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暖暖。
有人說，疫情兇險的唯一好處是，緩和了很多家庭矛盾。我一開始不信，直到看到今天作者筆下這個警察小哥和護士姐姐的故事。
01
往常的春節期間，街上一定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碼頭上吵鬧的汽笛聲，早已喚醒了整個城市。如今，卻只剩下機排被一根纜繩束縛著，在渡口獨自搖擺。一切似乎都在預示著，這個春節註定是不平凡的。
我叫劉利民，是一名普通的基層民警，出生在北方一座國際航運和物流中心的城市。這裡的人性子憨直，民風淳樸。能守著我的家鄉過日子，是我的驕傲，更是我的使命。
大年初一，武漢封城第三天，我剛值完班，就接到了取消假期、全警開展抗疫工作的通知。
上級領導指示：武漢封城，全國公安機關立即行動起來，全力配合有關部門做好疫情監測、排查、預警，以及感染患者收治和疑似病例及其密切接觸者的核查隔離等工作。
我在治安檢查站拍下一張照片，揉著快凍僵的雙手，用微信給父母、親友報平安，當發到妻子楊雯琪的時候，我的手指停在發送鍵上猶豫了。
楊雯琪在市中心醫院工作，是一名兒科護士。按理說，“80後”夫妻倆的屬性是“擔當”，上要孝順父母，下要撫養孩子，可惜我們都沒做到，不僅犧牲了對女兒的陪伴，夫妻關係也日漸疏遠，日子越過越沒有期待。
我們已經很久都沒有說過話了，從什麼時候開始陌生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們的相處現在是靜音模式。從強撐著不開口說話，到習慣了沉默，彷彿誰先開口，誰就輸了，再到習慣於假裝看不見對方。
家裡的東西都被分成兩份兒，用透明膠貼著各自的名字，臥室是分開住的，更多的時候，我能在派出所裡就在派出所裡，她也是能躲就躲到醫院裡。
可是，在外人面前，我們是讓人羨慕的一個和諧家庭。進了門，我們都在等對方先低頭，這麼一堅持就是好幾年，如果我們的故事能拍成電影，一定是默片兒。
只有我們明白，這種日子太折磨人了。年前我們就商量好了，年後要放過彼此。為了不觸老媽的黴頭，我們決定過年後，悄無聲息地離婚。
本想平靜地過個春節，沒想到疫情兇猛。我在單位值班，妻子也在科室的一線請戰書上籤了名，臘月29就在醫院值守。這個春節，我們忙得連面都沒見上。
02
作為民警，我不僅要巡查治安，承擔疫情的排查工作，同樣要處理各種各樣的“花式出警”，我的新年是從在路上奔波開始的。
這天，處理完警情回所的路上，我和徒弟小李又接到了110指揮中心的通知，轄區內發生了鬥毆事件，我倆又火急火燎地趕往出事地點。
車停在百姓平價藥店外邊，遠遠地我們就看見兩位老太太，互抓著對方滿頭的煙花燙不肯鬆手，嘴裡罵罵咧咧、腳下也互不相讓。
憑我的從警經驗，兩位老人雖然動了氣，但穿著都體面，既不像流竄作案的，也不像是有深仇大恨的，估計就是虛張聲勢，也不會真的鬧出多大事，我和小李搖著頭走了過去。
這是建設社區內規模比較大的藥店，營業員的行頭換成了全身黃色的防護服，帶著防毒的口罩，遠遠地看去像一個個小黃人，挺搞笑的。
營業員穿的像個小黃人一樣
見到警察來，兩位老人很給面兒地鬆了手，其中一位老人說：“她插隊、嘴不乾淨、還動手…….以往我也不著急，可她插隊，買走了最後一箱子酒精，一買一箱子，這是要放火還是自焚啊？”
我有點哭笑不得，疫情期間，轄區群眾都來這家藥店買酒精、口罩等防護用品，排隊的人一多，就有人著急上火產生糾紛了。在我們的調解下，買完整箱酒精的老人，讓了兩瓶酒精給另一位老人，事情圓滿的解決。
“就是我們鄰居家，從武漢回來，我可不要多買點酒精嘛，沒事誰搶這玩意？”買整箱酒精的老太太臨走時，憤憤不平地扔下一句話。
從老人的話裡，我得到了一個重要的消息：她住的小區有鄂A牌照的車輛出入。我覺得這是個重要的情況，不敢怠慢，迅速向上級領導彙報。
隨後，我們趕往老人所在的小區，調取了保安室的監控，發現確實有一輛鄂A牌照的車，在兩天前進入小區10棟-3門402室，但很快就離開了，所以沒有引起保安和物業的重視。
顧不上教育值班人員，我們爬上了402室，可惜卻無論如何也敲不開門。無奈之下，我們敲開401室，果真見到了剛才買酒精的老人，也間接證實了她說的話。
在我執勤的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疫情爆發初期，人們的態度大都分為兩極：一種是談疫色變，甚至出現種種應激反應；一種是根本沒有防控意識，對新聞和警告漠不關心，還在悠閒地走親戚。
我和小李迅速趕回所裡，調取道路監控，開始沿路摸查。原來，老人在孩子的陪伴下，已經在網紅公園打卡拍照，在海鮮蒸餃店用了餐。此刻，她正和孩子挽著手，沿著商業街一家挨一家店地閒逛。
