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地位的“下沉”，也見證了北朝社會文化的變遷

北朝統治者釆取兩利的文化交流政策，積極與南朝、西域及域外地區開展文化交流活動。在與南朝的文化交流中，北朝以聘使互訪、流通書籍、禮遇北奔南人等方式從對方吸收於己有用的文化質。在與西域及域外地區的交往中，雙方主要以聘使為主要媒介開展文化互動。

北朝政府還特地在中外人士匯聚之地洛陽設置四夷館用於招待雜居中原的歐亞外籍人士，足見北朝統治者寬容與開放的文化心態。北朝文化政策既具有強烈的漢化色彩，又具有多元化、雙重性特徵。

其制定與實施乃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主客觀因素所致，既是北朝統治者鞏固政權、維護統治利益的需要，也是北朝士族與代北貴族衝突和融合的結果，又得益於北朝總體文化系統與時代精神的內力推動以及北朝統治者本身所具有的歷史進取精神。

這種兼具寬明與掌控的文化政策，使文化權力與政治統治緊密結合，達到了鞏固政權的目的, 加強了民族的融合，

推動了學術文化的多元發展，並促進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但是隻有一點，在北朝的時候因為私學的興起，博士地位的大大降低，整個國家有文化有知識的人越來越低，學術下移發展普遍。

一．北朝文化政策形成的原因

1.鞏固北朝政權、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需要

文化政策是一定時期國家從根本利益出發在文化領域形成的政策系統。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旨在保證國家根本利益，旨在鞏固政權、維護統治。因此在文化政策的選擇和制定上，歷朝歷代都重視發揮文化的政治作用，竭力使各個文化領域的發展有利於鞏固政權，有利於維護統治集團的利益。

拓跋鮮卑進入中原後面臨新環境和新形勢，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地區以農耕為主要的生產方式與拓跋鮮卑遊牧生產方式大為不同；漢族封建政治統治的一整套行政制度已相當完備，而拓跋鮮卑毫無統治漢地的經驗；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一直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因此，雖然拓跋鮮卑族用武力征服了中原，但要在中原立足，必須從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基點出發，順應漢化的時代趨勢，制定和實施符合文化國情的文化政策，消除原始部落文，化與漢族封建文化之間巨大差距和尖銳矛盾。政權建立後，北朝統治者對文化政策進行了調整。

儒學的治國安邦思想和綱常倫理大義適合建立政權的需要，所以順理成章成為北朝統治者確定主導文化和治思想時的首要選擇。北朝諸代統治者重視推崇儒學，紛紛建立以儒學為核心的太學。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的教育系統，為儒學的全面復興創造了條件。

全國大力發展私學，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教育，這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博士”的人數，那麼在短時間內，“博士”這一原來地位高的知識分子階級就有所下降。

2.統治者本人的文化心態

所謂統治者的文化心態是指統治者個人在學識素養、政治經驗以及應變能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對國家內部文化問題的認識。作為國家最髙決策者，統治者的文化心態往往直接影響到一國文化政策的制定。

首先以二武滅佛為例，如前所述，太武帝雖然在繼位之初也敬禮沙門，但後來卻在崔浩和寇謙之的影響下皈依道教，並認識到佛教“為世費害”，而對佛教日漸排斥，進而採取了一系列壓制乃至毀滅佛教的措施。

又如，北周武帝滅佛，其行為較之北魏太武帝滅佛，此時武帝學識素養有所提高且滅佛理論準備充分，滅佛時不再屠戮沙門，只是強令僧人還俗。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並沒有因為這兩位北朝統治者的毀法事件而消亡。

滅佛事件發生不久，佛教便很快在原有的基礎上覆興，再以北魏孝文帝為例，孝文帝親政期間通過多種方式吸取南朝的文化精華。孝文帝對南朝文化的吸收與借鑑除受時代潮流的客觀影響外，更多的是與其自身文化修養、文化旨趣有關。但是在北朝時期，卻並沒有對博士這一重要的思想學位作出肯定。統治者的輕視，也間接導致了民間的不重視，

使得這一重要的文化發展者地位慢慢下移。

3.北朝士族與代北貴族的衝突和融合

北朝鮮卑貴族和漢族世家大族的衝突又融合對北朝政府文化政策的選擇、制定、實施產生巨大影響。縱觀北朝史，這種既對立又認同的關係早在拓跋珪繼代王位、改國號為魏以前就開始了，如代人燕鳳，博綜經史，什翼犍包圍代城尋找燕鳳，待之以賓禮，讓他教授子孫經史。

自拓跋氏入主中原至孝文畝之前，漢族世家大族與鮮卑貴族的衝突多於融合；自孝文帝親政至代北豪族酋帥崛起以前，漢族世家大族與鮮卑貴族的融合多於衝突；自北魏末年東西為分裂，鮮卑貴族與漢族世家大族的衝突日益激烈，北齊和北周政權內部又有所不同；北周滅北齊至隋朝建立，南北文化的衝突和融合代替了鮮卑貴族和漢族世家大族的衝突和融合。

以自拓跋氏入主中原至孝文帝之前這一階段為例，鮮卑拓跋族憑藉強大的騎兵優勢剛剛入主中原，作為以部落酋長制和遊牧經濟為基礎的鮮卑統治集團要想統治政治、經濟、文化先進的中原地區，就必須藉助於中原漢族士大夫的政治力量和統治經驗。於是，統治者釆用禮聘、徵召以及武力強逼的方式起用北朝士族共同參政。

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前的衛操、莫含，道武帝時期的鄧淵、許謙、張謙、張袞、崔玄伯、燕鳳等。太武帝拓跋養統治時期，又於神庭四年（431年）廣徵儒士。這些著名的學者都被加以錄用，對北朝朝政影響很大，他們幫助鮮卑拓跋氏開國立基。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之間充滿了猜疑和隔閡。

當漢族世家門第想通過出議朝政實現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尤觸及代北貴族既得利益時，雙方政治文化利害關係、民族心理、文化差異等方面的尖銳衝突便直接影響政府處理文化問題的態度和模式。北朝統治者在二者的衝突中，要儘量保持政策不失衡，又不得不適時調整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並非一成不變，統治階級一方面要在一定時期或一段時間內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另一方面還必須隨著社會政治形勢、階級關係等的發展變化而適時調整政策，從而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

二．北朝缺乏了發展文化關鍵的一環——文化國情和時代精神的推動

文化國情和時代精神也是影響文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文化政策的制定都是基於一定文化國情的。時代精神作為一定社會整體性的文化傾向或文化風貌也常常決定了社會文化政策的基本走向。在中國佔代歷史上，自漢族形成開始，北方遊牧民族進入中原並接受漢文化便是少數民族統治中原的惟一選擇，這是封建社會進步的多元需要，這是時代發展的要求,這也是中國古代歷史的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