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為解答用戶CoCo的提問而撰寫。日韓在學習中國文明的過程中走向不同的道路，與地緣、法統、政治、社會都有關係，旅日學者陳路對日本與韓國學習中國之路進行梳理，從多方面進行申說。希望CoCo用戶能夠滿意。
中國的儒家文化與政治制度，長期以來都對日、韓、越等周邊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故而有著儒家文化圈的說法。但是該說法也受到過挑戰，如亨廷頓便將日本視為一個獨立的文明。
但是，儘管日、韓、越等周邊文明都在不同程度上皆受儒家文化影響，並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中國的政治制度，構築自身的政治體制。但是，就以結果而且卻是千差萬別，特別是日本與韓國，完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演化方向。
根據國際文化論，外來文化受容的關鍵並不在於其本身，而在於由縱向的歷史演化與具體社會情境所交織而成的具體時空情景。根據這一思路，必須首先考察日、韓等文明，是在何種具體情景之下，引入中國文化並因此發生了何種變化，其次再探討儒家文化在各國的表現。
故而，本文也將依據這一思路，來對日、韓兩文明的中國文化受容史情況進行簡單探討，以此來理解何以同為接受中國文化的文明，日韓兩文明會產生出不同的演化路徑。
由於本人並非韓國史方面的專家，故而在此僅僅為讀者諸位提供一個思路。同時，由於雖同樣來自中國，但佛教的情況比較複雜，故此處不予討論。
日本有選擇的吸收中國文化
1
依照傳統的歷史分期法，近代以前有文字記載的日本歷史，可以分為古代、中世、近世三個時段。而日本對於包含儒家文化與中國政治制度的吸收，大致上也與這三個時代相對應，分為三個時期。
天皇主政的古代日本
古代日本對於儒家文化與中國政治制度的受容的主要特點，主要體現在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王土王民思想為核心，模仿中國的政治制度建立律令制。在外交上構築日式天下秩序。這裡僅對律令制度進行討論。
律令制度的成立，雖最早可追溯到推古朝制定十二冠制。但一般認為，正式引入中國文化，改革日本內政的，是稍後的天智天皇與天武天皇兩兄弟。
天智天皇在登基之前，便作為主導朝政的皇子，模仿中國的政治制度，推行了廢除豪族私有地；由中央統一創設地方政治制度；制定戸籍・計帳・班田収授法；修訂租稅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其登基之後，更是進一步推行這些改革，制定令制國制度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支配，並頒佈了日本最早的戶籍庚午年籍，正式推行以戶籍為中心的班田收授法。
天智天皇去世後，其弟大海人皇子雖藉助諸豪族對天智天皇的不滿，而得以通過軍事政變上位，成為天武天皇。但其卻繼承了天智天皇的中央集權事業，下詔參照大唐律令，制定日本最初的的律令，試圖以此來建立中國式的官僚制度，改變過去由豪族主導政治的格局。該律令直到其後繼者持統天皇時才編撰完成，這便是日本最早的律令《飛鳥淨御原令》。另一方面，其還積極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培養熟悉中國政治制度的人才。
此後數十年間，大和朝廷在《飛鳥淨御原令》的基礎上，參照大唐永徽律令，先後制定並頒佈了大寶律令與養老律令。終於在公元8世紀中期，將律令制度推向巔峰。
然而，到公元8世紀末的桓武天皇在位時，這位與天智、天武兄弟一樣野心勃勃，試圖大權獨攬的天皇。卻發現律令制不僅沒有多少實際效果，而且還成為朝廷巨大的財政負擔。以至於儘管其與漢武帝一樣好大喜功，積極推行對蝦夷的戰爭，但卻不得不因為負擔過重，而
廢棄了大寶律令所規定的軍團制，轉而推行依賴地方豪族武裝的健兒制與國衙軍制。伴隨著中央對軍事力量的放棄，儘管日後朝廷不斷的推出各種格・式來對律令制進行修補。並通過對國司的放權，一度強化對地方的汲取機制。然而終究難以挽回律令制崩潰的命運。最終隨著勢家權門的崛起，太政官的權力幾乎被權門所瓜分，律令制也便名存實亡。
