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聰明總比愚蠢好嗎？”這是生物學家邁爾提出的疑問。人類聰明，但人類目前卻在不遺餘力地創造自我毀滅的手段。喬姆斯基是活躍在美國政壇左派的主要知識分子，以反戰言論聞名。在這篇演講中，他談到了目前威脅人類生存的兩大猛獸，以及政治精英們為了追求國家和私人權力，不顧民眾安全，制定新自由主義政策來擊垮人類自我防禦的堡壘。本文入選為2017年美國最佳文章。
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們碰巧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非同尋常的時期。
近年來，人類已經親手建造了兩個巨大的怪獸，準備摧毀我們自身，其他的人造猛獸也在一旁蓄勢待發。而伴隨著這些成就，全球社會的主導力量制定的政策，卻在系統性地侵蝕阻止人類自我毀滅的最佳防線。簡而言之，人類的智慧創造了一場完美風暴。如果它繼續肆虐，人類不太可能存活很長時間。
我們似乎正致力於證實已故著名現代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提出的一個淒涼觀點。他當時正在考慮宇宙其他地方有智慧生命的可能性，並得出結論：這一可能性的前景暗淡。他的理由與我們目前的困境有很大關係。
邁爾觀察到我們有一個樣本：地球。他估計，地球上大約有五百億個物種，所以我們有相當好的證據來證明生物界的成功。他認為該證據相當清楚：最成功的生物是那些變異迅速的生物，比如細菌，或者那些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有固定生態位的生物，比如甲蟲。當生物的智力水平上升時，生物上的成功就會下降。大型哺乳動物從來沒有做得很好。在過去的幾百年裡，人類只是物種統計上的一個小插曲。邁爾總結說，地球上生命的歷史駁斥了“聰明總比愚蠢好”的說法。換句話說，我們所說的人類擁有的非凡智力可能是一種致命的突變。
邁爾補充說，一個物種的平均壽命約為10萬年。
現代人類大約在20萬年前出現。現在，我們似乎正致力於證實邁爾的觀點——即我們可能已經活過了我們在地球上分配的時間。這一事業一直在進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當時人類的智慧造成了對生存的迫在眉睫的兩項威脅，而隨後便是對防禦自我毀滅手段的系統性侵蝕。
目前阻止人類體面生存的兩大挑戰，即人類親手造就的兩個巨大怪獸，就是核武器和環境災難。面對這兩大威脅，最好的防禦措施將是建立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國家，在這個民主國家中，知情的和積極參與的公民聯合起來，制定能夠克服這些威脅的手段。然而，上一代人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制定的政策大大加劇了這些威脅。並且，由於原則性的原因，民眾往往被排除在這些政策的制定過程之外，甚至往往不讓他們瞭解政策的內容。這些政策極大地集中了財富，進而集中了政治權力，削弱了可能對民眾意願做出反應的機構。這些政策旨在削弱真正的民主。而與民主的侵蝕相關的，是對可能減輕威脅的有效監管機構的原則性攻擊。
現在，讓我試著把一些交織在一起的近代史結合起來，以證明這場完美的風暴是多麼真實可信。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那是一個歡樂的時刻，也是一個恐怖的時刻——因為核時代的來臨。那一時刻被蒙上了陰影，因為我們意識到人類智慧創造了最終毀滅的手段。當時人們還不明白，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標誌這另一個威脅人類有組織生存的時代的開始——人類世。這是一個人類活動正在急劇改變環境的新地質時代。關於它的開始一直存在爭議。世界地質學會將時間定在1950年，部分原因是在那時核彈試驗將放射性元素散佈到全球各地，但也有其他人類活動的後果，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的急劇增加。因此，核時代和人類世時間交錯。
《原子科學家公報》著名的末日鍾生動地展示了危機的嚴重性和迫切性。科學家和政治分析人士定期開會，評估世界形勢，並決定我們離最終災難（午夜）有多近。這座鐘於1947年首次設置，當時的分針離午夜還有7分鐘。1953年，蘇聯引爆了一枚氫彈，隨後美國進行了規模大得多的氫彈爆炸，時間被提前到了午夜前兩分鐘。自那以來，它一直在震盪。2015年至2016年，指針再次向前移動，並設定在午夜前3分鐘——這時自上世紀80年代初發生重大戰爭恐慌以來，我們距離終端災難最近的一次。2015-2016年調節指針的原因是越來越大的核戰爭威脅，以及之前沒有考慮到的其後氣候變化問題。伴隨著指針設定的措辭說：“全球發生災難的可能性非常高，必須儘快採取減少災難風險所需的行動。”那是2016年。
在特朗普任期開始時，分析人士重置了時鐘，讓指針更接近午夜。用他們的話說，原因是他們發現“危險更大，採取行動的必要性更迫切，現在離午夜還有兩分半鐘，時鐘正在滴答作響，全球危險正在逼近。”這是自1953年美國和蘇聯試驗氫彈以來最接近末日災難的時刻。（注：本文發表於2017年，2018年1月指針再次被向前調至距午夜2分鐘，直至現在）
