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明一代，共十六帝。其中，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年)的一生可謂是九曲十折。
朱祁鎮在正統（1436－1449年）、天順（1457－1464年）年間兩度在位，中間先是因“土木之變”成了瓦刺俘虜，不得不“北狩”一年，丟掉皇位；後又被異母弟弟明代宗朱祁鈺禁於南宮七年；直到1457年“奪門”之變得以復辟，再經“曹石之變”，直至逝世。
那這位人生跌宕起伏，經歷波折坎坷的帝王，如何在因敗被俘，羈留蒙古草原，“北狩”一年是如何生活，安然回國的呢？
事出有因
先看《明英宗實錄》的記載，這是明朝官方的記載。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日，“虜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至貓兒莊，右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脫脫卜花王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入寇甘州。諸守將憑城拒守，報至，遂議親征”。
朝中的一幫大臣們自然不同意明英宗的這一決定，吏部尚書王直率領一幫大臣合奏，認為“陛下得天之助，將士用命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
明英宗朱祁鎮本人對大臣們的奏章並不以為然，認為“卿等所言皆忠君愛國之意，但虜賊逆天悖恩，已犯邊境，殺掠軍民，邊將累請兵救援，朕不得不親率大兵以剿之”。
在清朝官方編修的《明史·英宗前紀》中觀點與《明實錄》前述基本一致，簡單兩句“……下詔親征”“臣諫……不聽”。不過在《明史·宦官一》中，卻出現了“振狡黠得帝歡……振得因以市權……振權日益積重……十四年，其太師也先貢馬，振減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的描述。
但這裡問題就來了，同是清人所修，為什麼《明史》前後表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原因，一個是皇帝本意，一個是責任歸咎於宦官“構釁瓦剌”。
其實，宦官王振得勢、專權固然可惡，但只不過順承了明英宗的意圖，在一旁煽風點火而已。明英宗毅然決然的親征行動，委實緣於瓦剌等部的犯邊南侵，明軍的節節失利，還談不上王振的“挾帝親征”。在這種局面下，年輕的明英宗頗有欲效仿祖先出徵漠北，維護祖業，建立不世之功的意圖。
此前，我在《 》中梳理過，正統時期，為明英宗輔政的宣德朝的老一輩相繼落幕，年少輕狂的天子得以開始鋒芒畢露，急於樹立自己的權威和地位，再加上身邊一直所寵信的宦官王振“勸成”，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瓦剌崛起
時間回溯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這一年的三月到四月，藍玉率明軍在捕魚兒海一戰中大獲全勝，對北元主力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至此，黃金家族後裔徹底喪失了對蒙古諸部的統治。相對統一蒙元政權陷入土崩瓦解，“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
這期間，韃靼“即蒙古，故元后也”，是曾經的蒙古本部，位於東面，而瓦剌在韃靼以西，兩部是自相雄長，都想通過擁立可汗進而從中攫取政治資本，挾可汗以令諸侯。後來在汗位爭奪過程中，瓦剌首領扮演了重要角色，到明正統四年（1439年）時，也先在繼承其父脫歡之位，自稱太師淮王，成為瓦剌的新首領。
此後，也先暫時表面上保持著與東部蒙古脫脫不花（1433年，被瓦剌首領脫歡迎立為大汗）的君臣、聯盟關係，不斷鞏固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
明朝政府自洪武時期就對居於高原的蒙元各部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經濟安撫的雙重策略，避免一家獨大。早先的瓦剌部在蒙古高原西部，後來趁著明朝征伐韃靼，無暇顧及之際，再度崛起，趁機南下。到仁宣時期，明朝邊務政策變成了“順則撫之，逆則御之”整體收縮的防禦策略，一定程度上坐視甚至默許了瓦刺的日漸崛起壯大。
