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寨的永贵大叔曾一度是农业战线上一面耀眼的旗帜，后来又成了一位风云人物。永贵大叔在一九七零年代中后期，曾担任了好几个重要职务。
1980年2月23日之后，因为某些原因，永贵大叔决定辞职。
一天，他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
永贵大叔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了，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
永贵大叔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执笔写，我说。”
永贵大叔靠在沙发上，想了一会，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又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又说：“就这吧！”
于是，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父亲念了一遍。永贵同志听罢点了点头。
1980年8月30日，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了永贵大叔要求解除他职务的请求。
永贵大叔辞职后，他认为自己应当搬出相应级别的住房，他对国管局的同志说：“不当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
国管局的同志建议他还是住在老地方，说：“你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
永贵大叔不同意。
永贵大叔态度坚决。最后，国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二十二号楼定居。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初十，卡车拉着永贵大叔的家当，包括：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等日常用品，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号楼之后，事务管理局按规定为永贵大叔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每月发给他50元费用。工资200元。
永贵大叔辞职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在住的楼里，见到有劳动的事，就走在前面，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都抢着干。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汽车。每当有客人到访后，他总是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
永贵大叔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
永贵大叔每天上午都要提着篮子步行出去买菜。出门时，他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
来到商店菜摊，永贵大叔指着柜台上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
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永贵大叔，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永贵大叔也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
过了一会儿，售货员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永贵大叔不乐意了，硬扔下钱走了，从此再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还有一次，永贵大叔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
排到了，他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
卖猪肉商贩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
卖肉商贩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秤了。永贵笑了笑也不说话，交了钱提肉就走。轮到后边的顾客买肉，也要像前边的人一样专来瘦的，卖猪肉的道：“肥瘦搭着卖！”
“那前边那个人呢？”顾客问。
“前边那个人？你也不看看那是谁？你能跟他比？”卖猪肉的说道。
永贵大叔买完菜，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他提着菜篮子上公共汽车后，车上人多拥挤，已经没有座位。乘客们认出了他，争相给他让座，问长问短。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
回到家后，永贵大叔高兴地对老伴说：“京城人待咱可不错哩。没有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对咱可好哩。”
一九八三年春，永贵大叔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于是，他就给上级首长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了。不久，他成为了京城东郊农场的农业顾问。
閱讀更多 野老說語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