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記者 楊建偉 / 文
“霍亂剛剛流行兩個星期，墓地就已經滿了。”
200多年前，霍亂肆虐拉美，死傷無數，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裡描述了這場災難：“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幾乎被淹沒在不斷增多的乞丐中，露天的汙水溝散發出死亡味道……街道的垃圾堆上到處都是飢餓的老鼠，驚得拉車的馬兒走得磕磕絆絆。”
儼然一幅人間地獄景象。
霍亂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在中國，它與鼠疫一同並稱為甲類傳染病，危害極大。很久以前，霍亂還只是孟加拉國的地方病，直到19世紀才在歐洲、美洲等地爆發，像幽靈一樣盤踞在世界各地。
除了霍亂，在這份令人害怕的傳染病“幽靈”名單上，還有一長串熟悉的名字：鼠疫、天花、肺結核、乙肝、艾滋病……人們恐懼傳染病，因為它帶來死亡，也帶來歧視。給人們帶來恐慌和死亡的同時，傳染病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人類文明的歷史格局。
南下的重要阻力
如果要問你，中國最發達的地區是哪裡，你可能會想到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後兩個地區都在長江以南。
自兩宋以來，江南就逐漸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地區，無論文化還是經濟。問題是，都知道江南雨水豐沛適宜生產，水路暢通利於貿易，為何直到兩宋，江南才逐漸繁盛起來？
著名世界史學者威廉 ·麥克尼爾在其著作《瘟疫與人》中認為，中國南方發展遲緩的一個關鍵原因很可能是傳染病。
自秦朝以來，對擴大疆域著迷的中原王朝就多次試圖出兵南征，又頻頻受阻於傳染病疫。比如，西漢初年，南粵王趙佗叛亂，漢廷發兵征伐，據《漢書》記載，“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三國志》中也記載，赤壁之戰曹操大敗，軍營中又遭遇瘟疫流行，死者大半。而歷史上，被派往南方做官的官員們任期短，死亡率出奇地高。蘇軾也曾被貶至海南、潮州等地，最後因患上痢疾病逝於常州。因此，即使南方土地更肥沃，人們也要在踏上旅途前掂量一下瘧疾、登革熱等疫病的危害。
在麥克尼爾看來，相較北方，南方溼熱的環境更容易滋生細菌和寄生物。他在《疾病與人》中寫道，“在溼熱的南方會罹患更多的傳染病，許多現代病的地域界線正好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
直到唐代，雖然早已有大運河連接南北，但北方人一想到南方，仍然會浮現出對傳染病的恐懼。白居易寫過一首詩，《新豐折臂翁》，講述一位老翁為逃兵役不惜自殘的故事。他恐懼的並非戰爭。中央政府徵兵目的是討伐崛起於今雲南一帶的南詔國。“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
雖然古代瘴氣的含義很複雜，但從“未過十人二三死”來看，老翁所懼怕的很可能就是南方的傳染病。但他又並非親見，而是“聞道”，也就是道聽途說而已。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院教授張文在其《地域偏見和族群歧視：中國古代瘴氣與瘴病的文化學解讀》中認為，傳統中文人和流言對南方多疫病的形象塑造，給古代北方人帶來了極大恐懼。直到兩宋，南北交流漸多，對南方疫情、瘴氣的描述才逐漸減少。
疫情全球化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有個觀點認為：“每一個疾病圈內的傳染病，一旦越出固有的邊界，肆虐於以前沒有患病經歷或免疫力的人口，都將是致命的。”
公元前430—前429年，雅典迎來了一場新的疫病，人們脆弱而無助。它殺死了四分之一的雅典軍人，在現代醫學之父、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記載裡，它來去神秘，只危害雅典和“其他人口最密集的城市”。
