脫脫等 : 《金史》卷 44，北京: 中華書局，1975 年。
［23］焦慧 : 《猛安謀克的興衰》，《社會科學輯刊》，1990 年 3 期。
閱讀更多 滿族文化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