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小姐》:自我抗争式自由与孤独的转换,完成顿悟性和解


《伯德小姐》:自我抗争式自由与孤独的转换,完成顿悟性和解


引言:

电影《伯德小姐》是格雷塔·葛韦格执导的第二部作品,她之前的身份是编剧和演员。虽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但是,凭借对青春极高还原度的真实,在烂番茄上,打破了由《玩具总动员2》保持的新鲜程度,成为烂番茄最受好评的电影,获得了大量影迷和专业人士的认可。格雷塔·葛韦格也凭借此片,获得了五项奥斯卡提名,斩获了美国金球奖的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和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

这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性质的影片,导演格雷塔·葛韦格就出生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影片中,故事设定的背景时间是2002-03年,也刚好符合格雷塔·葛韦格的年龄,影片中主角名叫克里斯汀正是格雷塔母亲的姓。

契诃夫曾经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越深”。格雷塔·葛韦格正是摸准了这个窍门,在没有任何夸张的情节设计下,凭借对真实自我青春的刻画,让冲突直击观众内心,引起了无数八零九零后的共鸣。

影片讲述了生活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市的克里斯汀,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一心想要摆脱母亲和宗教的束缚,逃离自己贫寒的家境,去美国东海岸读书,在此过程中,两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亲情、爱情、友情和自我成长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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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淑女鸟”隐喻出的象征意义,是自我无力与渴望外界认可的代名词

影片从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愤怒的葡萄》开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中部各州农民向西迁移,逃荒到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到了加州之后,却被各方势力敲诈勒索,被迫团结抗争的故事。

这也预示着,克里斯汀将要为了争取个性自由所要进行的彻底反抗。她首先将自己的名字从克里斯汀改为“lady bird(意为淑女鸟)”,“淑女”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是美国上流女士的标配,“鸟”则是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无力。随即克里斯汀就跳出车外,成为断臂的淑女鸟。

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情节是一个人面对问题时无所适从的表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希望加以改进的。

对克里斯汀来说,她出生在美国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外界对于加州“享乐主义”的认知,和自己所处的城市是不搭边的,对于生活在贫困区的她来说,甚至算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加上自己在教会高中上学,浓厚的宗教氛围,让这种充满物质主义的评价成为一种嘲讽,克里斯汀完全被自卑所笼罩。

面对自己暂时无力逃离和改变的境遇,逃避所有引发自卑的可能和虚有其表自负成为掩饰现实的伪装,就像阿德勒告诉我们的,很多极力显示自己优越感行为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一种企图极力掩藏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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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她和自己的第一任男友丹尼奥恋爱时,有意识的用“铁轨错误的一边”,这种诙谐的方式,避开了直接回答的尴尬;为了避免同学看到自己父亲的车,总是在到达学校的前一站下车;为了避免被生活更好的同学珍娜嘲笑,撒谎自己住在前男友的房子里。

或许是出于心虚,自卑的人总是会力图在某些方面证明自我,这些方式大多是天赋和努力的结果,对此,他们也往往表现出来不屑一顾的轻蔑。

为了弥补自己考大学学分上的不足,克里斯汀参加了学校的舞台剧,精心准备了戏服和道具,却发现只要参加试镜就可以顺利进入,所以,当排练莎士比亚《暴风雨》时,她不再参加。当她的男友丹尼奥问朱莉时,朱莉回答她:“她跟新闺蜜在一起,她觉得演戏太逊。”

事实上,正如朱莉所言“她只希望成为大家的目光焦点,不然什么都不想做。”

难以在舞台剧中成为焦点的她,努力和自己向往阶层的安娜做朋友,为了向珍娜反叛和处世风格靠拢,她做出“沙拉琼修女和耶稣结婚”的海报,最终却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她们的真正尊重,她只是一个被泯灭了一切个性的可怜虫。

克里斯汀所做的一切(包括改名),都只是想要努力的符合外界所贴的标签,渴望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渴望在“金钱至上”的文化环境下,得到一定的尊重,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想“淑女鸟”所具备的象征意义一样,是一场自我无力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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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情、爱情和友情,是自我反抗的前沿,也是心灵寄托的港湾

埃里克森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按照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其中青春期(12-18岁)和成年早期(18-25岁),需要应对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

即:青春期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同一性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以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情感位置;成年早期则是需要冒险与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与他人融为一体,需要自我牺牲,才能建立亲密关系。

