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底，王震兩次與特地從北京趕來的鄧力群同志作了較長時間的談話。1993年2月3日，王震與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衛建林談了很久。衛建林回到北京後整理並寄發廣州，王震又作了補充，並交代把前幾次談話整理到一起發出。
王震在的這幾次談話涉及內容很廣泛，主要有：
1、中華民族要興旺。從孫中山到毛主席，適應了這個要求。
2、毛主席倡導改革。紅軍時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士兵委員會，是軍隊的改革。供給制到薪金制是改革，兩參一改三結合也是改革。
3、毛主席主張幹部的工資不要太高，幹部要參加勞動，密切聯繫群眾，接受群眾的監督，想用這些辦法縮小差別，防止官僚主義和產生新的剝削階級。1955年搞軍銜，有人主張高工資，差別二十來倍。當時，我任全軍薪金改革小組組長，我主張工資差別不能太大，彭老總、賀老總很贊成。
4、毛主席非常重視巴黎公社經驗。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經驗，是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其中還有收入差別太大。我們不能搞絕對平均主義，要按勞分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對的，但絕對不能搞兩級分化。鄧反覆強調這個問題：兩級分化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就變了，就必然會有人造反，有人鬧事，12億人口的大國就混亂不堪。
5、毛主席絕對不保守，絕對不閉關鎖國。解放初，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封鎖我們，扼殺我們，不讓我們開放。我們只能向蘇聯一邊倒。後來，赫魯曉夫變了臉，美蘇聯合封鎖，扼殺我們。我們只有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一條路。日子苦啊。毛主席高瞻遠矚，決定搞乒乓外交，許多國家紛紛與我們建交，我們重返聯合國。這是我們後來改革開放的根本條件和基礎。
6、新中國成立的17年，儘管工作中也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是舉世公認的，對幾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這麼長時間艱苦努力得來的成果估計不足是不對的，企圖全盤否定更是錯誤的。
7、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毛主席逝世以後，許多右派和一些人指責說，他在建國後聽不進別人意見了，開始一意孤行了，事實真的這樣嗎？認為這是確切的事實，但我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和看待這個問題的。
為了維護毛主席的地位，王震上將當眾發出如此鏗鏘之言，震耳發聵。
毛主席去世後，社會上一度出現歪曲、詆譭 毛澤東思想的歪風。對此，1981年，專門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做出了科學的評價。
但是，社會上仍不時出現一些言論，發表與決議相悖的觀點。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上將對此十分憤慨。
1988年9月9日，正是毛主席去世12週年。這一天，王震心潮澎湃。
下午，他與工作人員談起了毛主席。聯繫當時某部電視片時，他說：“現在把什麼都扣到毛主席頭上，說他說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哪有這回事！這是下邊人說的。我1958年給毛主席彙報時，他還不相信有人會說這樣的話。
他說過四、五、八(糧食綱要，即長江以南實現畝產800斤，黃河以南500斤，黃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趕美。超英趕美是指鋼產量，那時英國就是1000多萬噸鋼，美國6000萬噸鋼，毛主席講要用15年時間趕超。
這有什麼錯?實踐證明，我們很快超過去了嘛！毛主席要割資本主義尾巴，這是xxx同志提出來的。毛主席說還是留一點吧!割尾巴，那還不割出血來，還能不疼？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們一二十個人的會上說的，我當面親自聽到的。”
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辦公室，約見幾位理論工作者。在談話時，他說：“將來我去見毛主席時，我要對他講，你講搞不好要改變顏色，過去我不懂，現在懂了!”
為此，他無論什麼場合都堅決站出來，為維護毛澤東思想這面大旗鼓與呼，甚至發出鏗鏘之言
1989年1月11日，王震在湖南長沙參加陶峙嶽上將的追悼會後，準備返回北京。湖南省委一些領導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廣州軍區司令員張萬年等人，都趕過來為他送行。王震大聲對前來送行人說：
“現在就有那麼一股歪風，不準講毛澤東思想！你們不講話，你們將軍不講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你們這些將軍，也就沒有我這個將軍!”
這聲音讓人震耳發聵。
在維護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上，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表現出了一位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也體現出了一位傑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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