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地，燕趙文化生生不息的沃土。之中，來自山西的晉劇派生為井陘晉劇，成為河北一個新劇種，並於2011年6月，正式列入全國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一戲劇文化層面屬性的包容與創生，是燕趙文化盛世魅力驚豔的話；一個三十三萬人口山區縣擁有一個劇種，且久唱不衰，更是燕趙文化桂冠上一顆閃耀的明珠。用山西戲曲文化學者話來講，晉劇冀地派生井陘晉劇恰似“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而有一比。
晉劇，山西省地方戲代表性劇種，名正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這個劇種解放以前名叫“山西中路梆子”，俗稱山西梆子，發祥于山西省中部晉中地區。然而，關於晉劇形成以及戲脈傳入河北井陘，又是如何派生為井陘晉劇，卻鮮為人知。
（一）根植沃土
井陘，以地形得名。宋代《太平寰宇記》說：“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陘，故謂之井陘”。據《述徵記》和《呂氏春秋》記載，井陘是“天下九塞之六塞，太行八陘之五陘”，為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通衢咽喉。從文化屬性上講，井陘既是三晉文化與燕趙文化分水嶺，也是兩個邊緣文化“井陘化”的千年古縣。
“拉大鋸，扯大劇，姥姥門前唱大戲！叫閨女、叫女婿，外甥乖乖也要去……。”這是一首在井陘沿傳已久的古老童謠，也是倖存在井陘民間婦孺口中的戲緣，啟於何時，已無從考證。據有關專家學者從古鎮天長城隍廟廟宇樂樓建築風格上推斷，戲在井陘出現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而“井陘人兒路上走，山西梆子不離口”的文化現象，應該啟於明盛於清。據山西省方誌——《幷州志》記載，清代康熙年間，已有“三倒腔”、“幷州腔”的南路梆子戲（蒲劇），在太原府及平定州東四處（平定、昔陽、井陘、盂縣）流行。文獻記載：明末清初，山陝商業貿易向河北延伸，晉中釀造、皮貨、染坊、當鋪等商貿，出於生意拓展需要，晉商便把家鄉梆子戲引進所經營地方以此取悅於顧主和壯其聲勢，多為店慶“打彩”（促銷）、廟會禮神、城廂元宵節助興壓軸戲，也稱唱“大戲”，而大戲只是有別“曲、道情、秧歌、花鼓、蓮花落”等小戲而言。一是伴奏陣容大。梆子戲的樂隊以“九手面”著稱，分文武場。文場有呼胡（胡琴）、二絃、三絃、四弦，稱“十一根弦”；武場有鼓板、鐃鈸、馬鑼、小鑼、梆子。二是“角色臉譜化、劇目故事情節化”大場面。三是大戲臺。檯面有前後臺，正面開“引商”、“刻羽”門供角色上下轉場，兩廂分置文武場伴奏。四是，“唱、念、做、打”表演程式。這種以唱功見長，文武帯打表演的“忠孝倫理、節義操守、善惡報應”故事情節戲，在晉商作俑下，很快博取了民眾歡心，其忠孝節義、棄惡從善教化，不僅觀眾喜愛，而且官府認可。
從史學角度分析，井陘人喜愛山西梆子戲，源出有三：一是井陘半數以上明代晉中和晉南移民後裔，熟悉晉語；二是井陘與晉東山水相連，地處晉文化圈；三是“忠、孝”思想教化，有益社會風氣，符合井陘縣治文化。有關專家考證，這一時期流行的山西梆子戲屬於蒲劇，也就是晉劇的母劇。
蒲劇源遠流長，且命運多舛。史稱：早在北宋年間，當北宋王朝的國都汴京的演出場所還被稱作“勾欄”、“瓦舍”、“樂棚”的時俟，山西早已有了固定的磚木建築、被稱作“舞亭”、“舞樓”、“樂樓”的正式戲臺了。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後蒲州梆子戲日盛，有“山鄉廟會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鎮戲場梆子腔至晚猶敲（晉西古戲臺楹聯）”之勢。清朝中葉，中國戲曲開始了“花部”（即梆子戲）和“雅部”（即崑曲）之爭，山西民間賽戲之風也日趨炙熱。大村鎮往往同時邀兩個戲班演出，叫做唱“對臺戲”，還有同時邀請三個戲班的，以至出現了“連二舞臺”、“連三舞臺”、“品字舞臺”之類的戲臺佈局。據《朔州志》記載，清朝雍正年間，朔州有個知府叫汪嗣聖，頒佈了一個《禁夜戲令》，企圖改變這種風氣。這個禁令說：“朔、武風俗，夜以繼日，惟戲是耽……，而愚夫愚婦方且雜沓於稠人廣眾之中，傾耳注目，喜談樂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風俗不正，端由於此。”另據《定襄志》載：乾隆年間，定襄縣有個叫樊先瀛的舉人給皇帝上了一個《保泰條目疏》（見《定襄補志》），藉助皇帝的力量來“裁演劇，止夜唱，戒淫戲”。時，宮廷內部爭鬥，多以頌古非今演繹。蒲州梆子古裝戲盛行誘發“擾民並有傷風化”奏呈御案，恰遇聖上餘怒未消而橫遭責難……。幾經盛衰，到了道光初年（公元1820年），蒲州梆子才再度復興，也就是所謂的“道光皇帝登龍廷，山西梆子又時興”時期。
