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20農曆春節來臨之際，一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在神州大地爆發，嚴重影響著人們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及身心健康。無疑，疫情對我國城鎮化及人居環境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時，規劃該如何為城市提高“免疫力”？本刊特召開筆談會，邀請規劃各領域的專家，從專業的視角，針對此次疫情中突顯出來的國土空間規劃與城鄉建設中被忽略、需反思、必應對的學術問題或實踐話題進行討論。健康城市，任重道遠。讓我們一起，為了更美好的未來，以規劃人的擔當，建言獻策，同心協力，共克時艱。
<code>葉裕民，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學會城鄉規劃實施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code>
當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極大地威脅著武漢及全國人民的生命健康，中國內地所有省(市、自治區)全部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機制，全民皆兵。疫情爆發是一場毫無準備的大考，在疫情的初始階段，城市習慣於自上而下的層級管理秩序、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秩序、以物質創造為中心的價值秩序，對於威脅人民生命安全的新冠肺炎疫情缺乏防備，疫源城市決策一錯再錯，終於導致疫情由武漢蔓延到全國，釀成大禍。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與蔓延是對我國城市治理體系嚴肅拷問，不同的城市治理體系塑造不同的城市社會秩序。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產生於公共衛生治理失序，爆發於對客觀信息傳播的嚴苛懲罰和指揮不當，蔓延於500萬流動人口返鄉，嚴峻於醫療資源匱乏，未知的威脅在於近2億人口節後返回各城市帶來巨大的流動性以及新冠病毒可能的變異。從疫情爆發、信息不暢、決策失誤、疫情擴散乃至蔓延，乃至疫源城市醫療資源嚴重供不應求和調度混亂，反映出治理理念的偏差，“以人民為中心”城市治理秩序沒有得到有效建立。值得欣慰的是，黨中央國務院快速決斷，全民響應，自覺隔離，自主防控，較好地控制了疫情在全國範圍蔓延的程度。這充分反映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教訓面前，需要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首先表現為公共衛生治理制度和秩序的缺失。城市規劃起源於公共衛生制度建設，也是各國城市化過程中首要解決的公共治理課題。我國已經形成公共衛生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但是與其他公共服務領域一樣，都存在三大問題：一是法律法規粗線條，地方有法不依，執法缺位；二是管理粗放，標準低甚至放任對公共安全具有潛在威脅的行為，華南海鮮市場管理為典型案例；三是醫院、醫療設備、醫生、護士等醫療衛生供給存在系統性不足，常態下醫院人滿為患，突發疫情，病人規模嚴重超過醫療系統的最大承載力。前兩者直接導致疫情的產生，後者直接導致病人無法及時救治，給家庭和社區隔離增加了更嚴重的、迄今仍在蔓延的感染威脅。
公共衛生制度的問題是我國城市公共管理問題的縮影。在我國以經濟為中心的傳統城市化發展時代，我國城市公共產品，包括公共教育教育、公共醫療、公共住房、社會保障乃至公共空間都廣泛存在著嚴重的供不應求、低水平管理和不平等管理，由此帶來嚴峻社會問題長期被忽視。直至武漢新冠肺炎，直接威脅到廣大人民的生命安全，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制度缺陷被社會廣泛認識和麵對，然而禍已釀成。
城市治理的另一個教訓是我國城市長期對巨大規模的流動人口排斥性管理，他們長期徘徊於城市與鄉村之間，極大地增加了流動性和社會問題，武漢500萬流動人口春節回家直接導致疫情快速蔓延到全國，全國流動人口伴隨著春運回流又是大城市面臨巨大防控風險的直接原因。
恩格斯早就說過：“沒有哪一次歷史的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我們需要痛定思痛。在新的歷史時期，城市治理必須秉承 “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以公共服務系統性高質量發展為抓手，全面投資醫療衛生、教育培訓、可支付住房、社會保障、社區建設、公共體育、公共空間等基礎性領域的設施建設、人才培養和制度創新，全方位和最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務的公平供給，全面推進市民化，廣泛提升公民現代化素養，積累人力資本，提升社區韌性，建立多元合作治理制度，形成城市社會新秩序，避免歷史災難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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