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學子成千上萬，挑燈苦讀的最終目的都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即使如李白這樣浪漫、灑脫的大詩人都不能免俗。可是成為官員以後真的就高枕無憂了嗎？
做一個古代的上班族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不光他們稱不上鐵飯碗，而且成為官員後的生活並不比十年寒窗輕鬆，從一介布衣成為天子門生以後的日子有時候更需要如履薄冰，而且比起求學，上班生活的自由度也大打折扣了。那麼古人的上班生活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一、 古代官員上班為何需要披星戴月
（一）古代官員上朝路之多艱
明代有言"三品乘轎，四品騎馬"，可見到明朝時期，上早朝的官員大多數是可乘坐交通工具的，那為何經常見詩文中有上下朝披星戴月的言論呢？
我們知道官員上朝議事的場所是皇宮，通常在都城最中心的位置，然而由於城池建設的需要，都城附近是王公貴族的宅院、交易往來的坊市，甚至尋歡作樂的歌舞場所，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其實眾多官員的宅邸其實根本無法安置在城內的，故而無論坐轎子還是騎馬，通勤時間都是很令人頭疼的。
即使到了宮門口，還要有嚴格的檢查甄別制度，而且由於防火需要，宮門到大殿之間竟然不能點燈，這樣抹黑的環境下無疑為上朝增加了更多的麻煩，甚至曾有官員因為下雨路滑跌入水塘淹死的事件發生。
上朝時間換算下來大約是如今的七點左右，若有遲到還要受到嚴格懲罰，而加上路途難行、宮門難進等問題，提前兩小時就出發的官員比比皆是，一句披星戴月可真的不是誇張，而是無奈的事實，不怪乎有人說做官的苦甚至超過了十年寒窗。
（二）早朝制度真的有必要嗎？
《詩經·齊風·雞鳴》篇中有這 樣一句："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方明矣，朝既昌矣。"這是妻子喚丈夫起床時的話，說的是雞已經打鳴了，朝堂已經開始忙碌。可見天色將明、聞雞鳴開始早朝的習俗在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那麼早朝又是做什麼的呢？為何早朝一定要這麼早呢？
《梁書·武帝紀》記載："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可見每日的早朝需要皇帝與大臣共同商議國事，甚至每天官員們需要做的事物、即將對各地下達的政令等都會在早朝時進行商議和決定，故而早朝必須足夠早才能在消息傳播速度緩慢的古代爭取更多的時間和更高的效率。
此外，明朝的書冊中也有記載 ，早朝"一則聖躬志慮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衛得免疲倦，可以整傷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辦政務，五則鐘聲有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有期，可以聳外夷之瞻仰。一舉而眾美成具，天下必將稱頌聖明。"
可見早朝的早也是帝王表現自己勤政為民、勵精圖治的手段之一，不僅能夠掌控朝臣的行動，控制臣子之心，也能收攏民心，甚至讓別國受到威懾和震撼，為此犧牲一些"睡懶覺"的時間是十分值得的。
（三）古代官員上衙真的有如此繁多的事物嗎？
明代袁宏道一封寫給好友的書信中曾向後人展示了他的官場生活："相別便已半載，尚未及通訊一字，吳令匆忙乃爾。近日學問想益大進。部下有可與譚者否？生在此繁苦不堪道，大略雞鳴而起，三更而息，每困頓時，輒思世間有長夜鼾睡者，不知定是何福修得。"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寫照，也不會因為他是京官而格外勞累，其實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縣衙，每天要面對的財政、司法、治安等各個方面的繁雜事務，也足以讓今人感到頭疼，更何況在交通、通訊皆不便的古代，還要考慮如何更快更完善的下達政令，三更而息也就很正常了。
這種忙不完的生活對許多官員的身心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除了重病、丁憂等等大事，這些官員平時連請假都不能，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下，能夠保持本心，堅持為民的官員就更加值得稱讚。