所裡立刻組織幹警，做了最簡短的案情分析。所長分析，雖然不能肯定這位老人一定就是新型冠狀病毒攜帶者，但也絕不能馬虎。這種時刻，我們的疏忽大意，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危險，我們要找到老人，排查掉一切的可能性。
我們不敢耽擱，四個民警兩輛車，直衝商業街，終於在一家店鋪找到了這個驚愕萬分的老人。
原來，她在年前確實去過武漢探親，之後被親友一路護送回家，然後親戚就離開了。她出城的時候，武漢還沒有封城，只聽說有人得了肺炎，但從來沒有想過會是如此的嚴重。
她通情達理地接受了我們去醫院的建議，被送往我妻子所在的醫院。由於老人略有發燒，暫時被隔離等待確診。看著她被送進隔離病房，我總算鬆了一口氣，但與她有過密切接觸的人少說不下10人，也全都要找出來進行隔離觀察。
03
離開醫院的時候，我往二樓的隔離病區看過去，紅磚砌成的兩層小樓，此刻燈光通明，二樓走廊上影影綽綽都是人，都穿著防護服，根本分不清到底誰是誰。
發熱門診的小二樓
我突然有個衝動，想給妻子發條微信問問情況。在防疫執勤的這幾天裡，我看著一個個被送進醫院的隔離人員和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突然覺得，也許此時網上不說點什麼，可能就真的不能說了。
站在隔離病房樓下，我編輯了無數次，明顯示好卻又無法傳達心意的微信，刪了又刪。我對著看不清的人影搖頭，恨自己的無能，沮喪到對疫情也生出一絲怨恨。
人就是這樣，越是互不搭理，到了最後，就越難開口。想了半天，乾脆寫了一句“多休息，別太累了”，可剛編輯好，徒弟小李就跑了過來，我像做了賊一樣，趕緊將手機揣進兜裡。
“師傅，出事了。”小李還是不改自己一驚一乍的毛病，他不由分說把我往醫院外拉。原來，被隔離的一戶中，有一個在外地打工回鄉的女孩，向小李求救說自己的胰島素沒了，要求去醫院。
我倆琢磨著，覺得這事有點兒怪。這種時候，誰會往醫院跑？給她送藥過去不就夠了嗎？何況是被居家隔離的人。“給她打電話。”我一邊開車一邊給小李下命令。
可小李撥的電話，幾次都被掛斷了，對方卻用微信發回了好幾個大大的SOS的圖片。由此，我們懷疑，這人的情況絕對不會是胰島素沒了那麼簡單，很有可能是個吸毒人員。
怎麼辦，隔離的人中如果真的有這麼個高危人員，我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趕緊和居委會主任聯繫，居委會主任說，她回家的時候登記的是返鄉人員，曾經去過武漢旅遊，給她測量體溫的時候，無發熱無症狀。
根據相關規定，需要持續隔離至觀察期滿，更多的情況居委會也沒有提供，信息到這裡就斷了。
車開到被隔離的小區門口，我讓小李又發了一條微信：“我們快到你家了,讓你父母別擔心。”很快，對方回微信過來：“警察叔叔，先別上樓。”
一直盯著屏幕的我和小李，對望了一眼，確定了一個事實——這個被居家隔離的孩子，沒有說實話。我們判斷，她有些事必須瞞著父母。
“說實話，我們才能幫你。”小李又編輯好一條微信發過去。其實，我們心裡都沒底，到底要怎麼幫助這個孩子，是將她強行隔離在屋裡，還是要把她帶出來強制戒毒，而她是否真的攜帶病毒，會不會傳染他人？
更重要的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孩子的具體情況如何，是不是毒癮發作，又到底能堅持到什麼時候？
女孩在微信裡沒有回答，長久的沉默，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們在車裡等得都有些緊張。在小李有點沉不住氣時，女孩回覆了：“叔叔，你們能保密嗎？”
“能、一定能！”我們在微信裡和屏幕外，異口同聲地回覆。
“叔叔，請別看不起我，其實，我不是糖尿病患者，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從她的斷斷續續地回覆裡，我看得出她的掙扎，“我父母不知情，求求你們一定要保密。”
04
我和小李頓時鬆了一口氣，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原來是艾滋病毒攜帶者。不過，至少這個病毒是不會通過飛沫傳染的。在做足防護之後，是可以帶出來治療的。
在工作中，我長期接觸所管片區的艾滋病患者，對他們的情況也有所瞭解，知道這種病是可以靠藥物阻斷的。當然，需要按時及時用藥。
目前，我們國家免費提供的藥物有8種，針對不同個體，醫生通常會從中選擇三種作為治療方案。每三個月，感染者都要去定點醫院取一次藥。