指針不斷向前調動，我們不斷接近最終災難的事實值得關注。它告訴我們很多關於政策制定和世界秩序的事情。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危機可以避免嗎？為了避免這場危機人類做出了哪些努力？答案十分驚人，並充滿了嚴峻的教訓。
先說核問題。在制定國際事務政策過程中最鮮明、最一致的教訓之一，就是公民的安全始終是一個次要的問題。相反，國家權力和私人權力要求佔了上風。此外，潛在的受害者，即大眾，完全被矇在鼓裡。在調查外交事務和政府決策時，我們通常會發現和平的選擇是存在的，但卻經常被忽視了，儘管它們很可能避免災難。
2016年3月，《原子科學家公報》就奧巴馬總統發起的大規模核現代化計劃發表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報告。這個核現代化計劃將削弱人類生存的穩定性。
目前的現代化計劃包括“革命性的新技術，將大大提高美國彈道導彈武器庫的瞄準能力。這個增長能力很驚人——提高現有美國彈道導彈部隊的整體殺傷力大約三倍。”
報告還說，所有這些都會“對軍事能力產生革命性影響，對全球安全產生重要影響”。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俄羅斯戰略分析人士當然知道，美國現在有能力消除他們的威懾。俄羅斯人沒有我們先進的基於衛星的預警系統，而且幾乎沒有可能受到攻擊的預先通知。由於核現代化計劃，核威懾力量面臨著嚴重的風險，在危機時刻——有太多的可能性——俄羅斯領導人為了確保生存，可能會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而這一行為將結束地球上有組織的人類生活。
但是，有可能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麼？確實有。但完全沒有人追求它們。
這一切都讓人聯想到邁爾的觀點。
接下來談第二個生存威脅——全球變暖。任何睜大眼睛的人都應該意識到，這一危險是嚴重的，而且迫在眉睫。而我們的反應如何？這時美國彭博社3月2日的報道：“繁榮似乎又回來了。在美國，石油和天然氣鑽井平臺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在20多個國家協調削減石油產量、控制全球供應過剩之際，美國石油生產商正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在過去四個月裡，日產量增加了50萬桶。如果這種擴張速度繼續下去，頁岩氣熱潮將在今年夏天打破新的產量紀錄。美國現在每天生產900萬桶石油。”
該報告只是無數相似報告中的一份，它說明了當前歷史上一個顯著的事實：當世界正步履蹣跚地面對生存挑戰時，世界歷史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幾乎是孤軍奮戰，正滿懷熱情和獻身精神，朝著毀滅的方向全速前進。這一事實從2016年11月8號開始變得愈加真實，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
那天有三件大事，一件重要，一件極其重要，一件驚人。
重要的事件是美國大選，它幾乎壟斷了好幾天的報道。
極為重要的事件發生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幾乎沒有被報道。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聚集在那裡，試圖讓巴黎協議強制執行。11月8日，世界氣象組織發佈了發佈了一份關於氣候狀況的報告，與其他可怕的報告一起，該報告證實了“2016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比工業化前時期高出1.1攝氏度”。顯著高於2015年創下的記錄，接近巴黎設定的理想上限。（注：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發布的2018最新報告，我們只剩12年的時間來避免氣候災難）
而驚人的事件則是這個警告並沒有激起任何水花，人們的反應：沉默。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儘管歷史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正在“以身作則”，不斷加強可能發生災難的努力，但在世界範圍內，防止災難的努力正由我們所稱的“原始社會”來領導著：加拿大的原住民“第一民族”，世界各地的部落和土著社會。擁有大量土著居民的厄瓜多爾向富裕的歐洲國家尋求援助，使其能夠將部分石油儲備埋在地下（這些石油儲備也本應該被埋在地下）。援助被拒絕了。厄瓜多爾在2008年將“大自然的權利”寫入憲法，認為它有“內在的價值”。玻利維亞以土著多數通過了《地球母親法》，給予大自然與人類平等的權利。總的來說，土著居民在尋求保護地球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那些把土著居民推向滅絕或極端邊緣化的國家正在加速走向毀滅。
