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圍棋高手被封武漢的時光裡的樸實講述，深深的打動了我，守一相信，這次疫情必將改變許多人的人生觀，改變他們的人生軌道，讓太多太多的人有了清醒的思考·········
我是圍棋六段李喆，武漢人。做職業棋手多年，已經習慣了在北京的生活，只會在年節或者特殊團聚的日子回到家鄉。
17年前的“非典”疫情沒有給我留下太多印象，只記得很多比賽都停了。那一年我14歲，獲得了中國圍棋甲級聯賽的最佳新人獎，痴迷於圍棋的世界。17年後的現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在武漢的家裡，度過一段時間感很模糊、各種情緒交雜的日子。
01.“謠言”
2019年12月31日，我在網上看到微信截圖，說武漢出現了“類似SARS的傳染病”。
將近一個月後，我才知道，微信裡說這話的人，叫李文亮。
當時我在外地，按計劃是第二天回武漢。 看到傳言之後，我們家裡人就商量，還要不要回武漢過年。
我的母親在醫院工作，她問了一些人，覺得情況“可能還好”。我們決定還是先回武漢再說。
我們去藥房買了口罩，戴著回到武漢。
2020年1月5日，我們外出聚餐，同席的是我媽的朋友，還有我的發小，好幾家人。席間有位做醫療器械方面的人，拿出他帶的N95口罩，給在座的每人發了一個。他告誡說，“現在的情況很嚴重了。”
那天吃飯的很多是醫生，但大部分人還不是很瞭解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家也是，除了之前的那個截圖，我們沒有聽說其他消息。有位醫生朋友在提到“沒有明顯證據人傳人”的時候表達了質疑，因為他知道他們醫院早期收治過一對病人夫妻，其中一人沒有出過門，不可能是共同暴露在病毒環境中導致的染病。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事情很嚴重。我每天看通報，但從數據看，情況並沒有很糟糕。
不過防患於未然的警覺我還是有的，凡是出門，口罩我一直戴著。我勸過一些人戴口罩，但經常有人覺得我“想得太多”
1月18日，我們大家庭聚會。餐館不大，爆滿，服務員忙到來不及上菜。目之所及，大家都在熱烈的氣氛中準備迎接新的一年。
同一天，我又碰到之前跟我們表達對“沒有明顯證據人傳人”言論憤怒的那位醫生——他後來也是他們醫院新冠肺炎專家組的成員之一。他對我們說，疫情已經很嚴重了，發熱門診排著長隊，根本住不下，很多病人高度疑似，但來一下醫院，還得回家，或者去別家醫院，“沒有控制”。他們無法做核酸檢測，也就無法確診，官方的數據也就看不出顯著的增長。
我聽到這個，有荒謬感。之前我一直關注通報數字，那個數字看上去讓人覺得這個病是很可控的，但一聽到這麼多人其實是高度疑似但沒有做檢測的，我就覺得很恐怖了。那位醫生跟我說，“這怎麼得了。 ”
我還聽說有醫生因為翻拍病歷或者複印病歷而遭到了處分。
也是在1月18日那天，我母親開始咳嗽。我去藥房給她買藥，一路上一個戴口罩的人都沒看見。武漢人的生活，彷彿就跟平常一樣。
我在路上拍了張照片，發了朋友圈，就是想提醒大家要戴口罩。但我不敢寫什麼，因為醫生們告訴我，千萬不要在網上說什麼，我擔心我的信息不準確，或者牽連醫生朋友。
對於我隱晦的提醒，有人跟我說“保重”，也有人跟我說，“沒有那麼嚴重啦”。
02.咳嗽
因為母親咳嗽，我們擔心是這個不明肺炎，也擔心留在武漢是否會被傳染，就商量著是否要離漢過年。再三考慮，還是決定留下。如果母親的咳嗽是因為已經感染了不明肺炎，那麼這個時候去外地，恐怕對當地不好。另一個考慮是，畢竟對武漢的醫療資源更熟悉，在生活上也更方便些。
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當時真感染了，留在武漢對個人而言不一定是個好的選擇，當時沒有意識到會這麼嚴重。
兩天後，鍾南山肯定地說，這個病會人傳人。
鍾南山院士肯定新冠人傳人
當時心裡有點慌。母親已經咳嗽得很厲害了。
她在醫院工作，咳嗽之前每天上班，應該屬於高危人群，她在1月17、18日近距離接觸過的同事，有幾個後來確診了。
可怕的咳嗽持續了20多天。這20多天裡，我們每天早上起床，各自戴上口罩，彼此隔離。這20多天裡，我們每天都要討論一個問題：要不要去醫院做檢測？
我主張儘量不去，去醫院的話交叉感染的風險太大。
只能想辦法先自己扛。我網購了指夾血氧儀，本來擔心快遞不行，沒想到後來送到了。不知道那個儀器的準確度怎樣，反正測量出來的數據不算太好，有時候勉強正常，有時候比正常稍微低一點。那段時間就一直在有點恐懼有點擔心中度過。
媽媽服用的藥物，也是靠大家幫忙，才送進來的。堅持服藥之後，咳嗽有所緩解，我們的心也稍微定了。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支氣管炎，也有可能是很輕的新冠肺炎感染，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好在20多天後就不咳了，也沒有別的症狀，我們才安心下來。
