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得故弄玄虛擺個假設：如果你生活在孔子時代，或者現在孔子還活著，而你想了解孔子的思想體系，那麼是願意去聽孔子講課呢，還是願意捧著一本《論語》看？我想，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去聽孔子講課，那樣不僅可以見到真孔子，聽到真孔學，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更容易理解孔學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為什麼不去聽孔子講課呢？因為他老人家兩千多年前就去世了，那時候以及此後漫長的時代中，人類並沒有發明出一項技術記錄聲音；只是發明了文字，把聽覺圖像轉換成了視覺圖像，我們就只能通過看而不是聽，瞭解古人的思想。
如果你和孔子處於同一時代，那麼你是願意去聽孔子講課呢，還是願意捧著一本《論語》看？
文字的歷史不過幾千年，而人類通過說話傳導思想卻已存在了數萬年。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精神導師，都沒有寫過書，而只是說過話，如孔子、釋迦牟尼、耶穌、荷馬等等。我以為，如果聲音在他們的時代可以被刻錄，文字就不會出現了。那麼，為何要發明文字這種記錄符號呢，難道從古至今不可以通過口口相傳把那些偉大的思想和傳說保留下來嗎？人類本來是這樣做的，如《荷馬史詩》《格薩爾王傳》等等神話史詩起先都是以這種方式流傳，但後來都被記錄成了文本。道理很簡單，口口相傳存在著巨大的風險，這種轉播方式緊緊和個體生命捆綁在一起；一個傳者不僅要有超常的記憶力背誦成千上萬行的神話傳說，還得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到處傳播。此人如果夭折，或者即便活得夠長卻未能找到合適的繼承人，那麼廣陵散就會從此絕矣——沒有流傳下來的文學，真有可能是好文學。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明確表述過觀念、語言以及文字三者之間的關係：“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達前者……書寫的詞常跟它所表達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果篡奪了主要作用。人們終於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這好像人們相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因此，語言是直接表達觀念，而文字是間接表達觀念；這也意味著，人們通過文字理解觀念，先得在頭腦中把視覺符號解碼成聽覺符號，然後才能理解觀念。該邏輯推導的結論就是：通過聽獲取信息、理解觀念，比通過看更加容易，更加直接。所以，對於思想的傳播而言，文字只是一種不得以的補救措施。那麼，對於人們獲取知識、增進智能，聽覺與視覺的作用孰大孰小呢？我個人的經驗以為，比較失明者與失聰者狀況可知其一二，失明者的人際溝通能力、思維活躍度和參與社會活動的願望都會高於失聰者。
依照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觀點，語言是比文字更直接的思想載體
據英國尼爾森圖書調查公司和美國有聲書出版商協會發布的數據，近年來歐美有聲書市場持續增長，英國的市場規模5年翻了一番，美國則連續3年增長額超過20%；更讓調查者驚喜的則是，有聲讀物奇蹟般地解決了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之一，讓不讀書的人開始讀書了——聽書使閱讀變得更方便，更容易。看書總得作古正經起個架勢，總得有一點儀式感，聽書則不然，散步乘車，泡澡做家務，都可以進行。所以倫敦書展的負責人傑克·托馬斯說：“有聲讀物是解放了雙手的救星。”中國的有聲讀物這幾年也是方興未艾，喜馬拉雅、懶人聽書、荔枝聽書、小荷聽書、快點聽等等，都成了低頭族耳熟能詳的存在，而這些平臺出現對於業態的改造以及對於資金的撬動也已風生水起。
有聲讀物奇蹟般地解決了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之一——讓不讀書的人開始讀書了