關於環境威脅的嚴峻報道經常出現在科學期刊上，有時還會出現在主流媒體上。與此同時，共和黨的毀滅之球正在系統性地摧毀那些為體面生存帶來希望的機構。由尼克松創建的美國環境保護局實際上正在解體。更重要的是能源部，它的科學辦公室預計損失9億美元，幾乎是預算的20%。甚至連提到氣候變化都遭到了禁止，而相關的環保法規正在被廢除，人們正在盡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使用化石燃料，包括最具破壞性的燃料，如煤炭。
不僅僅是特朗普。在共和黨總統初選中，每一位候選人要麼否認正在發生的事情，要麼——溫和派人士——說氣候變化可能是真的，但我們不應該對此採取任何行動。黨派領導人幾乎意見一致。這是一個驚人的場面，但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即使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比預期的要小，它也會淹沒沿海城市和沿海平原。就像孟加拉國一樣，在不久的將來，那裡可能會有數千萬人被迫逃離家園，甚至更多。孟加拉國首席環境科學家表示：“這些移民應該有權遷移到排放這些溫室氣體的國家。數百人應該能夠去美國”。這很符合西方當前的排外情緒（不僅僅限於美國和英國，雖然在這些地方排外情緒最極端）。那些覺得自己國家的排外情緒還好的人可以去看看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該調查顯示，大多數歐洲人希望全面禁止來自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的移民。
總的來說，我們首先摧毀他們，然後我們又懲罰他們試圖逃離廢墟的行為。我們稱之為“難民危機”，而數千人在逃離非洲的過程中在地中海溺亡。事實上，所謂的難民危機在西方實際上是一場嚴重的道德文化危機。
讓我們最後回到災難的主要防線上來：有效的民主。我們從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領袖開始，即幾個世紀以來“民主”的典範。
在民主國家，人民的聲音是可以聽到的。讓我們來問問，如果這一原則得到堅持，美國將會發生什麼。結果之一便是，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最受尊敬的政治人物將扮演一個有影響力的角色，甚至可能成為總統。他就是伯尼·桑德斯，遙遙領先。
桑德斯的競選活動是2016年大選最顯著的特點。它打破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政治史上的主流格局。大量政治科學學術研究非常令人信服地證明，選舉基本上是花錢買來的：競選資金本身就能很好地預測贏得選舉的可能性，也可以很好地預測國會，預測上任官員的決策。研究還表明，相當多的選民，即收入水平較低的選民，實際上被剝奪了公民權，因為他們的代表不會注意到他們的喜好。隨著財富的增加，政治代表權也在增加，儘管只是略有增加——直到你到達最頂端1%的一小部分，在那裡我們的政策基本上已經被億萬富翁們確定了。
桑德斯的競選活動與這一既定模式截然不同。桑德斯幾乎不為人知。他幾乎沒有主流資金來源——企業部門和私人財富——的支持，被媒體嘲笑，甚至敢用“社會主義者”這個可怕的名詞。然而，如果不是奧巴馬-克林頓兩黨管理人員的惡作劇，他很可能會贏得民主黨提名。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真正的大多數人永遠都不會投票給精英們設計的政策。（因此精英們就需要通過削弱民主來確保政策實行）
2007年，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正值人們對“大緩和”時期（Great Moderation）以及新自由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歡欣鼓舞之際，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低於1979年的水平，當時新自由主義試驗剛剛起步。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國會作證時，解釋了當時經濟繁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他告訴國會，“工人更大的不安全感”正在壓低工資和通脹水平。工人們被嚇得不敢要求體面的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即使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失業率還很低的時候——以新自由主義的標準來看，這是經濟健康的標誌。
在此期間，社會福利措施也在惡化。事實上，美國在這些措施方面與希臘、墨西哥和土耳其一樣，在經合組織的發達國家中排名墊底。但是利潤正在迅速增長，尤其是在掠奪性金融行業，它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爆發，在經濟崩潰之前佔了企業利潤的40%。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一個動機是為了扭轉利潤率的下降，而下降的利潤率在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大眾激進主義和工人鬥爭的結果。現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目的已經實現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成功的——對企業而言，而不是對全體人民。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難以被權力精英所容忍。