但即使由中央把控，也很難讓所有人都能一直保持積極的工作狀態，在休閒活動貧 乏的古代，如何調動部下積極性、如何保持工作的高效性也是各級官員都要學會的重要手段。
二、古人考勤制度與王朝沉浮漫談
（一）早朝時的打卡制度
我們剛剛談起早朝之"早"，很多朝臣只能披星戴月的去參加早朝，而且由於為防火原因考慮，除了一些在早朝之前便要面見皇帝陳情重要事務的重臣可以由內仕掌燈領路入宮外，其他朝臣只能抹黑進宮，而千百年來"戊夜趨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審視不辨"的朝臣沒有被不法之徒取而代之的原因，則都在這嚴格的打卡制度上了。
《漢書·元帝紀》記載，凡是有資格入宮早朝的朝臣需要在"二尺竹牒"製作的特殊記名牌上記錄本人的姓名、年紀、容貌、身份官職，堪稱入宮專用的"通關文牒"，被稱作門籍。
門籍"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即使因身體原因請假的官員也會在其姓名之下添上一個病字，表示無法上朝了。若無門籍記載的官員不經傳召允許私自妄圖入宮，則會以"無籍入宮殿門"之罪受到嚴酷的懲罰。
這種簡單粗暴的鑑別身份之法卻也是最難弄虛作假的，而這也保證了很難有人混入森嚴的宮城。
（二）從古代考勤制度變遷看王朝興衰
古人在長年累月的工作下難免有了懈怠之心，不僅有關於假託生病之名不去早朝，更有不少臣子在下朝後私自離崗，行遊樂之舉。這種現象看似無所謂，但其後果卻被元朝右丞相一語道破，"比者僚屬及六部諸臣，皆晚至早退，政務廢弛"。
為了杜絕這種事情發生，古代也設置了嚴格的考勤制度。對於需要上朝的臣子，若有因病請假則要有醫官前往查看真假，若借病避朝卻另行他事，則要受到嚴懲。
最初這些欺君罔上的臣子不僅要打板子，還很有可能直接革職，在帝王權威極盛的時候，為臣者對上朝這件事是不敢有一絲輕慢的，然而懶惰是人類的劣根性，為君者勤勉是自身素養的體現，臣子的勤勉大多時候卻是皇權強壓下的畏懼使然。
早朝之後的官員並不能下班，還要去各自的衙門處理一天的公務，衙門裡從上到下官員無數，若無相應規則更難防止其陽奉陰違擅離職守，因此各級衙門也產生了點名制度。
這種點名與早朝不同，不僅上班伊始需要點名，而且在上班期間還要進行數次點名，甚至會有不定時的突擊抽查，然而即使這樣，也難以阻止一些人的偷偷離崗，對於這些人，其懲罰手段也是花樣百出。
對於失職的官員，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處罰方式。根據《舊唐書》記載，唐玄宗時規定，"文武官朝參，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而到了肅宗執掌朝政時，則降低為"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俸"。再到文宗時期，"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據料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
從記載可見，朝廷的逐漸式微也會導致中央集權的旁落，對官僚和士族的控制力下降，也正是因此，對於官員的管理手段才從最初的雷霆手段轉向不痛不癢的懲罰，最重要的還是為了安撫官員，也相當於默認了他們的躲懶行為，是皇權向官僚妥協的表現。
人說雪上加霜，這種考勤制度的削弱無疑是對朝堂統治權威的進一步削弱，眾所周知古代冗官冗職的狀況本就難以解決，而這些人還漸漸走向尸位素餐、遊手好閒，每年朝廷的開支有一大筆要支付這些人的俸祿，而這些食君之祿的人卻無心為君分憂，這種權利的傾斜在唐、宋、明清等朝代末期都有體現。
朝堂的消亡不是一個人能夠辦到的，臣子的散漫是皇權威懾力嚴重下降的體現，而皇權旁落的原因則是軍權、財權的旁落甚至"從此君王不早朝"的錯誤行徑導致的，因此我們熟知的盛唐、宋、明中期和康乾盛世，對於上班這件事從君王到臣子都是十分嚴格，決不可輕視的。
結語：
古代官員的上班生活大多時候是十分枯燥的，他們每天超過六成的時間都在上班或上班路上，其政令下達也需要十分謹慎，錢糧賦役、詞訟斷案、文書往來，一樁樁一件件繁雜冗長，讓人十分勞心。
在這樣的公務員生活下，許多官員甚至漸漸喪失了做官的鬥志，官場中的爭鬥和浮沉也讓很多人難以安心實現為民請命的抱負。但從這樣的制度裡我們也能看出帝王心術、看出時代浮沉，看出在條件落後的古代想要治理一個國家，需要怎樣的努力和堅韌，這些幾乎放棄了自由的官場中人，才是將五千年文化支撐下去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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