在人类社会,同一性非常重要,无法达成有效的同一性,就宁肯成为一个坏人,也不愿意在好与坏之间徘徊。

但是,因为年龄和能力的限制,青春期的反叛更可以看作一场不完整的反抗,个体在此阶段,拥有了反抗的意识,却尚未具备完整的反抗能力,对自我无能的认知,引发了愤怒的外在表现的形式。

对克里斯汀来说,父母是爱她的,可是这种爱是基于现实限制的,带有强烈支配意识的爱,要求她整理房间、对她所作的一切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就像一个母亲照料着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残疾人,事实上,她的母亲并没有适应她已经具备了成年人独立意识。

克里斯汀也爱着自己的母亲,只是这种爱里,带着强烈的矛盾,当自己的男友丹尼奥说:“你妈妈很严厉”,克里斯汀立即回到:“但她也长爱我”,显然这种爱,对她而言,是一种控制性的爱,也让她有了一种反抗无力的感受,自我在追求个性自由和传统束缚之间被撕裂。

实际上,对克里斯汀来说,正如埃里克森的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此时的她需要的是母亲的尊重,而不再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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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里斯汀和母亲一起去买礼服参加舞会时,两人之间的对话,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渴望和得到的矛盾。当克里斯汀穿着一套蓝色礼服时,感觉衣服很紧,母亲说:“我早就警告你,不要吃第二份意大利面。”;当她穿着一套粉红色的礼服出来,希望母亲能够称赞一下她,母亲却以为她根本不会在乎;当克里斯汀说:“我只是希望你喜欢我”,母亲的回答是“当然,我爱你。”

两人的对话仿佛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克里斯汀是希望得到母亲的肯定,母亲却一直在表达着对她的爱,以及先见之明的大人的优越感。

对待爱情和友情也同样如此,克里斯汀对丹尼奥的感情,就像是为了追逐上层社会的虚荣作出的选择,对待凯尔,则更像是为了努力融入自己追逐的圈子和反叛所做出的选择,是对她妈妈那句:“上了大学才可以上床”的直接回应。

而和自己朱莉,这个和自己属于同一阶层的朋友,她有一种想要抛弃却舍不得的矛盾感,两人同病相怜的根和克里斯汀想要更号生活的渴望,冲突着她的内心。

事实上,对克里斯汀来说,由于自我的分裂,爱情、亲情和友情,都充斥着一种复杂的矛盾情感,她对他们有所依赖,渴望有寄托之地,却也是阻碍自我前进的羁绊,由此,反抗与妥协充斥在她的每一段关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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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顿悟性的和解,是自由与孤独的催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说:“成长不是匀速的,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你飞快的长大。”这种时刻,就是我们所说的顿悟性时刻。

只身前往纽约上学的克里斯汀,看到了父亲塞到自己旅行箱的信,那些都是母亲不敢或者不好意思说的话,晚上去酒吧喝酒到烂醉,被送往医院抢救,醒来之后的她,忽然发现了对母亲和那个没有享乐主义,只有宗教故乡的怀念。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详细论述了自由和孤独的关系:

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会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个人完全切断束缚进入外面世界之前,没有自由可言,却有归属感。随着个体自由化进程的加深,归属需求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在克里斯汀去纽约之前,故乡的一切,都是束缚她追求自由的累赘,她从没有感受过孤独,正如她自己所言:“只是想要摆脱故乡对自己灵魂的扼杀”,在此阶段,她只能看到自由,却无法看到自我对归属感的需求。

当自己离开故乡,去远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求学,身边的一切,对自己来说都是陌生的,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家人,更没有爱自己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宗教信仰都因为自己的鄙视也没有了。

自由成为了橱窗里随处可见的商品,强烈的孤独感随之袭来,她尝试在纽约重建与他人的连接,搭讪陌生男人,喝的烂醉迷惑自己,一切都是徒劳的。当她从医院醒来,发现在隔壁床上的一对母子,强烈的孤独感让她难以忍受,她走上街头,去了教堂,给自己的母亲打了电话。

从萨克拉门托到纽约,强烈的时空转换,扭转了人的个人需求,对自由的渴望,变成对孤独的恐惧,也正是这种时空转换的效果,让克里斯汀与自己的故乡、父母、朱莉完成了一次快速的顿悟性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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