到也先擔任瓦剌首領後，更是肆無忌憚起來，開始覬覦明朝政府在西北、東北設置的各羈縻衛所，“先是，太宗置哈密、沙洲、赤斤、罕東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洲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在東北地區一向鼠首兩端的兀良哈部，也在其蠱惑之下，叛服無常，頻頻興師南下。除了政治、軍事上的目的以外，經濟上的考慮也佔有重要因素，通過控制貿易通道，掠奪更多金錢、財物，以滿足其生產與生活需要。
畸形朝貢
明朝自成立之後，與蒙古各部朝貢、互設貿易時斷時續。隨著東、西蒙古呈現出暫時統一的狀態，明蒙之間的朝貢、互市貿易也開始繁榮起來，各部朝貢使團的規模開始不斷增大，熱情高漲，明朝對其回賜隨之大幅度增加，這確實能起到籠絡人心的作用。例如，《明英宗實錄》中記載，正統十二年（1447年）時，“瓦剌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四百七十二人來朝貢，馬四千一百七十二，貂鼠、銀鼠、青鼠皮一萬二千三百”。如此多的人員，明政府得依例給賞。這種薄來厚往的“撒錢”工程，一方面刺激了蒙古各部的胃口，人來的越多得到的賞例就越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明政府的財政負擔。
再看《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中記載，
“先是，正統初，瓦剌遣使臣赴京朝貢，朝廷亦遣使送至瓦剌，因留至明年，仍與虜使同來歲，以為常然，虜使貪婪無厭，稍不足其欲，輒構釁生隙。虜酋索中國財物歲有所增，又索其貴重無有者，朝廷但據有者與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虜酋，索無不許。既而所得僅十之四五，虜酋以是銜恚，初遣使不滿百人，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又虛益其數，以冒支廩餼，會同館官勘實數，以聞禮部，驗口給賞，其虛報者皆不與，使回虜酋，愈怒，遂拘留我使，脅誘群胡大舉入寇”。
這段記載直接顯示出在朝貢貿易中，瓦剌等部通過朝貢獲利不斷索取的過程，以至於虛報名額，甚至採取武力訛詐的手段。
期間，明英宗曾嚴控入關人數，但效果不明顯，後來又採取固定入貢賞賜等措施縮減賞賜數額，上述《明英宗實錄》中的禮部“驗口給賞”，即是對虛報數量的清點核查。這一措施，自然使得貪得無厭的也先等人心生不滿。
另外，這種朝貢貿易的變化，也說明正統年間明廷使臣的作用發揮得並不是太好，一是沒能限制住朝貢人員數量，準確闡明明朝政府意圖，更不用說土木之變時溝通情報、發揮紐帶的作用。
倉促親征
在得不到應有的禮遇之後，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一日，兵強馬壯的瓦剌也先聯合阿剌知院、脫脫不花等四路南下攻明，開始武力威脅。
在後勤問題、指揮問題、路線問題等還未完全理順的情況下，決定親征的明英宗朱祁鎮於七月十六日親率五十萬大軍（號稱五十萬，後期有學界分析認為不足三十萬）出師，意圖速戰速決。這其實是一場沒有把握的御駕親征，明英宗意圖尋找瓦剌進行決戰，但一路上不利的消息接連傳來，使得這次親征運氣背到了家，在明英宗、王振兩位黃金搭檔的共同導演下，明軍慘敗的厄運開始上演。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明英宗的親征大軍來到了土木堡，此時，明軍南邊十五里的媯水“已為虜所據”，陷入瓦刺兵的環伺之中。八月十五日，斷水的明軍在人數仍然佔優，瓦剌先以講和麻痺明軍，後來故意撤兵詐退伏擊，誘使明軍拔營，結果陷入再度合圍的瓦剌騎兵軍中，陣腳大亂的明軍最終兵敗土木堡。
對此，《明英宗實錄》記載，“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行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面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虜邀車駕北行，中官惟喜寧隨行，振等皆死，官軍人等死傷者數十萬”。
此役，明軍與其說是被打敗的，不如說是被蒙古兵給衝亂的。而明英宗朱祁鎮為自己的年少輕狂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從一代帝王淪為異域囚徒，開啟了他 “北狩” 的傳奇人生。
小結：
“土木之變”前，明英宗相對於其之前的仁、宣二帝，可以說是有更強烈的開拓意識，南征北討，主動出擊，但頻繁的進攻顯然無法掩蓋日益衰敗的明軍邊務。正是這場空前大敗，深刻震動了大明朝廷，成為明蒙關係的轉折點，“自土木之敗，邊將無敢與寇戰”。至此，明蒙之間陷入了百年間的兩相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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