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日本對中國政治制度學習的最用力的一個時期。幾乎完全以中國政治制度為藍本，來構築自己的政治制度。
然而，即便是在這一時期，日本的政治依舊保留了許多與中國不同的特點，比如存在與負責行政事務的太政官相平行的負責祭祀事務的神祇官。而太政官雖然以唐朝的三省製為基礎創立，其權限卻要遠大於三省，除非重要議案，一切議案只要太政官審議通過，便可直接由弁官發佈太政官符輔助實質。
更重要的是，雖然日本也模仿中國，設立大學寮，並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僚。但此時的考試製度，僅僅是針對大學寮學生的審查考試。而無論考試結果如何，對於學生們的仕途幾乎也不會有多少影響。且大學寮雖沒有入學考試，但平民出身能進入大學寮者幾乎微乎其微，由此出頭者更是極其罕見。
可以說，該時期對中國文化的受容即律令制的成立，並未改變日本朝廷貴族聯合體的實質。
武家奪權的中世日本
中世日本對於中國文化的吸收，有著與古代日本完全不同的特點。由於當時日本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無從模仿中國政治體系。但是，儒家思想卻通過五山十剎禪僧的教育活動，在日本各個階層擴散開來。
儘管在古代日本，儒家思想便已經傳入日本。但是在當時，大致上只有貴族或是寺院的僧侶，才有機會接觸到儒家經典。進入中世之後，淨土宗、日蓮宗、淨土真宗等新興教派，開始面向大眾進行積極的教化活動，開啟了日本佛教大眾化的時代。
而作為新興教派之一的禪宗，一方面依託幕府將軍、大名等武家權力者，在武家社會中獲得了南都、北嶺那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與其他教派一樣，積極投入民眾教化活動。而其在從事這些活動的過程中，所憑藉的主要資本之一，便是以儒學為中心的漢學。
當時大陸漢籍，大多經由禪僧之手輸入日本。而禪僧也是當時漢學素養最深厚的群體，甚至於連以漢學為家學的博士家，也要向禪僧們請教宋學的相關知識。
另一方面，無論是權勢日增的武士，還是新興的庶民，都對漢學表露出了濃烈的興趣。前者試圖通過對漢學的學習，掌握關於政治秩序及軍陣相關的知識，而後者則更看重醫術等實用性較強的技術。而兩者皆對充滿道德訓誡的儒家學說，有著極其濃烈的興趣。
五山的禪僧迎合了這些階層對於漢學的渴求，不僅應武士的要求，頻頻為其講解《論語》《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而且也在寺院開設講壇，向不同階層的人普及漢學教育。
這裡需要指出一個國內長久以來流傳的誤解，即日本人很排斥《孟子》。無論在中世還是在近世，日本人都很重視對《孟子》的學習與解讀，比如出身博士家的清原宣賢，便多次應戰國大名朝倉孝景的邀請，為朝倉氏的武士們講解《孟子》。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這一時期透過五山禪僧們的教育活動。儒家思想開始滲入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特別是成為武士們理解政治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但儒學本身從未獲得來自公權力的任何支持，傳播儒學的禪僧們，也從未試圖使儒學本身成為政治秩序的一個構成部分。
簡而言之，
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儒學只是一個沒有多少政治色彩的單純的學問。他們汲取自己所試圖獲取的資源，但是並沒有多少興趣以此為基礎來構築他們的政治秩序。這種去政治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了日本儒學的主要特徵。朱子學與近世日本