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聽書完全可以取代看書。《靜靜的頓河》《穆斯林的葬禮》《白鹿原》《解憂雜貨店》等等有情節講故事的小說自不待言，配上播音藝術家的朗誦就更加精彩；即便如《論自由》《知識的邊界》《論道德與立法的原則》《潛意識與心靈成長》等學術著作，聽起來也完全沒有問題。聽書的反對論者經常搬出的一個理由就是認為書只有看才能深度理解，聽書無非淺嘗輒止。在一般情況下，我很懷疑他們是否心平氣和地聽完過一本書。如果聽完過，而體驗卻遠不如看書那樣爽，我以為導致這個結果的主要原因是閱讀習慣，就像生活在南方的人長期以飯菜為主食，到了北方吃麵就經常會有吃不飽的感覺。另外，正如索緒爾說的那樣，我們長期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在我們的心裡樹立了書寫形式的威望，“書寫形象就專橫起來，貶低了語音的價值。”在出版人微信公號發的一篇有關聽書的文章後面，有人留言：“如果沒有了紙質書，還能享受讀書帶來的質感嗎？我外公外婆早已換了智能手機，也下載了喜馬拉雅，但他們即使老眼昏花依舊選擇紙質書閱讀，大概就是一種情懷。”我就不明白了，為什麼看書是一種情懷，而聽書就不是？
還有人問：“聽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嗎？聽過黑格爾的《小邏輯》嗎？能聽懂嗎？”坦率地說，我沒聽過。但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出現是基於一個錯覺，即提問者認為只要看就可以看懂；事實上，如果沒有長期的思維訓練和西方哲學的知識基礎，此類艱深理論著作也是看不懂的。書中的字你都認識，但整本書說了什麼卻不知所云——這和聽不懂有什麼區別？我經常遇到的另一個反對論據是文言文只能看，不能聽。我解釋這個問題的基本思路是一樣的：對於現代社會的所有人而言，文言不是聽不懂的問題，其實也是看不懂的問題，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熟練理解文言文的環境。試想，如果是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甚至陳寅恪、錢鍾書等人聽文言，感覺就會和我們都不一樣。稍微扯遠一點，文言文即便在古代，也是和口語差別很大的符號系統；同時存在著白話文和文言文兩套不同的符號系統，可能是中國古代語言中的獨特現象。究其原因，我認為與中國古人最早選擇的文字載體有關，在獸骨或龜甲上發展出的書面語言，因為刻寫難度大就得儘量簡單，口語中的一句話往往被簡縮為一個字；而古埃及和希臘使用莎草紙，印度使用貝樹葉，中東地區使用泥板，書寫的難度比甲骨低得多，因而也能較大程度保持與口語的一致性。因此，現代人不易聽懂文言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你聽不懂文言文，可能是甲骨文的鍋？
有聲讀物本身並不是新銳現象，30多年前在大學校園裡守著收音機聽劉蘭芳播講《說岳傳》、聽王剛播講《夜幕下的哈爾濱》就是現在的所謂“聽書”。而近幾年有聲讀物表現出風起雲湧的勢頭，端賴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移動互聯網的技術進步。現在只要一機在手，你就可以隨時隨地獲取幾乎無限的內容資源。而通過“聽”而不是“看”，則讓學習變得更加隨意，讓吸收知識變得更加簡單，還有一點很重要：它讓我們每天可用於閱讀的時間增加了。一個小夥伴曾對我說：人類獲得知識的方式只會越來越簡單，有朝一日也許會發明一種黑科技，只要人對著某件載體用鼻子一嗅，知識便吸進了腦子裡——這真是個天才的妙想！
近十幾年來，數字出版的幽靈一直在出版業上空徘徊。歡迎者掐著指頭給紙書紙媒倒計時，抗拒者則抱著情懷當抵禦的盾牌。2013年那會兒，隨著數字書市場份額的節節攀升和歐美幾份老牌報紙的倒閉，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認為紙老虎的防線就要崩潰了，之後的發展卻再次顯示了人類對未來的測不準性：紙媒的頹勢繼續，紙書的地盤卻穩住了。什麼原因？我不知道。我要說的是，最厲害的對手往往在你不注意的時候不注意的地方登場。當年柯達和富士爭做世界老大打得不可開交時，雙方似乎都沒把數碼攝影這隻剛從蛋殼裡孵出的霸王龍放在眼裡，後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有聲讀物是不是另一隻表情萌呆的小霸王龍呢，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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