可能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在家裡悶時間長了，我和朋友聊起來，發現大家都多少會有一點胸悶氣短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在家裡，我有時候會陪媽媽看看劇，刷刷電影。她還是比較樂觀的那種，總是說，就算得病了，也沒事，能治好。那時候就覺得，沒感染，能這麼待著，還好。
1月18日之後我就幾乎沒有再出過門。過年的一個好處是，家裡囤了很多副食。蔬菜先是一兩週買一次，後來小區也封閉管理了，我們就跟著小區統一組織的團購買菜。
小區居民排隊領取團購用品
媽媽對自己的擔心很少，主要害怕傳給我。另外就是她在醫院的兩個很要好的朋友，感染了，在隔離；還有很多朋友的朋友，病重，或者在一線奮戰。對於那些遲遲不能“陽”轉“陰”的朋友，媽媽會想辦法安慰他們，因為隔離時間長了他們心裡會難受。還有些因為疑似而隔離的，家庭中會產生一些次生問題，來問我媽怎麼辦，她就陪他們聊聊。
壞消息不時傳來。我們很熟悉的人，有的在醫院隔離，有的去世；也能聽到有的人生了別的病，但因為醫療資源緊張，無法得到救治而去世——慢性病得不到持續醫治的，或者手術完之後無法繼續住院的……再就是疫情期間，人去世了，後事沒辦法處理。類似這些事情，光聽到都會讓人覺得很難過。每天在新聞上看到很多數字，就會想到這數字背後是許多家庭正在發生的真實悲劇。
在家待著這件事本身對我來說並沒有多難，可以下棋、讀書、寫論文。但比較困難的是，在武漢有一種壓迫感，好像無處可逃。你會忍不住擔心，如果疫情控制不住怎麼辦？身邊的呼喊很多，失望的、求救的……在疫情早期，因為某些工作失誤，我們錯過了十幾天的最佳防控期，導致的災難，要那麼多家庭付出代價。
03.武漢
我出生在武漢。小時候我其實不怎麼喜歡吃熱乾麵，但是後來去了北京，再回到武漢的時候，每天早上都要去吃上一碗。實際上，武漢的那些早餐，我換著吃，都要輪到。可能在異鄉待久了，對家鄉的感情維度也會多起來。
1月23日，武漢“封城”。這意味著武漢人是有很多犧牲的，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遭遇不幸，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整個武漢都在犧牲——武漢人為防止疫情擴散而做出的犧牲。我聽到有醫生說，疫情發生早期，經常有病人找他下跪，懇求得到收治，但醫生沒有辦法，收不進去。單純從人道主義講，有條件的話，這些患者應該去外省市，得到救治機會，但在防控疫情的局面下，是做不到的。病人的犧牲是很慘烈的，尤其在疫情發生早期，武漢的病死率遠高於外地。
封城之後的武漢，沒有了往日的車水馬龍
醫護人員的犧牲也很慘烈。我母親他們醫院，最早的時候騰出了一層樓給感染的醫護人員隔離，後來變成三層樓，再住不下了，就改到分院去住，後來又搬了回來。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有幾層樓，但已經確診了200多個醫護人員。
儘管處境艱難，但這些醫護人員，還是在頑強地做事情。我看到他們戴了一天手套的手，皸裂、浮腫……很感激所有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建築工人、志願者等等，他們冒著感染風險日以繼夜地工作，非常不容易。
如果要描述我們這些普通的武漢人現在的處境，我覺得，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受害者吧。我們沒有被感染的武漢人，只能說是運氣比較好。因為早先的時候，大家都在外面活動。那些運氣不好的人，可能就永遠地離開了，他們的整個家庭就此遭到了讓人難以想象的打擊。沒被感染的人，是倖存者。
那些在外地的武漢人、湖北人，也受到很大壓力。我聽一些同鄉講到疫情初期的情況。比如A，他是湖北人，但其實已經半年沒有回來過了，但半夜時分居然有人上門來找他要求去隔離。海外的人也會遭遇類似的情況。我們需要陽光照到的地方，還有很多。
疫情中的社區志願者（圖源網絡）
“封城”第二天是除夕夜，我已經不記得是怎麼過的了……反正沒有看春晚，一直在電腦邊上查看各種新聞和疫情的信息。
總覺得想做點什麼，希望能幫上忙。微信上看到很多群在行動，有人有能力打通物資鏈條，把它們送到前線，我沒有這個能力，就在武大的北京校友會和北大的湖北校友會那邊捐了些錢。同時，我知道很多棋手也在關注疫情，很多人問我情況怎麼樣，能不能幫把手出個力。我就想著在圍棋界發起一個倡議，跟圍棋協會彙報了我的想法，總局反饋回來說，因為我身在武漢，那麼就以我的名義去號召大家捐款。於是，1月25日，我發起了一個圍棋界的捐款倡議。