最後是近世日本對於中國文化的吸收。
不可否認，近世是儒學對日本社會影響最深遠的時代。不僅出現了中江藤樹、熊澤蕃山、荻生徂徠等儒學大家，甚至於奠定了近代日本社會推崇儒學的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儒學在近代日本的發展與推廣，也充滿了坎坷。
與中世五山禪僧相比，近世的儒者大多都有著實踐儒家政治理念的意圖。 特別是林羅山、熊澤蕃山等人，便一再鼓動武家權力者驅逐寺社勢力，踐行儒家的教化體系。而如池田光政、德川光國等被譽為儒家名君的藩主，也確實一度廢佛毀釋。池田光政甚至通過在各地設立手習所，引進出身寒門的浪人，來建立儒家的教化體系。
然而，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近世初期的這些活動，並未撼動佛教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支配性地位。
池田光政的廢佛毀釋，甚至招來幕府的反對而無疾而終，而他的改革事業，在其去世之後也僅留下一個閒谷學校。而德川光國，除了開啟編修《大日本史》的事業外，其崇儒成果也乏善可陳。而林羅山雖然一意排斥佛教，但最終他卻不得不頂著法眼的僧位為幕府服務。直到他孫子林鳳岡，才獲得幕府的正式支持，以私塾的形式，開創帶有幕府官學色彩的昌平坂學問所。使朱子學成為幕府認可的官方意識形態。
日本大儒林羅山依然無法擺脫佛教的影響
但是，儘管幕府以朱子學為官方意識形態，但相較於承擔了戶籍管理等重要職責的佛教僧侶相比，儒者的權力僅僅侷限於文教事業。而即便是在文教領域，儒者的影響也較為有限，如藩校的普及，要拖到18世紀後期。而且在很長的時間內，僧侶依舊在文教方面保留有極大的影響力。
不過這一時期，儒家思想對日本社會的另一重大影響，是確立了五人組制度。通過五人組，來實行教化，實現對農村的間接控制。
除了這些政治層面外，儒家思想主要通過儒者、武士、僧侶等人開設的私學，向大眾傳播。就這個方面而言，大體上可以認為繼承了中世儒學部分去政治化的特點。更多是作為一種個人的修養或是純粹的學問而存在。
也正是這一時期儒學教育的普及，才為近代日本儒學的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是依舊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國人及日本學者，皆愛強調江戶時代漢學的昌盛。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占比極少的知識精英群體如此。就日本社會全體而言，儒學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依舊是一個比較難於考證的問題。
以上便是對近代以前日本對儒學乃至中國政治制度受容的基本情況。不難看出，在不同的時期，來自中國的政治文化特別是儒學，對日本社會的影響都很大。
但是，這種影響，並未能夠在真正意義上動搖日本的政治傳統。即便是在全盤模仿中國政治制度的律令制時代，氏族政治的特點依舊極其明顯。比如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核心的科舉制度，便從未能在日本紮根。
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的影響，更主要的體現在政治理論、道德倫理等思想。這便使得在大陸歷來與公權力有著很深關聯的儒學，在日本卻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獲得去政治化的空間，從而在形成一門純粹的學問。
大陸挑戰與韓國走向秦制
2
與日本類似，韓國對於中國文化的受容，大致也可分為三個時期，即新羅時期、王氏高麗時期與李氏朝鮮時期。
骨品制主導的新羅
首先是新羅時期。隨著新羅與唐朝聯手，反殺高句麗與百濟，再趁著唐朝面對吐蕃的威脅，擊敗薛仁貴的唐軍，建立其第一個支配整個朝鮮半島的王朝，其也如日本一樣，開始引入唐朝的律令制度，設立國學，推行郡縣制度。