在新自由主義緊縮計劃的衝擊下，歐洲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也承認，新自由主義緊縮計劃是沒有根據的。但基金組織的官員們聽取了不同的聲音——主要是富裕的北方銀行。這些聲音控制著決定歐洲政策的三駕馬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
經濟學家Marc Weisbrot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一些重要的批判分析。他對這些產生破壞性的經濟政策的政治議程進行了細緻而有啟發性的調查。他研究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歐盟成員國政府定期磋商的報告，發現了“一種非常一致並且令人不安的模式”。這些政策制定者利用金融危機作為契機，從而加固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公共部門削減開支，而不是增加稅收；減少福利和公共服務，削減醫保，破壞勞工集體談判——總的來說，就是建立這樣一個社會：“勞工低工資、低議價能力，更多的不平等和貧困，一個更小的政府和社會安全網絡（因為大的政府和福利計劃會減少經濟增長和就業）”。他總結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文件詳細闡述了歐洲決策者的議程，他們在過去5年裡已經完成了相當多的工作”。
在歐洲，大眾不會投票支持這些措施。因此必須犧牲民主，才能鞏固新自由主義改革。歐洲的策略很簡單：將決策權移交給非選舉產生的機構——三駕馬車。歐洲民眾的反應與美國類似。中間派政治機構名譽掃地，公眾的希望破滅、恐懼和憤怒情緒高漲，有時還表現出相當不詳的形式。那些和我一樣還記得上世紀30年代的老年人，不能不對各地新法西斯主義政黨的崛起感到震驚，尤其是在奧地利和德國。這些痛苦的記憶很難被不被喚醒，尤其當大多數歐洲人呼籲禁止所有穆斯林進入歐洲，許多人想扭轉歐盟的真正成就，如人口的自由流動和消失的國界——這些成就有助於加強文化多樣性和建立自由人道的社會。
我們不能把西方所有這些發展都歸因於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但這時一個共同且重要的因素。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具體目標是削弱政府的監管權力，從而也削弱了對人造猛獸的防禦能力。但這些政策的影響更為深遠。新自由主義計劃，就其本質而言，傾向於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大多數人的財富則停滯不前或有所下降。發揮作用的民主隨著經濟權力集中的自然而然受到侵蝕，這種經濟權力的集中通過熟悉的手段，但也出於更深層次和原則性的原因，立即轉化為政治權力。理論上為這種現象辯護的藉口是，將決策從公共部門轉移到“市場”有助於個人自由，但現實情況卻大不相同。這種轉變是從人們有一定發言權的公共機構(只要民主運行良好)，轉向公眾根本沒有發言權的私人暴君：即主導全球經濟的企業。
這些政策致力於確保“社會不再存在”。這就是撒切爾對她所感知的世界的著名描述，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她希望創造的世界。用這些話，撒切爾無意中轉述了馬克思對法國鎮壓的強烈譴責。法國的鎮壓讓社會變成了“一袋馬鈴薯”，即一團無法運作的無定形的東西。（注：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描述法國農民彼此間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就像“一袋馬鈴薯“）在當代，至少在西方是這樣，暴君不再是專制的統治者，而是不受公共控制的私人權力和官僚機構的集中。
雖然一個正常運作的、充滿著知情的和積極參與人口的民主也不能保證一定能產生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這仍然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回到恩斯特·邁爾的問題：聰明比愚蠢好嗎？這是一個你需要思考的問題，並且不管你願不願意，也是一個需要你來回答的問題。
不要拖得太久。
本文有刪節。原文鏈接：
https://www.mass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06_58.4Chomsky.pdf
翻譯：nyrb
美編：阿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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