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對祖國的日常稱呼中，“母親”是與之關聯最高的一個詞，“祖國母親” 表達了我們對於祖國最深沉的熱愛。這一形象化的稱呼，出現在文學作品、歌曲等各個領域，廣為傳誦。
歌曲《我愛你，中國》這樣唱道：“我要把最美的歌兒獻給你，我的母親，我的祖國。”聞一多在詩歌《七子之歌》中這樣對祖國寫道：“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
似乎在“祖國”後面綴以“母親”，已經成為大家慣用的語言習慣。但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是“祖國母親”而不是“祖國父親”呢？為什麼對祖國的稱謂一定要是“母親”這樣的長輩，而不是妻子、情人呢？愛人不是更顯親近麼？
“祖國母親”的話語建構，有其深刻的政治、歷史、文化、性別內涵。
“祖國”和“祖國母親”出現的歷史語境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習慣中，“祖”和“國”一般是不會並列使用的。因為“祖”指的是“乃祀奉始祖神主之廟”，“國”指的是“邦也”。“祖國”一詞，並不是古已有之。因為只有知道了有其他國家的存在，才能在“他者”中認識自我，命名“祖國”。
中國人稱呼自己的國家為“祖國”是從清末的一批留日學生中開始的。1903年，梁啟超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志學說》、鄒容在《革命軍》開始以“祖國”來稱呼中國。秋瑾《柬某君》中也有“頭顱肯使閒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的詩句出現。這是現代意義上的“祖國”出現的最早源頭。
而將“祖國”比喻為“母親”並形成一個固定的語言結構，則是20世紀20年代的事了。聞一多在1925年創作的《七子之歌》，在這一說法的形成和廣泛流傳中居功至偉。他在詩歌的引言中這樣說道：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詩人作《凱風》以愍之。吾國自《尼布楚條約》迄旅大之租讓，先後喪失之土地，失養於祖國，受虐於異類，臆其悲哀之情，蓋有甚於《凱風》之七子，因擇其中與中華關係最親切者七地，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懷祖國之哀忱，亦以勵國人之奮鬥云爾。
詩中將祖國比喻為“母親”，將澳門、香港等被割讓的七地比喻為“子女”，深情地呼喚“母親！我要回來，母親！”而《七子之歌》的廣為流傳，也使“祖國母親”一詞的使用定型下來，並且得到廣泛傳播。
“祖國母親”一詞形成時的歷史現狀，使得它帶上了一層苦情色彩。在列強侵佔、割地賠款、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語境下，“祖國母親”是柔弱的、苦難的、飽受屈辱的。七月派時人胡風在《為祖國而歌》一詩中用了“侮辱”、“苦難”、“眼淚”、“呻吟”、“掙扎”等詞來形容“祖國母親”的遭遇。這時的祖國母親，是需要國民去保護的。
而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經濟發展、國力強盛之後,"祖國母親"的隱喻含義便從“苦難的母親”轉變為“強大的母親”了。
是“母親”而非“父親”：國族身份的女性化象徵隱喻
在梳理了“祖國”一詞出現的歷史語境之後，我們不禁會問，為什麼偏偏是“祖國母親”而不是“祖國父親”呢？難道聞一多這麼寫只是巧合，而後萬千國民也就將這巧合給延續下去了？
實際上，這與一種性別文化相關。
早在1914年，胡適就曾在《睡美人歌》中將中國比喻成女子，將西方列強比喻為男子，兩者進行聯姻：
東方絕代姿，百年久濃睡。一朝西風起，穿偉侵玉臂。碧海揚洪波,紅樓醒佳麗。昔年時世裝,長袖高螺髻。可憐夢迴日,一一與世慶。畫眉異深淺,出門受仙刺。殷勤遣群侍,買珠入城市;東市易宮衣,西市問新制。歸來奉佳人,百倍舊妹媚。裝成齊起舞,“主君壽百歲”。
這位長眠的東方“睡美人”被西方武士喚醒後，發現自己的衣著打扮已經脫離世俗了，便趕緊購置衣物打扮裝點，與西方武士結婚賀壽。也就是隱喻中國在被西方列強喚醒之後，努力學習西方的器物，希望兩者結合得以存續文明。
在中國的父權制性別文化中，“男強女弱”的性別本質主義邏輯決定了男性是勇武陽剛的象徵，而女性是柔弱可欺的象徵。而20世紀中國飽受列強欺凌的處境與父權社會中女性被侮辱、被傷害的境遇相似，故而，災難深重的“祖國”只能是母親，而不能是父親。
受侵略的祖國與被欺凌的女性之間畫上等號，是父權文化對女性的本質定位。民族身份的女性化象徵隱喻，實際上遵循的還是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別文化邏輯。
是“母親”而非“妻子”：國族身份的道德化象徵隱喻
明確了中國性別文化邏輯下“祖國”的性別象徵只能是女性之後，擺在面前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一定是母親？諸如妻子、情人的比喻不行嗎？
實際上，在中國近代，確實有作家將“祖國”隱喻為戀人。郁達夫在其代表作《沉淪》中這樣寫道：
我就愛我的祖國，我就把我的祖國當作了情人吧！
郭沫若在詩歌《爐中煤》中也以擬人化的手法，用“爐中煤”的口吻向“我年青的女郎”表達愛意。詩人自己也說：
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心目中就像一位聰俊的有進取心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
這也就說明了，“母親”並不是“祖國”唯一的喻體。而“祖國愛人”、“祖國妻子”的隱喻無法在中國得到廣泛的認可和傳播，則是與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相關。
一方面，孝道始終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兒女孝敬母親，是血緣關係下的道德義務。將兒女對母親的愛與敬這種情感體驗投射到國民對國家的熱愛上，從而使得國民與國家的關係變得更加具體可感。“祖國母親”的道德化隱喻增強了國民對於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並且自覺地作為兒女，去為祖國的富強而奮鬥。
另一方面，中國人對於情感表達是偏保守的，尤其是愛情這樣私人化的感情，更加難以宣之於口。所以，將“祖國”隱喻為“妻子”、“情人”，反倒顯得這份感情不夠純粹，不夠持久。而且，愛情是相互並且平等的，而國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卻不能以此類比。
“祖國母親”的道德化隱喻使之被大家順利接受，並且從文學領域進入到了政治領域。
正是通過對“祖國”的女性化和道德化隱喻，“祖國母親”的形象才得以親切生動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對“祖國母親”這一國族身份的解碼，也讓我們順利進入歷史語境，洞悉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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