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對大清王朝產生的威脅，令西方世界和清廷都是極為震驚的。當時又趕上清廷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將要到期。本來，美英法等國對條約獲取的特權就不滿意，認為還可以獲得更多的特權。現在，太平天國佔據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美英法等國擔心，太平天國不承認列強與清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曾在1853年1854年兩次前往太平天國所控制的南京訪問，試探太平天國的態度，結果令列強大跌眼鏡，在太平天國列強遭到冷落，列強本有心偏向清廷，但又感到幫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時機還不成熟，便趁此之際，開始要挾清廷。
1854年10 月間，英、美兩國公使各自乘坐自己國家的軍艦北上，說是要與清廷商量修約的事，目的就是迫使清廷就範，希望清廷接受美英法等國的修約要求。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10月15日，英、美公使所乘的軍艦先後抵達大沽口。既然敵人來了，咸豐帝不可能沒有態度。他得到奏報後，就諭令直隸總督桂良赴津主持交涉，並告誡他不要輕易地就答應外夷的要求。雙方進行了幾次非正式的見面，然後才開始了正式的交涉。
在非正式的接觸中，英美兩國公使故伎重演，又打出太平天國的牌子，表示，英國人是可以保持中立的。他還說，修約的問題如果被拒絕，那麼他們將被迫與叛軍談判。真是赤裸裸的侵略者，時時刻刻都不忘向大清提出要挾。
外交上的較量就是這樣，看誰打得牌響亮，出的牌能夠壓倒對方。雖然，列強們並沒有做好介入中國內戰的準備，但是嗓門喊一喊卻是無關緊要的，如果碰上個膽子小的，還真能使其就範。在這一點上，美英兩國公使都充滿信心。
麥蓮在給美國國務卿的一份報告中說的很明白：中國南方的地方官希望西方幫助他們鎮壓太平天國，但是這樣做未必能夠給美國帶來利益。如果答應他們的要求，那必須是“它成為引誘帝國當局達成協議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麥蓮對此次北上躊躇滿志，以為咸豐帝會就範，會答應美國的要求。作為麥蓮翻譯官的伯駕更是信心滿滿，
他認為：中國朝廷“遭受的國內壓力，一定會促使它對外國採取更加開明的友好的貿易通商政策。這種感覺也被在中國的有智力的外國人所接受。”[1]美英法等國也需要中國在對待西方的問題上採取更“開明”的態度，當然，麥蓮所說的“開明”就是按照西方的意志行事，無條件的接受西方的貿易通商條件，這樣才不會發生向第一次鴉片戰爭那樣的事件。 1854年在大沽口的英軍戰船。
這種心態的作祟，使得侵略者對清廷漫天要價。英國與美國公使獅子大開口地開列出二十九條修約要求，在11月3日的會談中正式向清廷代表拋了出來。這些要求， 英國提出了十八條，美國提出了十一條。主要內容是：英國派出公使准予駐京；英國人在中國內地、沿海口岸可以自由出入；開放中國內地和沿海各處，開天津衛貿易港口，派領事駐紮；鴉片貿易合法化；免徵進出口內地稅，准許外國人在中國各處購買土地；自由航行長江，每隔十二年為期繼續修改現行條約等等。
在當時，英、美、法三國在中國都享有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南京條約》簽訂時，英國女王就鼓吹，要與各國利益均沾。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只要一國獲得特權利益，別的國家很快也可以獲得。
列強的非禮要求，咸豐帝感到全然拒絕列強的要求，勢必激起列強更大的不滿。於是他在給桂良等人的上諭中說，對於列強提出的條約中一些條款需要修改之事，朕認為，對於百姓與夷人發生爭執，條約中都有規定的。至於他們說的近來地方官在民夷爭執中審案不公，可以讓他們調查，促使地方秉公辦理；對於“上海匪徒滋事，貿易維艱，如果夷商因此賠累，欲免欠稅，朕撫馭中外，柔遠為懷，原不準（難）稍從減免，但應如何核減之處，亦須由該督撫查明酌辦。至廣東茶稅，據稱濫抽每擔二錢，天津也無成案可考，必須由兩廣總督辦理。以上三款，尚可允其查辦，此外各款，概行指駁。”[2]
英、美公使提出了二十九條，咸豐帝答應了三條，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作了讓步，而對主要條款，嚴旨一概拒絕。
咸豐帝派欽差大臣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人來到天津
對於英、美公使來說，天津之行是來要求修約的，不是北上來旅遊觀賞風景的。在他們看來，修約要求與同意條款有點兒所問非所答。咸豐帝只在枝節上的讓步，讓他們非常失望。認為大清根本就不想修約，他們只得返回上海。英、美公使離開天津後，咸豐帝還有些得意，認為這是外交上的一次大勝利，絲毫沒有想到，戰爭正在一步步地迫近。
英、美公使於11月16日離開天津後，包令已決定等待時機，發動一場新的戰爭，來迫使中國答應要求。但是，當時美國由於自身條件的限制，還不能夠立即對華使用武力，所以他仍然希望通過訛詐、恫嚇的手段，迫使清廷就範。11月26日，麥蓮返回香港，也許在中國要求修約進行得很不順利，他很生氣，想不到返回香港後，竟然病了，他不得不返回美國。麥蓮離開後，美國政府又任命在中國傳教多年，曾經做過眼科醫生，被視為“中國通”的伯駕為新任駐華公使。