這場疫病究竟是哪種傳染病還不得而知，可以肯定這是一場經海路傳入的疾病。當時，在地中海，航船藉助有利的風向，平均速度可以達到每天100英里，使得地中海的沿岸城市構成了統一的疾病圈。一個出發時身體還健康的人在船上病倒了，並藉此傳染給其他乘客，再把其病毒從一個港口帶到另外一個港口。
這場瘟疫，直接使雅典敗在了斯巴達及伯羅奔尼撒聯盟的手下，再也沒有恢復過元氣。可以大膽設想，如果這場瘟疫沒有發生，地中海政治史也將被改寫。
19世紀，霍亂、天花在世界各地橫行，雖然其導致的死亡率只是一小部分，但引起的恐慌絲毫不亞於14世紀的那場“黑死病”。愈加頻繁的貿易、旅行打破了疾病的地區壁壘，傳染病們也開始“流浪”到世界各地。1817年，霍亂從南亞“逃脫”，經由各港口傳到了俄羅斯、歐洲與北美等地。這是一種水傳染疾病，糟糕的公共衛生環境將會加速它的肆虐。
信仰、文明與種族，在瘟疫面前都脆弱得不值一提。
“我們從小就成了孤兒。生下來就是為了等死。”16世紀，被迫遭受亞歐大陸各種疫病折磨的美洲印第安人寫下了這般痛苦的文字。
美洲原住民們在後哥倫布時代的人口，與此前相比甚至銳減至二十五分之一。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天花等傳染病的流行。面對突如其來的滅頂之災，他們的信仰開始動搖。
這些傳染病，並非新大陸原產，而是由殖民者漂洋過海帶過去的。也因此，新大陸上的居民，對天花等傳染病，毫無抵抗能力。
在印第安人處於恐懼時，西班牙人則因為有抵抗天花等疫病的能力而無恙。西班牙傳教士則將其歸結為“上帝庇護白人，不寬恕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無法解釋這種傳染病，也無法消除對它的恐懼。他們相信了這種說法，進而對自己的文明與信仰產生了懷疑，社會架構與價值體系都分崩離析了。
1955年10月2日，法國模特協會成員排隊接種天花疫苗（視覺中國 圖）
另一個可悲的例子是，因為疫病而徹底消失的卡亞波人。1903年，美洲的卡亞波人部落接受了一名歐洲傳教士，當時部落共有6000到8000人之多。隨著他的到來，天花等傳染病毒也一起來到這個種族。很快，疫情爆發，且持續很久，15年後，這一部落僅存有500人。到了1950年，世界上僅有2到3個人可以追溯到卡亞波血統。到如今，這點血脈也不復存在。
一位德國傳教士曾說道，“印第安人死得那麼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者聞到一個西班牙人就會魂飛魄散。”
一塊殺死1.4萬人的尿布
當一場傳染病成為人類文明徵途上的路障時，其源頭有時會小到令人難以發現，卻成為了影響力極大的“最後一根稻草”。
1854年，倫敦爆發了一場導致1.4萬人死亡的霍亂。當時密集的人口與各種不良的公共衛生環境給傳染病流行提供了極好的溫床：過度擁擠的城市、受汙染的水、汙水池散發的有毒氣體，以及多雨的天氣導致潮溼……在這樣的環境裡，再加上政府對公共衛生把控不嚴，倫敦像是一座沉默的“活火山”，隨時有可能爆發危害極大的瘟疫。
最後，壓垮倫敦的“稻草”，竟然僅僅是一塊嬰兒的尿布。霍亂爆發後，牧師亨利·懷特海德採訪了大量受疫情影響的人，將傳染源鎖定在一塊尿布上。住在寬街上的路易斯夫人的女兒，在這場霍亂爆發前就因感染了致命的腹瀉死去。路易斯太太將她的尿布清洗完，把汙水倒入了前院的汙水池，一個距離寬街上的水井只有幾米遠的地方，而後者是眾多人的用水來源。
就這樣，路易斯夫人女兒死後兩天，霍亂爆發了。據推測，正是洗滌這塊尿布的汙水給這個汙水池和水井帶來了致命汙染。內科醫生約翰·斯諾根據這個推測，把受汙染的水與所有感染霍亂的人聯繫起來，得出結論：霍亂病毒通過人的口腔進入消化系統，再經由患者的排洩物通過水傳染給了新的受害者。
惡意的謀殺也能帶來意料之外的傳染病擴散。早在19世紀微生物學發展之前，人們就已經用各種手段試圖將疫病帶給敵人，包括向神靈祈禱降臨瘟疫、用動物屍體汙染水井、引誘對方的軍隊走入充滿毒氣的沼澤等。而到了現代，微生物學發展之後，“投毒”的手段進步了許多。
1912年12月1日，巴黎一份報紙展現霍亂疫情的插圖（視覺中國 圖）
2001年，美國發生了一起“死亡信封”事件。在“911”事件之後的一週，一批含有炭疽細菌的信件被寄給了幾家報紙、幾名電視記者和議員。那是一種人畜共患的急性傳染病。除了收到信件的人直接吸入致命性的炭疽細菌外，這些細菌還通過郵局系統進行交叉傳染，隨後被氣流傳播至佛羅里達州、紐約、華盛頓特區和新澤西，造成了至少22人感染，5人死亡。