這個求助的女孩叫小梅，研究生畢業後去了上海工作，已經在上海落戶。但今年春節前為了散心，她請假遊歷了大半個中國，其中的一站就是武漢，這也是她被隔離的原因。
她不敢告訴父母實情，她說自己一直以來都是父母的驕傲，也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她不敢想象年邁的父母，如果知道真相之後，會有什麼後果。
她說如果不是因為有父母，她早就不想留在這個世界上了，比起其他的隔離人員，她更艱難的是，還要堅守自己的秘密。
本來她打算在家裡待上5-6天就回上海，為了以防萬一，她還多備了三天的藥，用三個不同顏色的彩虹糖的塑料盒子裝藥，隨身攜帶定時服用。
但萬萬沒想到，回家就被隔離了，而且是長長的十四天，她現在面臨著斷藥的風險，這對她來說，無疑是一場更大的災難。
她說自己幾次想和來測體溫的大夫聊聊，無奈父母總在身邊。打電話又怕父母聽到，所以她只好選擇求助於我們，求我們幫她，看看能不能通過我們拿到藥物。
現在我們成了她唯一的希望，而我隔著屏幕也能察覺到她的絕望。
坐在車裡，我開始想自己那8歲的女兒，自己是多久沒看見她了，而我自己也是別人的子女，我能體會孩子怕傷父母心的那種小心翼翼。當時，我就下定決心，幫這個孩子一把。
“師傅，疾病控制中心電話沒人接啊！”小李坐在副駕駛又開始著急：“壞了，介（這）都去加班測體溫了吧？介（這）要是入戶排查去了，咱上哪找人去？”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武漢封城也好、隔離也好、排查也好、接到求助也好，一切的一切都太快了，快得讓我這個老民警都有點懵。
叮咚，一個“？”出現在我的微信屏幕上，就在我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妻子楊雯琪的微信進來，是個大大的問號。
我拿著電話，上下文一對照，發現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居然把編輯好的微信發給了妻子。
“你是不是有個同學在疾病防控中當主任？”我突然想起妻子工作的醫院。
這回，妻子發了兩個大大的問號“？？”，我趕緊將情況告訴了楊雯琪。很快，屏幕上出現了一串救命的電話號碼。事後，小李回憶說，我打電話的時候，臉上笑得像一朵花。
其實，我也分不清到底是在高興什麼。
05
電話很快被接通，對方知道情況後，回答得很熱情，就是答案讓人高興不起來。
從他的敘述中，我們得知：艾滋病的藥物，不是隨便哪個醫院都可以取藥的。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只能在關係所在地的醫院取藥，也就是說上海戶籍，按規定只能夠在上海取藥，畢竟免費的艾滋病治療涉及到地方財政支出。
為了保護患者的隱私，疾病防控中心調整了艾滋病人的信息管理權限，異地無法查詢個人信息，在沒有確診記錄的情況下，他無權私自下放藥物。
聯繫上海疾控中心？可小梅手裡的藥還剩下兩天，就是找到醫生，對方核實身份需要時間，郵寄藥物需要時間，還來得及嗎？我果斷放棄了這條救助方案。
無奈之下，我又給妻子發了一條微信。結婚這麼多年，我從來沒像現在這樣依賴她，而她也從來沒有回覆地如此之快。其實，我沒期待她有找藥的渠道，只是突然很想和她說說話。
沒想到的是，她提示我，在我片區內的吸毒人員中，有艾滋病患者，她暗示我是不是可以找他們想辦法。
這個提示讓我豁然開朗。這是個辦法，吸毒人員本身就是高危人群，很多人因為共用針管而感染艾滋病。但吸毒人員常年精神恍惚，感情淡漠，真的肯借藥給陌生人嗎？我不敢自作主張，立刻和所長回報，得到指示：特事特辦。
我迅速聯絡自己片區內的“料子鬼”胡姐，別看她自己混得不怎麼樣，但人還是很講義氣，她聽完之後，立刻答應借藥。不過，她也跟我說，艾滋病治療藥物是限量的，她也沒有多少儲備量，在這種時候珍貴得堪比毒品。
她可以借藥，但只能借一天的藥量給小梅。更重要的是，她用的藥物未必適合小梅。
不過她又給我指了一條明路，本地的艾滋病患者有個群，是個民間自助群。
她可以拉小梅進群，讓她自己報出自己的用藥，但是否有人願意出借，就要看小梅的造化了。
我當民警多年，接觸過很多吸毒人員，很多人在吸毒之後，性情大變，無法控制自己，但清醒的時候，他們也希望通過幫助別人，來證明自己是有用的，也期待有一天，自己最終重返正途。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小梅，小梅明顯有點猶豫，她似乎不敢相信，我們這麼快就把事情解決了。但大概過了半天光景，小梅就激動地給我們發回了信息：“叔，有人願意捐助藥物。”