這一時期新羅對中國文化的受容，大體與同時期的日本類似。雖然建立了律令制與郡縣制，甚至連官名與人名，都改為充滿唐風的漢字，但卻並未觸動貴族聯合體這一政治結構。特別是以骨品製為核心的身份制度，依然是新羅政治結構的主要支柱。
所謂骨品制，是將新羅的三王家與六部氏族，依據血統劃分為五品十七階，其中最上位為與王族關係密切的真骨（其中父母皆為王族者，稱之聖骨），其下依次為六頭品、五頭品、四頭品。官職、婚嫁、日用品及住宅規格完全由骨品決定，且官僚機構的首長，則幾乎全由真骨出身的者所佔據。故而在新羅，能夠被稱為貴族的僅僅只有出身真骨者。
新羅古都慶州
可以說，在保留基於氏族的身份制度上，新羅與律令時代的日本非常類似。但與日本不同的是，新羅對於非新羅系統的其他氏族，有著更嚴重的歧視政策。如新羅支配朝鮮半島後，新羅給予原高句麗與百濟的王族及貴族較低的骨品。而出任這些地方官吏者，也往往只有較低的骨品，這便導致了新羅對於這些地方的整合很不成功。另外新羅本身並不像大和朝廷一樣，對於朝鮮半島的其他勢力具有壓倒性優勢。而是藉助唐軍的威勢，及百濟，高句麗故地民眾對唐軍的反感，才實現對這些地區的支配。
這些問題的積累，最終引發了各地的強烈反彈。自8世紀末開始，新羅朝廷不得不與同時期的日本朝廷一樣應付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新羅朝廷並沒有日本朝廷那麼幸運，不僅未能壓制住來自各地的反抗，甚至其自身為能逃過覆亡的命運。
與日本分道揚鑣的王氏高麗
接替新羅支配朝鮮半島是，是由王建所建立的高麗政權。與之前的新羅、百濟、高句麗的統治者不同，王建本人並非貴族出身。儘管日後的高麗王室，將王建的譜系追溯到衛國公室及唐朝皇室，甚至還宣揚龍女的神話。但王建的父親，無疑是一名從事貿易活動致富的地方豪族。王建最初的基本盤，主要也是不滿新羅朝廷的地方豪族。
在高麗建立之初，王氏一族對於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重視，要遠遠大於儒家思想。王建去世時，尚告誡子孫，當尊崇佛教，舉辦祭祀佛陀與山河之神的各種法會；不可輕易削減臣下與軍人的俸祿；不可輕率的引入中國的風習。
但是，其去世後不到數年，其子光宗王昭便將這些告誡置諸腦後。不僅開始推行科舉制度，選拔官僚。而且在統治的後半期，對王族與支持高麗建國的豪族勢力進行嚴苛的打壓。
之後的高麗君主，大體都延續了王昭的政策。如6代君主成宗王治，開始清除高麗政權的佛教色彩，轉而在各地建立學堂，普及儒學。至11代君主文宗王徽時，王氏已模仿唐宋制度，將高麗建設為以一君萬民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並首次創立了兩班制度。
自此，由儒家思想訓練的文官集團，首次登上朝鮮半島的政治舞臺。而熱衷於推行中央集權政策高麗君主們，也越來越倚重於這些文官，打壓以豪族為主體的武官集團。
即便如此，在高麗時代，這種以文官集權支持的中央集權體制，尚未能達到其所效仿的唐宋王朝那樣的完美程度。
首先，儘管經過儒學訓練的新興士大夫階層出現，並且逐漸躋身權力中樞。但是高位貴族的子弟，依舊能夠通過蔭襲獲得官位。
此外，雖然在高麗立國之後的一百多年間，推行崇文抑武的文治政策，以地方豪族為基本盤的武人頻受打壓，文官能夠在國王們的支持下，屢屢凌駕於武人之上。但作為兩班之一，武人其依舊具有很強勁的實力。故而能夠在第18代國王毅宗王晛與明宗王晧的時代，先後發動庚寅之亂與癸巳之亂，誅殺大部分文官，甚至弒殺支持文官的王晛。在接近100年的時間內，以武臣政權的形式主導高麗政局。
然而，高麗的武臣政權，並未能如鎌倉幕府一樣，頂住來自蒙古的攻擊。另一方面與鎌倉幕府不同，武臣政治並非地方豪族的聯合政權，而是依附於中央朝廷的權威，推行統治，並未能形成日本那樣的封建秩序。這便使得儘管武人們通過誅殺文官來確立其統治，但他們依舊必須依賴這些從事行政事務的文官來維持中央王朝的統治。
故而，可以說自高麗開始，朝鮮半島便走向了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演進方向。
成為“小中華”的李氏朝鮮
李氏朝鮮時期，可以說是儒家文化及中國政治模式在朝鮮半島發展到極致的時代。