調查人員推測，可能是有人偷了微生物實驗室的炭疽粉，但鎖定嫌疑人是一件高難度的事情：當時在美國的微生物實驗室工作的人有數千人之多。
直到2008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檢察官准備起訴一位名為布魯斯·埃文斯的微生物學家，後者幫助研發了一種用於美國大兵接種的炭疽疫苗。埃文斯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就自殺了。至此，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宣佈這一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已死亡，案件結束，但仍有人認為埃文斯只是不堪輿論壓力而死，“死亡信封”仍是一宗未解的疫病懸案。
天花的死亡
“傷寒瑪麗”聽起來像一個遊戲角色，但很可惜，它不是。這個名字背後，是人類攻克與防禦瘟疫的一段血淚史。
當瑪麗·馬倫在廚房工作時，她不知道自己早已染上傷寒桿菌，成為死神本人。20世紀初，作為傷寒桿菌攜帶體，她至少導致了47例傷寒病例，其中3人因此死亡，她本人卻非常健康。
1906年，她為一戶在長島度假的富裕人家烹飪，一週內致使6人感染傷寒症。後來她又在婦產科醫院工作，再次引發了25例傷寒症。
1938年，瑪麗死於肺炎，但其他“瑪麗們”仍然存在。他們表面健康，卻能將疫病帶給他人，同時也不願意接受適當的預防措施防止傳染病的傳播。
在擁擠、陰暗與潮溼的貧民窟中，傳染病因其差勁的衛生條件變得更加猖狂。只有加強城市的公共衛生建設，傳染病才能得到控制。
以霍亂為例，當它在19世紀全球肆虐時，人們一邊深受其害，一邊以各種措施來對抗它的傳染，謂之“清潔運動”。1832年，英國濟貧法委員會成員查克威爾建議政府修建排水溝與下水道、清除房屋、街道上的垃圾並改善家庭用水質量等。這些措施提高了英國的衛生狀況，其他國家也採用了類似做法，使得霍亂在20世紀現身次數大大地減少。直到1990年，秘魯爆發了霍亂，它才以可怖的姿態再次登上全球歷史舞臺。
最成功的預防傳染病的案例是天花。早在幾個世紀前，人們就發現了輕度天花可以使人體產生免疫功能，於是開始嘗試讓自己染上輕度天花。
在印度和土耳其，一些醫生也嘗試通過在健康人的小傷口內植入天花膿液引起輕度天花，中國人則會讓孩子吸入由天花疤痂硬殼製成的粉末達到同樣目的。甚至，一些歐洲貴族也會採用類似做法。這些都被稱為“嫁接”或是“接種”，但存在一定風險。直到一名叫做詹納的鄉村醫生髮現了牛痘的秘密，人類才開始實現大規模治療天花的工程。
詹納發現，擠奶工人們容易感染一種名為牛痘的疾病，而這使得他們對天花免疫。為了驗證這一聯繫，他還給健康人接種了牛痘，後者確實因此獲得了對天花的免疫力。詹納便隨後製成了牛痘疫苗，這成了人類抗擊天花，甚至是傳染病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很快，詹納發明的疫苗被“送”至了世界各地。18世紀末，為了保證長途運輸中疫苗的活性，通常採用“由人到人”的傳播方式。以牛痘疫苗為例，當時，一個人被注射了牛痘疫苗後，他可以是疫苗的載體，具有治癒他人的作用。大多數時候，孤兒院中的孤兒們擔當疫苗的載體這一角色，被運輸至世界各地。
這種在如今看來不人道的方式，在當時卻成了預防天花的有效做法。一個世紀後，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天花慢慢退出歷史的舞臺。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天花在世界範圍內被人類消滅。
但人類送走了天花，轉身回望，仍身陷各大疫病的沼澤中。死神握著鐮刀，沉睡著，做好了隨時醒來的準備。
● 參考資料：《傳染病的文化史》，洛伊斯·N·瑪格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瘟疫與人》，威廉·麥克尼爾著，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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