伯駕對中國非常瞭解，且又是一個詭計多端的傢伙，他上任後即又開始與中國交涉，希望達成修約的訴求。為此，他曾經前往英國、法國活動，希望三國聯合起來，共同行動，迫使咸豐帝答應他們的要求。
三國的舉動，咸豐帝也不可能毫無動作。他給葉名琛發了一個諭令，要葉名琛等英、美公使南下後，與英、美兩國商辦他之前答應的修約條件中的三款。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廣州城全景
葉名琛接到這個諭令後，也期待兩國公使能夠來找他協商。可是美英法並沒來找他。葉名琛認為列強是妥協了。因而他給道光帝又寫了一道奏摺，說之前皇上答應英、美的三款也應該收回，不能答應他們。理由很簡單：英、美等國在天津廢然思返，回粵後又毫無動靜，當更應該“堅持定約”，“杜絕奸謀”。[3]這樣，咸豐帝答應的三款也不了了之。
1856年2月3日，伯駕通過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向清廷報告：美國公使即赴上海，“將條約重行酌議”。咸豐帝得到這個報告後，又諭令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廣州接見伯駕，他要葉名琛恩威並施，設法杜絕伯駕北上的念頭。咸豐帝告誡葉名琛不要再用拒不接見的老辦法，那樣會給夷人藉口的。咸豐帝要葉名琛改變策略，不要對外國公使採用拒不接見的老辦法，希望他“設法鉗制”，但是，葉名琛認為，即便是答應英、美、法各國一些條件，但稍為變通的答應那些無關疼癢的要求，外國公使肯定不會滿意，反而，會引起這些“夷人”得寸進尺地掀起更大的波瀾。所以，他仍舊堅持自己的立場，不作任何退讓。
葉名琛不讓步，各國公使的要求就得不到實現。美國公使伯駕於1856年7月1日，率兩艘兵艦前往上海，希望通過上海的官員向清廷施壓。
伯駕到上海後，他對上海官員分析大清當時的內外形勢，他說：“到了今日，只有讓叛亂的人們知道，英、法、美聯合一致，同情並支持滿清政府，這樣叛軍（指太平軍）將會看到，他們是無力抵抗這一巨大力量的。”他又說：“如果大皇帝拒絕西方國家之友誼的表示，則將來的發展，是難於逆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後對外國公使建議簽訂條約，各國公使接受他的建議，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們的了。”[4]
中間為美國公使麥蓮
伯駕的威逼利誘，吳健彰、蘭蔚雯表示，會在合適的時候向兩江總督怡良傳達。但是，此時怡良已經得到咸豐帝的諭令：“若該夷酋等竟至上海等口，有妄求代奏之件，總須回粵呈請，兩江督撫不能代奏。”[5]
咸豐帝的諭令，奕良怎麼敢違背，不用說，伯駕在上海的如意算盤沒有得逞。伯駕的行動，英國公使包令知道不會有任何的結果。因而，他要求英國政府向中國派出更多的炮艦。他的理由是，如果要迫使中國答應修約“一支代表締約國各自國家的威武艦隊，應於明年五六月間會同於北直隸灣（指渤海灣）”。[6]
事實正如包令所預言的，伯駕前往上海之時，咸豐帝發下諭旨：一、令怡良等設法開導拒駁；二、令桂良嚴密防範，如果夷般駛至，不可派大員接見；三、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漁船隻與夷船交易貨物，“使之無利可圖，自必廢然而返”[7]。無疑，咸豐帝又一次拒絕了伯駕的修約要求。他寄希望於官商民人不與夷人交往，而達到迫使夷人無功而返的目的。
顯然，咸豐皇帝太過幼稚了，還有一個更加十分幼稚的人就是葉名琛。他和咸豐帝一樣，都在因為迫使外國公使的無功而返而竊喜，絲毫沒有感覺到戰爭正在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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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上冊，第636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茅家琦：《太平天國與列強》，第150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第15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
[4]卿汝楫：《美國侵華史》，第1卷，第160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王乃莊：《亞羅事件的風波：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6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6]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第16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3月版。
[7]徐立亭： 《咸豐、同治帝》，第114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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