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思想潮
“叫魂”——術士們通過作法於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己服務。
和其他“民間妖術”一樣，“叫魂”在社會潛流中作用已久，卻在1768年突然引爆。不僅乞丐、勞工、僧人和書生遭到波及，各省官僚和軍機大臣均未倖免，就連身處承德避暑的乾隆皇帝也為之震動。
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講述的正是這個“盛世妖術”的故事。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
孔飛力把叫魂看作是三個版本的故事的綜合，民眾、官僚、帝王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於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探究它作為社會文化事件和政治事件的歷史意蘊。
叫魂為什麼會演變成一場全社會歇斯底里的大恐慌？
民間：聲勢浩大的“捉妖記”
叫魂的故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撲朔迷離的故事和案件組成。在此之中，販夫走卒、乞丐僧人和鄉愚村婦率先登場。
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
經由誤傳，這項工程竟然變為將活人姓名寫在紙片上，貼在木樁的頂部，從而給大錘的撞擊添加某種精神力量的“叫魂”巫術。
於是便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樁裡。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黴的傢伙受了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蜚聲謠言。
這個謠言很快傳遍江南的各個村落，並在山東等地發酵為觸及統治根基的政治事件。
當人們因為叫魂惶惶不可終日之時，外地人、乞丐和雲遊僧人首先遭到攻擊。
外地口音、問人名字、為人剃髮和存有與之有關的器物都被視為叫魂的直接證據。在杭州，四位化緣和尚因為詢問孩子姓名被捕、蘇州的乞丐們因“為叫魂而剪人頭髮”入獄。
在山東，案件發展為“剪人辮髮，使人昏迷、從而謀取錢財或淪為人奴”的有組織有預謀的妖黨作亂，根據蔡姓乞丐的供詞，一個有規模的地下網絡正在向全國擴散。
各級官僚不敢對危及社會穩定的暗流視而不見。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都大致相同：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
然而，當山東巡撫富尼漢率先在本省發動清剿之後，整個官僚體制終於被動員起來。
“捂蓋子”的官場邏輯此時變為形如“攀比政績”的作秀行為，一場對叫魂妖術的圍剿迅速在全國展開，期間裹挾著混淆不清的偽證、沒有頭緒的瑣碎細節和許多不明不白斃命的囚犯。
雖然官場上充斥著報喜不報憂、欺上瞞下的現象，乾隆皇帝通過獨立於行政系統的情報來源，終於還是知道了春天發生在江南的那些“叫魂”案。
乾隆立即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他坐鎮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不斷髮出諭旨直接指揮全國的清剿。
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後，案情終於真相大白：
所謂的叫魂恐懼其實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醜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術案子能夠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
官場：“捂蓋子”的邏輯
作為屈打成招的始作俑者，各級官僚在故事中的舉動有著更為深層的原因。
如果說，這個群體會對什麼未見勢力感到害怕的話，那就是暴民的狂怒易變和君主的反覆無常，這兩者都對讓他們感到自在的現存體制構成了威脅。他們試圖通過恐嚇提出妖術指控的人來擊敗前者，通過對君主封鎖消息來挫敗後者。
但是，這兩個計策都未奏效。他們不得不以並不可靠的證據為基礎，勉強從事對妖術的清剿。
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裡，為什麼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慌？
《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需要移交省庭，並最終移交北京。雖然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範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但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把發生的事件侷限在自己轄和職權範圍之內，不僅可以給上司一種地方上“相安無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獨立全權來處理事件，而不必受制於專斷獨裁的君權。
而一旦朝廷和皇帝捲入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遊從容的常規就會被打亂，地方官相當於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權的反覆無常的淫威之下。
因此，各省官僚的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從叫魂案最終得以翻案的原因可以發現，此時的官僚制度客觀上存在著對於君主專制權利的某種“制衡”。
叫魂案中，幾個遊民在逼供中被無辜壓碎腳踝。在清代，甚至連一個知縣都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為所欲為，而幾乎沒有繩之以法的危險。
與此同時，幾位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覆地交叉審訊，終於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也
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象。於是，他們鼓起道德勇氣，說服乾隆這是一樁錯誤案件，就此止損，避免更大的麻煩發生。要做到以上，官僚們就不能把自己僅僅看作是為某一特殊政權服務的臣僕。
這樣的特性，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客觀上阻擋了任何一種可能由君主帶來的狂熱。倘若沒有這樣一個應急的錨錠，統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這也是孔飛力對這樣的官僚制度抱有“謹慎的喝彩”的原因。
帝王：弘曆的“合法性焦慮”
在1786年後，叫魂恐慌又於1810年和1876年至少出現過兩次，但這兩次朝廷都沒有大做文章發起全國性的清剿。
那麼，究竟是什麼影響了乾隆對妖術的回應態度？
不管乾隆是否真的相信妖術的存在，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陰謀卻是確實存在的。
特別是所謂的剪割髮辮的妖術，似乎是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髮制度。這種妖術恐懼似乎與叛亂謀反聯繫在一起，所以，當乾隆得知各地的案件，就立即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
不僅如此，江南成為問題的關鍵。危險來自富庶文明的長江三角洲，並正沿著運河兩岸向北蔓延。
在乾隆看來，南方是漢族官僚文化的罪惡淵藪：腐敗頑固，朋黨比奸，懦弱虛偽。現在，某種罪惡又從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場中的腐敗習氣和社會上的妖術陰影，其危害程度不亞於民間的妖術。這就給乾隆得以就自己所關心的問題——強化對官僚的控制——同官員們直接攤牌。
因此，1768年的妖術危機不僅對政府來說是一種緊急狀況，而且對乾隆來說，是為他對官僚制度的處置提供了一個出氣孔。
即便實在停止清剿之後，乾隆也不甘心認錯。他仍然聲稱妖術陰謀存在，由於各級官僚的翫忽職守，才導致了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有了這樣的說辭，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對各級官員加以清算。
在絕大多數官員都遭到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之下，給朝廷和官僚機器製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卻只受到了相當輕微的責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不僅是一種滿漢有別的做法，也是乾隆有意開脫。
盛世下的社會戾氣
“叫魂”為什麼會演變成醜惡的全社會的歇斯底里？
除了專職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許多官員的濫捕濫刑以圖邀功補過外，它主要和民間社會的心態和行為有關。
“乾隆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滿清王朝雖然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但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係，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
“叫魂”恐懼就是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
其一，此時的經濟成長遠遠不能抵消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日益擁擠的生存環境導致勞力市場的供過於求。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後的邊緣地區的人們，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而他們的存在，構成並加劇了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
其二，地區發展不平衡，越來越多外來流浪者侵入發達地區的社區生活，導致人們對於赤貧者的責任感不斷削弱並且變得更為模糊。
比起叫魂妖術做引起的社會恐慌，由妖術所揭示的醜陋的社會現實——社會的戾氣，才是討論的核心。
作為現代中國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凸顯了一個令人難過的現象：
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充斥著醜惡、嫉妒，還有無恥的貪婪。
在叫魂案的發源地，慈相寺的和尚們為爭取進香客而挑起人們對妖術的恐懼。
縣役為了從和尚身上勒索錢文，也編造了可信的罪證。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
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利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嫉妒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
此時，官府發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生存鬥爭，使得廣泛瀰漫於社會的冤冤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互相攻擊。
而這種現象， 並沒有完全成為過去式。
孔飛力認為，“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根植於中國社會的土壤之中”。尤其是在盛世之時，“叫魂幽靈”也許會不斷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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