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剛:老榆林市民文化

從明朝成化七年(1471)餘子俊置榆林衛起,歷經清朝,下延民國三十八年(1949),期間共478年,其榆林城可謂老榆林。老榆林居民有明代初年到榆林戍邊的將士及其後裔,實行“商屯”來榆“輸粟放邊”的山西等地商人,還有實邊時有一技之長者。清代和抗戰時期南北一些退職文武官員和士紳富豪也有留寓榆林者。另外在軍政、機關、學校、醫院等部門供職者也居住榆林城內。從其職業上說有衙門(政府)官員、退職(退役)賦閒文武官員、豪紳、地主、作坊主、匠藝人、醫師、教員、商店和旅社老闆等。據原《榆林市志》載:“民國二十六年(1937),榆林城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四鎮有人口33479人,佔本縣總人口的24.39%。”作為國務院公佈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榆林衛城的市民有著多種獨特的文化元素,下在概括加以介紹:

其一、城址文化:榆林城址,老城從明朝初年開始建設,經過“三拓榆林”而成,迄今有近600年的歷史。為明代的“九邊重鎮”之一。1986年,被國務院名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榆林衛城2006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城廊面積2.1平方公里,城牆長6761.5米,呈古幣形,是一座防禦體系完整的軍事重鎮,也是多民族交融,多元文化薈萃和古代中原北部地區商貿、文化的中心,蘊含著豐富的古代民族爭戰文化,軍事戍邊文化和蒙漢民族和睦共處的邊商文化底蘊。明清時期,榆林城建衙署、廟宇、學宮、街頭店鋪等效仿京城建築風格,民居多為四合院,此處建有六座騎街樓宇,五座牌坊,故素有“小北京”譽稱。榆林城垣高12米,比北京城牆還高,可謂雄關要塞。行走在騎街六樓五牌樓間,觸目長街短巷,認人驚歎而難忘。怪不得明武宗和康熙帝對座獨出心裁的城市十分留戀。

其二、院落文化,古城院落以四合院為主,據統計曾有千餘處,大凡典型的四合院,其主人當年或為達官顯宦,或為富商大賈,或為豪紳名士,一言以蔽之,是當地的望族。在階級社會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望族,由於他在一個地方久住,影響不斷擴大,人們不僅仰慕其人,也欣賞其宅弟,天長日久就自然形成一種郡望,在當地幾乎家喻戶曉。在榆林古城中,至今還流傳著諸如“×翰林”、“×進士”、“×老 爺”、“×大人”等宅弟的口碑;一些巷道名稱(如李學士巷、常官巷、呂二師巷)也反映了這方面現象,可見影響之深。其構建獨特,錯落有致,系磚木結構、獸脊布頂,大門造型尤為考究,多為椽檁起架式,有功名者大門左右樹旗杆。如芝圃上巷4號王家大院、大有當巷4號任家大院、呂二師中巷4號呂家院、後水圪坨上巷13號楊家院、田豐年巷1號和芝圃上巷2號等都很典型,與北京四合院相比毫不遜色。

其三、住室文化:窗欞門框大多刻有圖案、花卉。室內放置“紅門箱亮豎櫃”和琴櫃及穿衣鏡等,炕牆下部為綠油漆“炕圍子”,油漆彩畫各種圖案,有山水人物,翎毛花卉,歷史傳說等,使人悅目賞心,既豐富了精神生活,有達到整潔的目的,諸如那些細膩生動的“三孃教子”、“木蘭從軍”、“孟母三遷”、“孔融讓梨”、“岳母刺字”、“蘇武牧羊”以及“二十四孝”等提倡忠、、節、義的故事,顯得雅緻宜居。過年和婚娶時玻璃窗和炕牆張貼大紅剪紙、字畫,室內門上方、琴櫃上懸掛、擺放判官、壽星、觀音和石獅等,給人以富麗莊重之感。
其四、人文文化:自從明代以後,榆林成為“九邊重鎮”,文武官吏紛至沓來。清代有“異地為官”定例,因此,“南官北坐”是很普遍的事。那些外籍官員們蒞任期間,將部分江南文化(包括建築方面)攜入塞上,豐富了這一帶的人文文化(巷的稱謂與南方相同,於此可見一斑)。此外,明、清兩代,榆林僅擔任總兵以上的武官即有83人,知縣以上文官33人(據張文炳《榆林古城攬勝》)。他們多是放外官員,在營造宅弟時,自然將大江南北,以致京城的一些建築特色引入榆林。至今一些門閭上還懸掛著諸如“太史弟”、“榜眼及第”、“提督府”、“將軍弟”、“御前侍衛”、“歲進士”、“文魁”、“武魁”、“貢元”等匾額。他們憑藉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先後修建了大批豪華的宅弟,構成古城四合院的主體,好多人家都是大戶人家。

