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沒有烏托邦的地圖是不值得一看的，因為它漏掉了那個人性永遠存在的國度。人性一旦存在，它將會尋找並發現一個美好的國度，然後朝著它揚帆駛去。進步就是實現烏托邦。
——奧斯卡·王爾德
看完影片的夜裡，激動的情緒久久不能平息。羅伯律師最終以一己之力使得商業巨擘杜邦公司受到了懲罰，期間歷經了種種常人不能想象的艱難：家人不理解、工資被一降再降、自己因壓力過大突發疾病、案件整整持續了十幾年……
羅伯律師是有人物原型的。2016年，Nathaniel Rich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題為《成為杜邦集團噩夢的律師》一文，事件主人公羅伯·比洛特為世人所知。
《黑水》就是根據該真實事件改編的，這使得影片的現實意義大於藝術意義，影片不用進行形式上刻意的情緒渲染，就可以憑藉其真實性感人至深。
對於現實主義電影作品來說，人物是故事的靈魂。本片的人物塑造無疑是成功的，我們在主人公羅伯身上可以看到他那切·格瓦拉式的個人魅力。
一、“精英階層”的背叛者
影片開始，作為律師的羅伯，剛剛成為其所從事的塔夫脫律所的合夥人，有著光明的事業前景；他的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婦，兩人剛剛有了一個小孩……不管從職業地位、教育程度還是收入水平來看，他都是非常標準的美國中產階級。
一般來說，在一個社會中，同一個階級的人會共同維護所在階級的利益；而且羅伯所供職的塔夫脫律所，其最大的客戶就是杜邦公司。所以當羅伯在公司晚會上，將坦南特一事告訴杜邦公司的內部法律顧問菲爾時，菲爾完全沒有在意，並且痛快答應將環保署的相關調查材料儘快寄給羅伯。
在羅伯跟自己的頂頭上司首次提出要起訴杜邦的時候，上司表示沒有必要碰這個麻煩，羅伯是這樣勸說的：“我們瞭解杜邦，他們會想聽駐當地的員工是不是把事情搞砸了”，這明顯是站在杜邦立場說的——“總比被環保署起訴好。”
更明顯的，羅伯查不到“PFOA”的相關資料而詢問菲爾時，菲爾一進門就笑眯眯地說：“我親愛的原告律師，你最近怎麼樣？”當羅伯不小心有個口誤時，菲爾打趣道：“你說話跟我初戀女友一樣。”
這個對話不僅展現了菲爾所代表的杜邦公司的狂妄自大，也從側面反映出菲爾並不相信羅伯真的會起訴他，畢竟處於同一階層的他們，利益聯繫是比較緊密的。
隨著羅伯調查的深入，他發現杜邦公司隱藏著驚天的罪惡，在此時，良知超越了利益，成為他“背叛”精英階層的動力。在十多年的時間裡，他不斷搜尋著證據，想盡一切辦法來爭取將罪惡大白於天下，受侵害的人能夠得到合理的賠償。
他所做的這些為同事排擠；一直支持他的上司後來也忍無可忍衝他大發脾氣；甚至很多受到特氟隆侵害的普通民眾都向他投來惡意的目光（杜邦公司為他們提供了一些小恩小惠）……重壓之下他處於崩潰的邊緣，他在車裡顫顫巍巍插鑰匙發動汽車的那場戲，讓觀眾切身體會到一種壓抑無比的氣氛。
這無法不讓人想到切·格瓦拉——一位阿根廷貴族，當看到拉丁美洲人民的苦難後，義無反顧地幫助他們尋求解放。切·格瓦拉在寫給子女的訣別信中說道：
“世界上任何的不公平都與你們有關，如果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而不感到憤怒，那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人。”
切·格瓦拉也好，羅伯也好，這都是一種精英階層高貴的“背叛”。
究竟是什麼足以支撐他們背叛自己的階級呢？
我想，大概是一種“人類樹”、“生命樹”的偉大思想——人類所有的苦難都是相連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苦難都是每個人的苦難。
影片最後，字幕說：
“PFOA存在於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血液中，其中包括99%的人類。由於羅伯的努力，全球禁止PFOA行動高漲，並且對超過600種‘永久性化學用品’進行調查。”
羅伯用他的實際行動告訴我們，“精英”並不是一個的社會身份，而是一種社會選擇。精英階層不是被權力賦予的，而是在反抗權力當中，真正實踐“精英”這個詞原本所代表的意義。
二、肉體凡胎的普通人
電影開場，特普在會議桌上宣佈羅伯為塔夫脫律所的合夥人，羅伯雙手交叉、身體前傾，相比其他怡然自若的律師，稍顯侷促緊張，顯得與整個環境有些格格不入。
他童年時代經常搬家，老家是西弗吉尼亞州的小鎮，從不知名大學的法學院畢業，即使他已經通過自己近十年的努力當上律所的合夥人，但身處時尚現代的紐約、高端的律所中，面對其他談笑自若的同事，他的骨子裡仍然是有些自卑的。
