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後經幾位皇帝150餘年的營造，成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園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園林建造史上的奇蹟。19世紀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稱圓明園是“理想與藝術的典範”。
因為當時正是西方勢力湧入中國的時候，因此，長期以來，西方一些學者對圓明園存在著錯誤解讀，這種誤讀甚至反過來影響了我們自己。
在西方，“圓明園是耶穌會傳教士設計和建造”的說法流傳最為廣泛。這種說法始於法國人莫里斯·亞當（MauriceAdam，漢文名字亞樂園）。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莫里斯·亞當曾經在中國海關工作，其間他多方收集整理有關圓明園的資料，並且親自到圓明園三園之一的長春園調查。長春園是一箇中西合璧的園林，其北部是一組歐式宮苑建築群，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樓景區。
西洋樓景區的確是由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王致誠、蔣友仁等人設計的，但是，莫里斯·亞當卻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圓明園：18世紀耶穌會士的建築作品》書中，誤將整個圓明園視為“18世紀耶穌會傳教士的建築”，而且從書名上也能夠看出作者對圓明園的錯誤解讀。該書在西方引起很大反響，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認為圓明園是耶穌會傳教士設計和建造的，成為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
甚至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曆史學會主席、世界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在給美國大學生寫的《尋找現代中國》這本教科書中也說：“乾隆任命耶穌會的建築師和設計師，去完成圓明園這座位於北京郊區，建立在湖濱公園的雄偉歐式夏宮。”
事實上，西洋樓景區只是圓明園很小的組成部分，其面積僅佔圓明園的百分之二，它並不能等同於圓明園。而且，西洋樓景區雖是由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設計的，但其建造卻是由中國工匠，而非耶穌會傳教士完成的。
當然，現在熟悉歷史的中國人都知道，除了西洋樓景區之外，圓明園的其他建築群主要是由中國的“樣式雷家族”設計，並由中國工匠建造的。“樣式雷家族”是對清代世襲的宮廷建築師雷氏家族的“榮譽稱呼”。在200多年間，主持清朝皇家建築設計，如紫禁城、皇陵、頤和園等都是雷氏負責設計建造的。
▌樣式雷繪製的圓明園設計圖，來自《國家圖書館藏樣式雷圖檔•圓明園卷續編》
那麼，西洋樓景區為何在西方人眼中就“等同於”圓明園呢？這和圓明園在西方的傳播有密切關係。
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國王遣使來京。為了向西洋人誇耀天朝大國的無所不有，乾隆皇帝決定建造西洋樓景觀，工程設計和實施工作主要由意大利人、傳教士郎世寧負責，後來，又讓法國神甫蔣友仁作為助手，協助郎世寧工作。這些傳教士把圓明園建築和他們設計西洋樓的過程與完工後的西洋樓形象，通過書信和銅版畫圖像的形式介紹傳播到西方，於是，逐漸在一些西方人的眼裡演變成為：圓明園是傳教士設計的，西洋樓就是圓明園的全部。
▌諧趣園版畫
1860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燒劫掠後，與為數眾多的中式建築幾乎焚燒殆盡不同，西洋樓景區的建築因其主體為石材結構而倖免於難，成為整個圓明園建築遺蹟殘存較多的景區。清末，一些西方學者如德國人奧爾末、法國人莫里斯·亞當、美國人甘博等，到西洋樓遺址遊覽，拍攝了不少照片。隨著這些照片的廣泛傳播，使得西方人產生了錯覺，以為圓明園裡只有西洋樓景區。這種觀點也影響了中國人，在網絡上，還有不少人把“西洋樓遺址”介紹為圓明園的標誌。其實，在歷史上，西洋樓景區只是圓明園很小的一部分，並不是圓明園的主體建築，更不能說是圓明園的標誌建築。
另一個誤讀最多的說法就是“圓明園是清朝皇帝的夏宮”。這種說法也始於西方人。歐洲人稱圓明園是“中國的凡爾賽宮”，圓明園的英文名就是The old summer palace（夏宮）。
德國人約翰·拉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稱圓明園為“老夏宮”、頤和園為“新夏宮”，書中寫道：“圓明園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作為夏季行宮所修建的。”這個說法在時間上有問題，1709年是康熙四十八年，實際上，圓明園作為皇四子胤禛的賜園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修建的，它也並非是康熙皇帝的夏季行宮。
▌約翰·拉貝與夫人的合影
但是他的這個說法影響深遠，20世紀80年代，史景遷也稱圓明園是“雄偉歐式夏宮”，甚至今天的一些中國人還有這種認識，我們常常聽到或看到“清帝每到盛夏就來到這裡避暑、聽政，處理軍政事務，因此也稱‘夏宮’”之類的話語。
其實，自雍正皇帝開始到咸豐皇帝，他們在每年的春天，甚至正月十五前後就從紫禁城移住到圓明園，直到臘月時才返回紫禁城。圓明園建有供皇帝處理朝政的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等，雍正、道光以及咸豐等皇帝一年四季有很長時間在圓明園居住理政，乾隆皇帝和嘉慶皇帝除夏天到避暑山莊之外，其餘時間也大都在圓明園居住，所以修建圓明園，根本原因並不是作為避暑的夏宮來使用的。圓明園雖然兼具避暑的功能，但不能就依此把圓明園稱為夏宮。可見，以“夏宮”來稱呼圓明園，並不恰當。
康熙皇帝為了避暑，先後在塞外建立了木蘭圍場和避暑山莊。康熙、乾隆和嘉慶夏季往往去避暑山莊或木蘭圍場，在那裡一邊避暑一邊理政。根據記載，康熙和乾隆皇帝大致在農曆四五月去塞外，九十月回北京。如果說清帝有夏宮的話，那就是熱河的避暑山莊。不過清代也不是每個皇帝都去那裡避暑，道光之後，除去咸豐，其他皇帝均沒有去過避暑山莊避暑。咸豐皇帝倒是去過避暑山莊，不過他不是去避暑，而是去避難：在英法聯軍的逼迫下逃去的。
作者 趙連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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