明、清兩代的統治者,實行移民實邊政策,形成當地的民族大融合。榆林至今流傳:“若問家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民諺。尤其是自古“秦晉之好”美稱的山、陝兩省之間,人文文化(商貿、戲曲等)也有血肉相關的聯繫。

榆林是明弘治年間最早當總兵(寧夏)的郭鍧,清代倡導新學的胡鼎彝,一代報人、《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共產黨人張德生和香港著名愛國人士胡星元等的出生地。榆林是陝北革命的搖籃。1925年榆林建立了中共黨團支部,1926年成立了中共榆林地委。杜斌丞、魏野疇、王森然、李子洲、劉志丹、謝子長等革命先驅在這裡倡導民主、科學,宣傳馬克思主義,點燃了革命烈火。彭德懷、王震、馬明方、張德生、郭洪濤、趙伯平、吳岱峰、張達志和尤祥齋等,以及愛國將領鄧寶珊和馬占山等為了救中華民族創建新中國,在這裡進行過艱苦卓絕的鬥爭。

其五、飲食文化:榆林城素以特色飲食聞名,在用料上,講究素葷搭配,粗糧細作;在烹製技法上,燒、烤、炸、抄、蒸、煮、熬、燉、涮、燴、溜、煨、煎、貼、氽、煸、熗、扒、燜、拌等工藝,交替使用,製作過程精細,不厭其煩,以求達到色、香、味、型俱全的境界。榆林人待客的美食一般是:拼三鮮、紅燒肉、清燉羊肉、菠菜燜肉絲、紅燜子、皮凍、豬肉氽兔子、茄夾子、米酒、麵茶等。榆林家常菜餚有:菠菜燴豆腐、粉條湯、豬肉熬豆角、豬肉熬酸菜、豬肉翹板粉、羊肉大燴菜、和菜飯、粉漿飯、羊雜碎、糝子粉、豆腐湯、片粉湯、醪糟湯、黃花湯等。值得一提的是民間傳說清康熙皇帝品嚐了菠菜燴豆腐後,留下了“清香白玉板(指豆腐),紅嘴(菠菜很為紅色)綠鸚哥”的佳句,明武宗愛吃榆林棗夾子。榆林豆腐已獲地理標誌產品殊榮。榆林酒好品味,“十年老榆林酒”喜獲巴拿馬國際博覽會金獎,為國爭光。榆林普惠泉流出的“桃花水”名揚天下,曾讓民國二十七年來榆訪問的老舍先生大為讚歎。此水為國家標準飲用水,民間流傳有“好飲不過桃花水,養育女子實在美”的諺語。

其六、衣飾文化:衣飾承載著文化元素,老榆林人穿著考究,例如男人喜穿長袍馬褂、羔毛皮大氅上面子,戴禮帽;女子愛梳辮子,額垂劉海兒(俗名風流毛);中年女性愛穿裙子,戴首飾,發披後肩,搽脂抹粉;小腳老太喜穿繡花鞋;老翁穿上壽衣、頭戴瓜皮帽、戴“石頭老花鏡”,招搖過市。榆林人所說“穿綢抖緞”者習以為常。

其七、出行文化:老榆林人出行講“風度”,街頭常見持龍頭拐扙老頭閒遊。早期出門近者坐轎,出遠門者則騎騾子,坐“駕窩子”,後來的年輕人則以騎自行車為時髦。民國初始有汽車。

其八、娛樂文化:一般人閒來無事喜好圍坐大街旁或巷口“說古朝”、講笑話或下象棋;有時相約到蓮花池公園閒遊;過事人家唱榆林小曲時聽者蜂擁;遇有城周圍廟會時則相約前往,興致極高。樂器愛好者平時也喜彈琴弄箏,自得其樂。尤其是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榆林小曲從明清起容納江南“絲竹韶音”,同本地聲樂交融,獨樹一幟,至今在榆林流傳,常常是“夜半曲聲聽滿城,”喜聞樂見。

