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可能沒有意料到，人口不足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因為在我們的記憶中，中國最不缺的就是人。我們的父輩儘管生活極其艱苦，但似乎篤定只要把小孩生出來，生活就一定能夠改善，“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這句話，成為他們不怕多生小孩的生活信條！但是，那個年代的城市化水平極低，父輩們在傳統農耕文明下對一畝三分地的堅守，無論如何是沒有能力讓擁擠在一間小屋裡的眾多小孩獲得溫飽的。為了民生，政府一方面通過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限制人口增長，另一方面通過打開城鄉藩籬，加速城市化進程。據稱，在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之後的幾十年裡，“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讓中國少生了將近三億人！與此同時，政府還通過鼓勵農村富餘勞動力進城務工，使農村家庭的工資性收入大幅度增長。因此，兒時的我早已知道，自己長大之後是不可能像父母那樣生那麼多小孩的，公眾宣傳裡也理所當然地把多生小孩看作是一種落後的價值觀！大家一定記得1990年春節聯歡晚會，黃宏與宋丹丹因表演小品《超生游擊隊》而名聲鵲起，小品講述的就是一個農村家庭在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下，如何不顧生活的顛沛流離，硬是從“海南島”生到“吐魯番”，從“少林寺”生到“北戴河”。小品直接把生小孩跟貧困聯繫在一起，是為了提高人們對“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種樹”的認知！它能夠家喻戶曉，從側面說明一方面人們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認可，另一方面老百姓對富裕生活的嚮往。結果必然是超生游擊隊員逐漸減少，進城務工大軍逐年擴編。
然而，許多研究發現，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英雄母親所生就的一大幫孩子！這一代有著眾多兄弟姐妹的人組成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軍，進入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拿著相對低廉的報酬，用自己的勤勞與汗水在城裡建起一座座高樓，充實著工廠生產流水線上的一個個崗位，才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這就是經濟學家所稱的“人口紅利”。但在經歷了30多年以縮小規模為特徵的“人口再生產”之後，我們這代人漸漸老去，不能堅守在高樓工地，也不斷從工廠生產流水線的崗位上撤出，人們才發現，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成了稀缺資源，人口紅利在逐漸消失！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呼籲終於得到了回應，2013年11月15日，中國告別“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開始允許“單獨二孩”，即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婦，允許生育二孩。之所以如此謹慎地放開生育，是因為擔心一旦放開會有大量小孩呱呱墜地。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2年多時間裡，原本預計符合條件的1100萬對家庭至少每年有200萬左右的單獨二孩到來，實際申請者卻不足兩成。政府在“單獨二孩”政策遇冷之後宣佈，從2016年1月1日起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時至今日，“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已經超過兩年，但目前中國1.7%左右的人口出生率仍然低於世界2.1%的平均水平，能生小孩的適齡青年不願生小孩，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許多地方開始出現嚴重的企業用工困難，使用著各種辦法吸引人口流入，於是在區域之間正在上演著各種搶人大戰。
搶人終究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在人口總量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地區人口的流入必定伴隨著另一個地區的人口流出，最終的解決辦法，還是要回到適齡青年願意生小孩的軌道上來。那麼，在傳統的農耕社會里人們為啥願意生那麼多的小孩呢？我們認為，除了技術上（沒有避孕條件）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對子女寄予了維護資源佔有和養老的預期。農耕社會以農業為主，一方面受自然因素影響，土地的肥瘦，用水的豐欠，都直接影響到收成，而這些對農業收成影響極大的要素，產權邊界卻不明晰，因此賦予了“佔有”以特殊的意義。而且，農業生產的特點，不容易計量每一個家庭成員的貢獻，因而收入的獲取基本上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為了佔有資源獲取收益，家庭之間的力量對比就顯得十分重要。我念中學的時候，每年暑假都要回家參加“雙搶”勞動，只要遇到天旱，晚上就得去守水，否則收完早稻就沒法插晚稻。守水守什麼？就是將產權不明晰的溝渠水資源，通過佔有的方式變成產權明晰的私有資源。水在溝渠裡是共有產權，但只要流入自家稻田裡就變成私有產權。因此，誰能夠把溝渠裡的水引入自家的稻田，就能使共有產權變成私有產權而為自己提供收入的可能，因為沒有人會霸道到把你家田裡的水排入他家田地裡，這在農村是違反道義的。那麼，將溝渠裡共有產權的水變成自己稻田裡私有產權的水依靠的是什麼呢？在鄉村治理缺乏足夠權威的情況下，最能實現秩序化的其實就是家庭力量的對比。我清楚地記得，那時候的農村經常有一家兄弟齊出動，扛著鋤頭立田頭的守水情形。在爭奪水資源的博弈中，顯然是沒有男丁的農村家庭最吃虧，而男丁多的家庭佔便宜。
影響農業收入的另一方面因素，是勞動者的體力。中國農業技術自漢唐以來，其實進步不是太大，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畜力和曲轅犁仍然是傳統農耕的主要動力及工具。因此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農業收成，與農業技術沒有太大關係，而與勞動者的體力卻關係密切，需要的是勞動者吃苦耐勞的精神。但是，人的體力與人的年齡是負相關關係的，隨著年齡的增長，體力自然會衰退，並總有衰竭的一天。因此，每一個農村人都要考慮，當自己的體力衰竭時，由誰來養活自己？傳統農村社會，原子式的家庭沒有辦法形成完善的社會保障，家庭養老是主要的養老方式，因此生育兒女自然就成為一種養老的預先投資，沒有兒女的農村家庭，年老之後的生活就可能變得十分淒涼。