也許還有其他的辦法能幫小梅拿到藥物，但這應該是最快，也是最為便捷的一條路了。
小梅告訴我，市裡的救助者願意幫忙發同城快遞，詢問我們能不能幫她取最近的藥物，我們當然義不容辭。她說，自己報警的時候，心裡一片混亂，也沒敢期待結果，更不敢相信，有那麼多人願意伸出援助之手。
我們送藥上樓的時候，在門口看到了小梅年邁的父母，是一對頭髮花白，慈眉善目的老人。我們將藥物遞給小梅時，謊稱是給她的抗病毒藥物，兩位老人對著我們千恩萬謝，不善言辭的樣子像極了我的父母。
06
妻子破天荒地給我打來電話，詢問結果，我向她彙報的時候，有點語無倫次，畢竟我們好久沒有說過這麼多話了。
沒想到，這場疫情居然給了我一個臺階，我高興地就坡下驢，找著各種藉口對妻子噓寒問暖。
妻子突然在電話裡哭了，說這幾天值班的同事倒下好幾個，她自己也有點不舒服，有點像感冒但症狀又比感冒輕，就是非常疲憊。她說：“堅持不下去的時候，看著你發過去的微信，哭了。”
也許是面對危難的時候，人的心境會不同吧！我突然覺得從前那個鐵娘子一樣的妻子，似乎變得柔軟了，甚至還有點楚楚可憐。等看到她給我發過來的照片時，我更沉默了。
照片裡，十來個醫護人員，齊齊躺在換藥室的地板上休息，為了節省空間，每個人都盡力蜷縮著身體，她們防護服也不脫，有的人甚至連口罩都不摘就睡著了，不論睡姿如何，每個人的筋疲力盡都是顯而易見的。
我問妻子上廁所怎麼辦呢？她嘆了口氣說，只能少喝或者乾脆不喝水，大家也都穿上了成人尿不溼。她給我拍了一張自己的照片，嘴唇乾裂，眼睛通紅，臉上被口罩勒出的一道道紅印。她說，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饞水。
她的話聽得我心疼。醫護人員本來就是一個辛苦的工作，嫁給警察的醫護人員就更辛苦，我們很忙，有時候無暇關心家庭，就連妻子生孩子的時候，因為當時的警情特殊，我都沒能守在她身邊。有時候工作中遇到糟糕的狀況，沒能調整好心情，我還會把情緒帶回家。
現在回想起點滴生活的細節，我下班的時候，暖瓶裡總是有熱水，而妻子回家的時候，家裡連方便麵都沒有。我不僅從來沒主動關心過妻子，還和她鬥氣，妻子心裡一定苦極了。
穿上白衣戰袍的她是和病魔抗爭的鬥士，脫下白衣她也是普通人，也希望被人疼愛。而我，一直就是個不合格的丈夫。
我對著屏幕楞了半天，又開始不知道回什麼信息好，就發了乾巴巴的三個字：“辛苦了。”
妻子卻笑著說：“我們現在護理的都是發燒待確診的病人，根本提不上辛苦，支援武漢的同事才是真的辛苦。好多人退了預定的旅遊團。”
下班的路上，我買了一支薄荷味的潤唇膏給妻子送去，隔離病房不讓進，我只好交到了她同事手裡。站在發熱門診樓下看了半天，沒看到她的影子，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有點失落。
回派出所的路上，下雪了，是北方難得的晴天雪。整個世界都變成了白色，乾淨得讓人感動。這兩天路上的行人越來越少，路上來來回回都是噴灑藥物的車輛。
我把警車停在路邊，突然又想給妻子發了微信：“老婆，要不……我們就再在一起一段時間吧！你也看看我的表現？” 妻子回答我：“多久？”
我說：“一輩子！”
很久很久之後，我的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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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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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戰疫中，民警劉利民和護士妻子齊齊上了一線，發現“除了生死，其他的都不是事”，既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這段婚姻關係。我們高興地看到，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他們守護了我們的安全，也重新挽回了自己的感情。
希望這份美好能夠延續，願疫情早日控住，相信至暗之後、必是光明。
疫情之下，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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