李氏朝鮮的開國君主李成桂是武人出身，與趙匡胤一樣，他也是在遠征途中黃袍加身，登上了皇位。某種意義上，李氏朝鮮的權力構造，與趙宋的趙宋的權力構造頗為類似。
雖然依舊推行文武兩班制度，但無疑文臣才掌握著權力的中樞。特別是勳舊派覆亡之後，朝鮮的權力鬥爭，基本上都是以文人士大夫之間的黨爭為主。只不過朝鮮黨爭的慘烈程度，要遠遠強於宋、明。甚至出現國王被廢、太子被關在木箱中餓死的慘劇。
當然，任何文化制度的受容，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移植。這一時期的朝鮮，依舊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點。特別兩班制度，堪稱身份制度與科舉制度的完美的結合。但是，這些擁有兩班身份的人，早已經不是那些古老的貴族。而是高麗時代的鄉吏與地方豪族的後代。
日韓為何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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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看出，雖然日韓兩國都曾大力吸收儒家文化，並參照中國的政治制度來構築自身的政治體系。而且最初的起點與效果也頗為類似，但以公元9世紀為分界點，兩國開始走向了不同的演化方向。
當時兩國皆陷入了國內此起彼伏的武裝反抗泥潭。日本為了解決各地的地方反抗，選擇了公權私權化及不斷的將權力從中央分割出去的道路，
最終演化出中世的封建秩序的同時，並未觸動天皇作為一切合法性根源的政治傳統。但是新羅卻被在各地反抗軍中崛起的新興勢力王氏高麗所吞併。由此，不僅高句麗、百濟、新羅這三家朝鮮半島的古老法統，皆宣告斷絕，老貴族們也層出不窮的內憂外患中，紛紛消亡。豪族出身的王建，正是在這個廢墟上，建立起新興的高麗王朝。
故而，儘管王建在建立高麗之初，還試圖維持豪族聯合與佛教信仰。但他的繼任者很快發現，通過效仿中國的政治制度，重用受過儒家思想訓練的文官，更有利於強化王權。
而且，對於王建的後人而言，他們對習慣法其實並沒有多少概念。再加上他們是以武力獲取國家，既沒有先天的合法性，也未能從類似天皇那樣的存在那裡獲取合法性。故而他們對於自己的權力和統治，總是缺乏一種安全感。 王建還能夠自信的宣稱自己以武得國，能壓得住豪族們。他的繼任者則只可能將王建的盟友皆視為潛在的競爭者。
一休哥的爸爸後小松天皇
天皇的存在令日本上古的統治秩序一直沒有徹底崩潰
掌權者通過天皇代理人的身份獲得合法性，安全感較強
在這種心理中，引入儒家文化，建立官僚制度，以科舉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壓制桀驁不馴的武人，並重塑自身的合法性，似乎便成為王建的繼任者們的合理選擇。
而中國這套以文官為核心的官僚機制，縱使士大夫有操守，也極易被皇帝操縱，形成其極其發達的汲取機制，對於任何有著權力慾的統治者而言，都是一套近乎完美的統治機制。故而，即便是不堪文官壓迫起而反抗的武人，最終也不得不倚重於這套必須由文官士大夫運作的官僚機制。
故而這樣一套機制，一旦獲得正式確立，便會近乎不可逆的不斷髮展下去，最終在李氏朝鮮時代發展到極致。
相較而言，由於日本的政治傳統從未中斷過，古老的氏族依舊佔據著政治舞臺，再加上後來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封建道路，故而即便是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學習，也始終停留在極其膚淺的地步。 甚至於直到幕末時代，儒臣在權力結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實在是非常微弱。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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