小時候在稻田守水的經歷，以及親眼所見的農村無子女老人的生活窘況，讓我十分理解為什麼農村家庭對子女有特殊的渴望，為什麼為了生個男孩，可以不惜四處流浪變成“超生游擊隊”。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這種強烈的生育意願正在逐漸弱化，許多適齡青年對生育孩子變得十分謹慎，這是為什麼呢？有人認為是如今的生育養育成本太高，有人認為是如今沒有養兒防老的預期，這些看法自然有其道理，但仔細想起來又不盡然。比如說到養育成本，如今的家庭無論如何也不會比我們這代人出生的年代生活水平差，那時的父母可以忍受一家八九口人擠在一個小屋裡，就像我家，即便住在茅草屋裡，仍然覺得六兄妹的熱熱鬧鬧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我覺得有一個現象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那就是在如今許多80,90後的適齡青年不願意多生小孩的同時，60,70後接近甚至超出五十歲那一代不是那麼適齡的人群中，卻有為數不少的人極力通過各種辦法在國家放開二孩政策後生育了二孩，以彌補當年因為政策限制，沒有勇氣成為“超生游擊隊員”的遺憾。於是如今社會上出現這樣一個奇特的家庭群體：父母均已年過半百，大的孩子可能早已經大學畢業或者獨立成家，小的孩子卻剛剛出世，兄弟姐妹相差近20歲！我好奇的是，60，70後的這代人，與80，90後的下一代，現在面臨著同樣的社會環境與條件，在生育意願上為什麼出現這麼大的反差呢？這顯然不能用生育成本或者養老預期來解釋，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兒育女的價值觀差異。
觀念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它是在人們長期的生活和生產實踐當中形成，是經過長期沉澱才得以保留下來的對事物的認識。因此，觀念一旦形成，就會變成一種力量，要改變它並非易事。難怪人們常說，改變觀念最難，改變觀念也獲益最大。我們60、7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一方面熟知農耕社會的生存法則，另一方面受到來自農耕社會父母的薰陶。因此在觀念上與農耕社會的距離最近。我們這一代人不管進入城市還是留在農村，如果遵紀守法，一般都只有一個孩子（中西部地區的農村一般有兩個小孩），但是，即便在國家法律非常嚴苛的約束之下，也還是會出現類似“超生游擊隊”一樣的故事。在國家放開二孩政策後，我們這代人的大多數早已過了適合的生育年齡，但內心仍有強烈的生育衝動，只是對大多數人來說，既可能在生理方面，也可能在心理方面，還可能在經濟能力方面，超出了自己掌控的範圍，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成為二孩政策的旁觀者。當然也有極少數仍然選擇試一把的勇者，其勇氣就如當年的“超生游擊隊員”。
然而，對於80,9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一方面，他們來到這個世界看到的就不是農耕文明。他們的父母大多數都有進城的經歷，或是打工，或是考學留城，他們所接觸的文化是城市工業文明。在城市工業文明裡，要素的產權邊界是清晰的，社會治理相對來說是完善的，人們不需要通過以家族成員捆綁的力量去佔有共有資源來實現自己的收益，相反，家庭成員過多會直接影響到自己的生活福利，這就是人們普遍說的養兒育女成本。另一方面，儘管他們大多數人仍然具有農村人的（戶籍）身份，但農村已經不是他們生存的主要空間。收入主要來源不在農村，生活空間主要不在農村，因此，村莊作為一個外在環境，能夠給他們帶來的壓力是極小的。在農耕文明中，村落除了是生產的空間，還是生活的空間，村落裡每一個人的行為，都直接受制於村落這個聚合體。比如，在“多子多福”的觀念下，村子裡一個人如果選擇不生小孩，輿論就會將其淹沒，因為在相同的村落空間中，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但是，自從允許城鄉勞動力流動以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活動空間完全突破了村落的限制，村落的輿論對村民行為的影響不斷弱化，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想活在村落的不利輿論環境中，他就可以選擇離開。隨著村落居民交往頻率的降低，就很難形成輿論的壓力，因此，他們完全有可能衝出中國傳統農耕文明中對生兒育女觀念的束縛。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卻在起著積極的影響作用。商品經濟強調“私與己”，正如馬克思說的，在市場上買賣雙方都“只顧自己”，這種“己”的認知經過長期的沉澱之後，就形成為一種觀念，即便在生育問題上，也要優先考慮是否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即考慮生育的“機會成本”，只要考慮成本問題，自然就會降低生育意願。
由此看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即便在農村，要想完全找回當初“超生游擊隊”的生育意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農村調研時曾經涉及到這樣的問題，大多數受訪的農村年輕人表示，生育2個小孩或許可能，至多不會超過3個，但要像我們的父輩那樣，只要能生就一個不能少這種現象，幾乎是不存在的。從這個角度上說，或許我們今天放開二孩政策仍然過於謹慎。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想達到放開二孩政策的預期效果，適當保留鄉土文明或許能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一點可以在比較強調家族觀念的地區得到驗證。因此，鄉村振興過程中，對鄉土文明的保護不僅僅是一種文明傳承的需要，還有可能是“種的繁衍”的需要。因此，我們一方面想要實現人口聚集的集約，另一方面又要鼓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去實現城市化，這多少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我們看見，大多數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出生率都在下降。“人不是問題，沒有人才是問題”的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鄉村振興過程中，對鄉土文明的保護，或許可以延遲“缺人時代”到來的腳步，不能把鄉土文明當做落後的代名詞，這是我們需要達成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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