其九、匠藝文化:民間流傳有“金手腳胳膊”的說法,重視學手藝,認為有一技之長足以養家餬口,不求於人,所以老城中有不少知名匠藝人,開銀匠鋪、銅匠鋪、鐵匠鋪、釀酒作醋作坊等。其手藝及產品在周邊地帶、甚至內蒙和天津、廣州口岸也馳名,例如老萬畫(萬起運)泥塑曾獲舊金山世界工藝美術展第二名,老銀匠李子云的手藝受到國家領導人李先念與專家們的高度評價。傳統美食絕活炸豆奶、馬蹄酥曾入選亞運會食品,2000年9月中國烹飪協會授予塞上飯莊此兩種食品為“中華名小吃”。

其十、舊學文化:榆林民間素重文化,明成化十二年(1476)巡撫丁大榮始建衛儒學,“學眾至數百人”,清雍正九年(1731)榆林設府,改衛儒學為府儒學,移修學宮。明弘治八年(1495)巡撫熊繡創建“榆陽書院”。清同治十一年(1872)延榆綏總兵劉厚基將左宗棠書“北學其先”匾懸掛書院。明成化年間巡撫餘子俊在城內還創建社學兩所。明代中期榆林道署有義學兩所,清代先後辦義學六所,“萃集孤寒子弟勵志讀書”。乾隆年間榆林舉人葉蘭在南街辦義學,學子曾有120名之多。至於私塾則為數甚多。清光緒時改辦學堂,求學子弟不少。明清期間榆林還辦武學一處。明清兩代,本縣科舉中文進士12人,武進士34人,文舉人59人,武舉人245人。民國三年(1914)城內辦陝北中學校,為陝北唯一普通中學,即後來榆中之前身,此不贅述。

其十一、榆林的中醫源遠流長,根基雄厚,歷代名醫輩出。榆林老街多開藥鋪,老中醫坐診,把脈開方,隨即抓藥。陝北各縣,甚至內蒙多有到榆林城求醫者。耳濡目染,漸成風習。榆林民間在預防、治療、養生保健等方面,有不經醫生自行用藥的習慣,可見中醫在群眾中的深刻影響以及中醫藥知識的普及。

其十二、民俗文化:一是歲時節日多,俗稱“四大節八小節,二十四個渣渣節”,春節尤為隆重。二是寺廟林立,據說清末、民初城內有四十多處廟宇,市民祭祀活動也頗盛行。六月十九的禮佛節戴興寺、萬佛樓前吃齋食者為數特多,讓外地人和洋人大為驚歎。三是注重婚喪禮儀,婚嫁講究“門當戶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城內結婚當日響吹細打,坐花轎,新娘“坐帳”時戴紅蓋頭,新婚之夜鬧洞房,婚後第七天“回門”。老人未死前即備辦柏木材,死後出殯,一般在第三日。出喪後第三日叫“復三”,多大擺酒席酬賓。再強調者每過七日上墳祭奠一次,共祭七次,叫“盡七”。此後還有“百日祭”、“週年祭”等。舊時還有“孝子守孝三年”之說及著素服、戴黑袖章、穿白鞋等禮儀。老榆林重孝道,每年上墳祭祖即有五次之多。

其十三、方言文化:榆林方言屬“晉語”陝北片,但由於受外來在榆坐官者、經商者的影響,被人稱為“咬京腔”。其顯著特點有三:一是保留古入聲;二是前後鼻音統歸後鼻音;三是陽平聲和上聲調值相同(如“麻”má和“馬”mǎ的調值都是“213”)。還有獨特的語氣詞“”、“來來”就是兩個使用頻率極高的極具有特色的語氣詞。在用詞上也受到南方的影響,例如說“××巷(讀hàng)”,而不說“××衚衕”。流傳在榆林城的榆林小曲的行腔讓毛澤東驚詫:怎麼榆林小曲和湖南小調相近?語言上也受多元文化影響,外地人到榆林往往會感到榆林人說話不同陝北其他縣人的談吐。

老榆林鐘靈毓秀,人傑地靈,人文厚重,為人激賞,所有說老榆林城是一個包容文化,將貴族文化、市民文化融於一體,形成榆林人執著、勤勞、包容、大氣、誠信的品質和做人做事的原則讓我引用我國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到訪榆林寫下《劍北篇?清澗—榆林》詩章的名句,收束此文:

榆林,控制伊盟,據應著綏遠,

掩護著延綏與甘寧;

在沙漠裡,城外有水,城內有泉,

城內城外,綠樹參天;

噢,偉大的中華,偉大的山川,

荒漠野水上還有這樣的古鎮雄關!

長街十里,城扁街寬,

鋪戶家宅,都略具北平的局面。

(本文來源於榆林地方誌 作者:何志剛,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特約研究員、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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