或許是童年的那份經歷，讓他比其他“精英階層”的律師，多了一份同理心。所以他拒絕了坦南特之後，繼續回到會議室開會，有一個對他臉部側面的大特寫。特寫是電影裡的著重號。微蹙的眉頭、向下的視線、緊閉的嘴巴都顯示出他內心的動搖——想要查清這件事，給坦南特一個交代。
所以他驅車趕往西弗吉尼亞去找奶奶，導演給了這段路程一分多鐘的鏡頭，或是拍不同角度的街景，或是拍不同角度的羅伯。不停變換的拍攝角度同樣象徵了此刻羅伯猶疑不定的內心。車，在電影中是男人身體的象徵符號。我們在很多好萊塢電影中可以看到瘋女人砸爛她所憎恨的男人的車的橋段，這相當於傷害男人的身體——車子是身體的外延。
在電影的中間部分，羅伯已經查明杜邦公司生產的特氟隆正是毒死坦南特家奶牛的元兇；由於杜邦公司將特氟隆應用於服裝、飲食等行業，特氟隆正在危害著全世界。然而他卻發現，即使盡他所能也不會撼動杜邦公司一分一毫。於是他跑去告訴坦南特，勸他讓他搬家。
在我看來，這個情節雖然表現了羅伯的無奈和軟弱，但卻是符合邏輯的。為了揭露杜邦公司的罪惡行徑，幫坦南特、乃至所有被毒害的人找回公道，羅伯已經竭盡全力了。然而在強大的資本力量和國家機器面前，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有蚍蜉撼大樹的無奈。
在婚姻生活方面，羅伯同樣遭遇了難題。
當他面對妻子的抱怨時，僵直瑟縮地坐在椅子上，背抵著椅子，像一個做錯了事情的小孩。雖然妻子是支持他的工作的，但當這個案子數以十幾年計的時候，妻子還是爆發了：弟弟去了戒毒所、媽媽開始化療、兒子們的教育也出現了問題，微薄的工作不足以支撐生計……
從上面所舉例的電影細節來看，導演著重表現了羅伯普通人的一面：他也有他的搖擺猶疑、侷促自卑、無奈軟弱，因為平衡不了事業與家庭而焦頭爛額。而恰恰是這些矛盾成為他的魅力之一，他不是生就的偉人、英雄，但他的良知戰勝了他的個人主義，這才愈加凸顯他的偉大。
三、一個現實主義者
如果將所有藝術流派分為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話，舉個例子，以杜甫為代表的關心人類疾苦並表現在實際行動中的，是現實主義者；以李白為代表的對世界充滿浪漫想象的則是浪漫主義者。毫無疑問，羅伯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浪漫主義從骨子裡是痛恨現實的，他們想要躲開它。而現實主義者則選擇直面現實。
羅伯知道，他面對的是杜邦公司——一個1802年誕生的老牌化工企業，一年能為國家提供上億美元的利潤——但他還是選擇直面現實，不肯妥協。
有強大資本做支撐的杜邦，是非常囂張的，他們先去了坦南特家，偷走了坦南特保留的證據，還派直升機在坦南特家上空巡邏；環保署起訴杜邦後，杜邦以科學小組還沒有調查結果為由，拒絕賠償；經科學小組終於證實特氟隆能導致6種癌症後，杜邦又撕毀了全部協議，拒不賠償。
羅伯並沒有萬念俱灰，雖然他知道“杜邦是工業界巨頭，它可以隨心所欲地跟你鬥”，而且“體制被操縱了”，但他仍然有信念：“我們得靠自己，誰都幫不來我們！”因此，羅伯轉向群體訴訟策略。
影片最後，我們看到緩緩出現的字幕：
“杜邦公司最終賠償3535個案子，共計6億7千萬美元”
雖然6億7千萬美元對於杜邦公司來說，只不過是特氟隆生產線所獲得的幾個月的利潤，但這仍舊是一種勝利，能夠為了理想、正義、真理卻挑戰不可能戰勝的敵人，這本身就是一種高尚，自己雖然頭破血流但也打了對方几拳；可能只是邁出了一小步，這也足以讓後來人少邁這一步。
在與杜邦作鬥爭的十多年中，羅伯有一種現實主義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一種愛的力量，同時也是一種直面痛苦、承受痛苦、追問痛苦的力量。
至今，羅伯仍然在為因杜邦公司受到侵害的家庭辦理訴訟。
這是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在我們的時代中，我們看到了太多的人面對權力邏輯時的那種犬儒狀態，羅伯所象徵的這種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自我犧牲，早已不再是任何的主流，相反流行的說法是“利益至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我知道，趨利避害是人性，但捨身取義是更高的人性，這才是人區別於動物、機器的根本邏輯。我希望每一個有理想的人，都能夠實踐理想，在被需要的時候，為弱勢群體發聲，堅持正義，直面強權。
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這就是羅伯這一形象帶給我們的精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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