根據一些朋友的經驗，我們沒有把善款交給中間環節，而是直接聯繫了醫院，走了一條直達醫院賬戶的路，把募集上來的善款捐了出去。
04.真實
我相信，這次疫情對很多人的人生觀念都會產生影響，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感受，對生活的想法，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我們會有一種錯覺，以為我們對生活有掌控力。但其實，生活是很有偶然性的。很多事情我們能夠控制，我們制定計劃、然後去執行；我們有很多“希望”。但現實中，時常事與願違。
17年前，“非典”肆虐的時候，我只有14歲，是那一年圍甲聯賽的最佳新人，還獲得了拼搏獎。對那時的記憶不多，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很多比賽都停了，各回各家，在網上下棋。那時候也比較懵懂，腦子裡只有棋，其他的事情基本上不關注，痴迷在圍棋本身的世界裡。
14歲時，李喆獲得了圍甲聯賽的“最佳新人”
“非典”經歷的衝擊，對我而言沒有這次強烈。也因為那時的互聯網資訊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許多非典的相關信息是在後來的回顧報道中才看到的。現在，我會思考很多比如人是怎麼回事，人應該怎樣去生活，以及，我要做什麼。
這次對我內心衝擊最大的是李文亮醫生。我們最早看見他的微信截圖時並不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被約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後來我媽接到同事打來的電話，說那個被約談的醫生，感染了，在重症監護室，很危險。那位同事打來電話的時候，是哭著說的。我們聽了，都心裡難受得不行。但那個時候，我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當時甚至有一種衝動：如果我感染了，我就能去醫院問一些細節，我要把他的事情寫出來。我想去做這個事情，他應該被公眾知道，我想說出他的名字。
1月28日，北京青年報刊登了對李文亮醫生的採訪，他終於被大家知曉。後來看到他開微博、接受採訪，我們以為一切都變好了，他會慢慢康復。
2月6日晚上，我母親在他們醫生的群裡看到了李文亮醫生去世的消息。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我又哭了，心裡太難受，覺得太不公平了。
李文亮醫生
通過這次的事情，相信很多人對於自己的處境更明白了，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清楚。我們生存在一套體系之中，有些危險、有些實情是被遮蔽的，但我們因為自身的利益考慮或者因為輕信，很容易看不清或者膽怯，被那些紛亂干擾，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想，人應該更勇敢一些，擺脫既有意識和利益的羈絆，用理性去尋找和堅持真實的東西，它們是真正有力量有價值的。我們每個人都對社會負有責任，我們的每個選擇都對社會構成影響。很多帶來惡果的行為並不一定是出於惡意，更多是出於無知與淺薄，這些行為的常態化就會惡化社會風氣，這就要靠啟蒙、靠教育、靠讀書。經典書籍中的知識與智慧讓我們跳出現有的結構而更能理解自己與社會的關係，理解自己的責任與權利。這段時期可能正是讀書的好時候，能讓我們對書上的理論和故事更有貼近感。
下棋時的李喆
封閉在家的日子裡，除了讀書、下棋，我也會有一些關於圍棋與當下聯繫的哲思。從競技上來講，這段特殊的經歷對我今後的圍棋之路不會有什麼影響。我思考得比較多的，是圍棋的教益。
圍棋更多地是教會我們策略，處理問題的時候，怎麼做能夠更有效率、收益更大，怎樣能去達到一個整體的目標。
自古以來，從圍棋中得來的比喻在社會層面廣為人知。這些比喻有些是正向的，但有些，是危險的。比如，把人比作棋子。
圍棋中的策略，是為了達到整體目標而構建的，所以有些棋子可能是棄子，在實施策略的過程中，要被犧牲掉。但如果這個邏輯推廣到社會中，就是反倫理的，是危險的。在我們的日常思維中，要避免把人當作棋子，人不是棋子，每個人的基本的權利，應該得到尊重。
高高山頂立，密密海底行，言不如行，每一株小草都有昂揚向上接受陽光雨露的權利，蒼生亦如是······
萬千繁華守住你我本心，良知，關注萬守一，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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