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無疑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的產物。它最先出現的是作為奴隸主壓迫奴隸的一種工具，又是奴隸主與奴隸主之間作為交接憑信的一種手段。這種印章，無論在文獻資料或實物資料中，都已沒有跡象可尋。
甲骨文、金文有“印”字，但它是“抑”字的初文，不是印章的“印”字。
於省吾《雙劍簃古器物圖錄》著錄的安陽出土的三件銅璽 (圖1—3)，形象接近銅器圖徽，應該是早期作品。但如定為商代作品，還缺乏科學根據。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解放前做了十五次，解放後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層中從來不曾發現過一件璽印。三璽的出土情況不詳，很可能出自上層堆積中。我們為對歷史負責，暫不肯定它的時代。
▲圖1—圖3
根據文獻記載，《周禮》書中說到“璽”和“璽節”共有三處。地官司布條下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的話。掌節條下也有“貨賄用璽節”的話。鄭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秋官職金條下有“辨其物之【“女”＋“微”右部分】(美)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的話。鄭注：“璽者，印也。既楬書捕其數量，又以印封之。”《周禮》，大家承認是戰國時代的書，所記周代官制應有所本。三處說到的璽和璽節，都與“貨賄”、“物”聯繫，應該是比較早期的資料。這裡可看出印章的起源與社會經濟有密切的關係。
另外有兩處文獻資料：《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壞(益也)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璽，……”。《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國語•魯語》所載大致相同)。《月令》中說的“固封璽”，封的當是公有財物，也可能是庫房門戶，總之都屬於經濟方面。《左傳》中記載了季武子派公冶攜送公文向魯襄公彙報取卞邑的經過，說明那時印章的使用已經發展到文書上來了①。
朱白文古璽，見於諸家收藏實物和印譜著錄的數量不少，並且還有編成專譜的(如吳大瀓《幹璽齋古璽選》)。這些珍貴的大量古璽，可惜不是經過科學發掘而獲得，不知道原來存在的地層，也看不到與其他遺物的共存關係，無從確定其時代。
解放十多年來，在全國範圍內考古發掘工作中所發現的古璽，我們知道有不少處。已經看到報告的，如長沙伍家嶺第 260號墓②，巴縣冬筍壩冬2、冬49、冬50、寶6等船棺墓③，都發現過或多或少的小型銅璽(圖4-8)。汲縣山彪鎮第一號墓中發現過石璽④(圖9)。……這些古璽，考古學者都定為戰國時代的遺物。到現在為止，考古發掘中還沒有發現過可以肯定是春秋時代的璽印。
▲圖4—圖9
從以上實物資料結合文獻資料來看，印章的起源應該是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後。那時，商品交換日益頻繁，需要有一種信用的憑證，保證貨物的安全轉徙或存放，印章就在這個需要上通過群眾的創造而產生。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雖然未必是璽的本義，卻道出了早期璽印的作用。
至於早期使用印章的時代，今天推斷，社會經濟發展到春秋時代，鐵工具已經開始使用，農業生產力的逐步提高，促進了手工業與商業在列國間的廣泛發展，作為保證貨物安全轉徙或存放的信用憑證的印章，必然已經通行。春秋中期季武子用璽書的故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今天遺存的大量古璽，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時代的，不過我們目前還無法加以鑑別罷了。進入戰國時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起了根本的變化，隨著生產發展的需要，印章更被大量使用，並且達到了全面發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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