據《晉劇文史》記載：蒲劇由陝西秦腔派生，發祥於晉南蒲州，就是現在的臨汾地區（永濟縣）。蒲劇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因地域文化和方言歸化，在晉北派生為北路梆子；在晉東南派生為上黨梆子；在晉中派生為中路梆子。因此，蒲劇又有山西梆子母劇之稱。相傳，道光初年蒲梆再度北上來到晉中（太原），不僅喜逢晉陽文化復興，而且迎合了中路地區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賈們的娛樂要求，於是這些商人就以承包形式，容留蒲梆班社在中路地區長期演出，這就是中路富商著手戲班的開始，而蒲梆在晉中地區漫長而又艱辛的繁衍過程中又因方言歸化，並吸納汾（陽）孝（義）幹板秧歌和祁（縣）太（谷）秧歌精華，逐步派生為中路梆子。顯著特點為：旋律婉轉流暢、曲調優美圓潤親切、道白清晰。當時，為使唱腔和文武場面日趨完善，戲班除文武場保留中路籍藝人外，其他演員大都以高薪從蒲州聘來，所以民間有：“祁太鎦子，蒲州丸子”的諺語。
相關史料顯示：晉商東移繁榮了商路也溝通了戲路，井陘人不僅與晉中民眾共同分享這個派生劇種，有的還能搭班唱戲。公元1842年，井陘縣核桃園村有了子弟戲班，其當紅戲角（兼班主）吳喜昌道光九年從藝平定梨園科班，業成出科後在平定州唱戲，閒暇之餘將平生所學傳回村裡。所傳劇目有：永壽庵、火焰駒、淮都關、反大同、明公斷、回荊州、蘆花河、打金枝、二進宮等。這既是井陘民間較早的戲班，也是山西中路梆子戲井陘本土化的開始。
史上，以戲為樂、以戲餬口，是唱戲的初衷。井陘本土戲班出現，引發了戲劇愛好者學唱中路梆子狂熱，民間自樂班應運而生。咸豐初年，山西中路梆子迎來盛期，隨著中路梆子戲脈急劇向東蔓延，晉中資深名角應邀或迫於生計先後棄唱改教，來到井陘“打戲”，眾多古老劇目靠藝人口傳心授流傳下來。
井陘是個純山區縣，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稱，而清代靠天吃飯的農耕社會又屢遭蟲災旱澇。苦澀歲月人們看戲往往是為了尋求安慰與樂趣，使藝術之“樂”與勞作之“苦”在心理上調節平衡，精神上得到一絲寬慰。因此，山西梆子戲有著廣大的觀眾群體，這也是戲劇文化在井陘歷經坎坷頑強生存的緣由。有史記載：南障城戲班建於咸豐六年（1856年），戲由昔陽藝人“小眼”傳教；大小梁江戲班建於清末，戲由平定張莊藝人“鍋底旦”傳教；楊莊、柿莊、王邦、羅峪戲班均於清末，分別由昔陽藝人“小眼”、平定藝人“鍋底旦”、榆次藝人“萬人迷”傳教；常坪戲班建於1890年，戲由晉中藝人“疙瘩黑”傳教；臺頭戲班建於19世紀末，有晉中藝人張來喜傳教；微水村戲班（新樂會）師承晉中藝人，建於清末；涼溝橋下的洪河漕、石甕等村與山西盂縣相連，最初戲由山西雁北藝人所教，唱的是北口調（北路梆子）。光緒年間，晉中藝人任申申落戶井陘洪河漕教戲，石甕村也請了平定藝人春成教戲，都改唱中路梆子（晉劇）。
據史料顯示：清代中後期，井陘民間雅俗文化步入盛期。不幸的是，沒落王朝難敵自然災害橫生，儘管民生泣血，中路梆子仍以雅文化魅力苦寒凝香，職業半職業戲班相繼出現。如：南障城“蘇太班”、“狗不理班”；王邦村的王小娃班；柿莊村的尹秉鈞班；臺頭村的“母豬班”、“小不理班”、“玉小班”等等，在縣內外都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而一些小村的摺子戲，班底雖小但不示弱，常常在城隍壇韓信廟和城廂“同城戲”中搶盡風頭，令大戲班顏面失色。這種藝術境界的“你無我有，你有我精”比拼，時刻激勵著中路梆子在井陘不斷推陳出新。據統計，縣內一般村莊，每年至少唱一臺戲，中心鄉鎮每年則多達五至十臺戲，戲劇順應了民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觀眾之中學唱、會唱中路梆子腔調的越來越多，哼唱中路梆子成為人們宣洩喜怒哀樂的時尚！而唱腔、唱詞以及劇目典故也漸漸融入井陘方言俚語。
與此同時，民間吹奏班還把中路梆子的管樂和絃樂曲牌植入行樂，作為城鄉婚喪壽慶“喜怒哀樂”流行樂。還有一點就是，戲劇百年向善教化讓目不識丁的山鄉觀眾入心入腦，並在戲理之中明禮美德，養成了“寓教於樂”的戲劇觀和“苦樂交錯，苦始樂終”的唯美欣賞傳統。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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