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對於納粹之所以能上臺歸結於希特勒本人的演講才能，雖然這一點誰都不能否認，而且希特勒聲線的穿透力也是很多後來科學界研究承認的。但說實話，單靠一個人的演講才能或者“個人魅力”雖然可以上臺甚至得到一時的追捧，但很難做到讓當時的德國每一個士兵都為之戰鬥到最後一條巷子、最有一個樓層、房間。
也就是說這裡面肯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們需要把這個原因慢慢展開，才能透徹理解。
德國曆史有一個特點，就是帝國與共和國交叉出現。第一帝國即神聖羅馬帝國之後出現了德意志聯盟，雖然那時候還有個哈布斯堡皇帝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名義領袖，但帝國經歷拿破崙鐵蹄的踐踏之後，早已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多達三百多個小德意志諸侯國。腓特烈苦心經營的普魯士已然崛起，隨之奠定的還有普魯士精神的基礎。到俾斯麥時終於統一起了一個小德意志，即將奧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第二帝國。一戰使得威廉二世下臺，第二帝國滅亡後就進入了容克貴族主導的魏瑪共和國時期，但這個共和國命運多舛且持續時間短暫，之後便迎來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二戰使得第三帝國滅亡，德國在經歷了分裂的冷戰時期後，終於在1989年迎來統一併成為今天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既然德國有這個特點，必然會給德國社會的思想潮流打下深刻的烙印，即每當處在帝國時期的時候，社會就會傾向於周邊早已爆發各種民主革命的英法那樣的自由主義思潮，而每當處在共和國時期的時候，社會又會反思自己民族每次都只有在帝國時期的時候才會出現統一與大繁榮。就這樣，搖擺不定的德意志民族產生了諸多在外國看來特別不可思議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德意志聯盟時期，從皇帝到國王，再到公侯伯子男，一系列封建專制體系的階層與莊園都是很完善的，但皇帝卻不是繼承製，而是要從各大選帝侯（即較大的幾個諸侯國）裡選一個，這在當時其他任何一個專制王權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到俾斯麥建立第二帝國後，需要皇帝來任命宰相，宰相再來組織內閣統治這個帝國，也就是說權利又完全集中到了皇帝手裡。但就是這樣一個看似標準的專制帝國，卻在俾斯麥手裡玩的翻了“四翻”。
第一翻，在一個帝國裡俾斯麥卻允許議會的存在；第二翻，議會卻不能對國家任何政策作出決策；第三翻，雖然沒有任何立法、司法、行政權力的議會卻可以管錢，也就是說俾斯麥讓自己組織的內閣來下達全國的各類國家政策，但所有的政策又都需要錢，而給不給撥款要看議會通不通過，貌似議會掌握著國家命脈；第四翻，內閣未得到議會通過的政策依然可以隨便執行，如果事後證明內閣是正確的，議會需要糾錯。也就是說比如俾斯麥想要制定某一個政策，議會開會討論後認為這不行，於是便可以不給撥款，而俾斯麥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人脈選擇自行籌款，繼續施行自己的這個政策，過了兩年發現這個政策確確實實給國家帶來了好處和進步，那麼議會就必須替俾斯麥還上這筆錢。
不得不說俾斯麥的開創性只有我們想不到，沒有他做不到的。那麼這種特殊性跟納粹有什麼關係呢？很簡單，正是俾斯麥時期給了德意志以極大的民族自信，使得他們對於英、法、美三種完全不同的社會模式並不感冒，也就是說自家有自家過日子的方式，不必模仿任何別人的模式。但一戰結束了這一切，新來的魏瑪共和國是一種幾乎完全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如果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一直像魏瑪初期那樣好的話，也許這種“效仿”能一直延續下去，恰恰這時候週期性的全球經濟大危機來了。
魏瑪時期各種社會政黨層出不窮，而且都有各自五花八門的主張。以容克貴族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聲音的是“雖然我們佔有者絕大多數資源，但在威廉二世時期我們就擁有這一切，且那時社會階層穩定，現在的絕對自由使我們失去了絕對地位”；中小企業主、中低公務員、教師、手工業主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的聲音是“經濟自由競爭是對的，但應該反壟斷併兼顧社會公平，最好是能維持俾斯麥時期定下的那些社會穩定模式，而不應進入完全放縱式的自由模式”；而無產者的聲音是“這種自由換來的是我們在生產線上機器一樣的生存模式，在現有各階層資本佔有量的基礎上，我們無論如何努力都是不可能爬到容克階層的，因此必須要有一場革命，來重新分配”。
綜合以上各種思潮，再來看納粹，就很容易理解納粹到底是個什麼具體概念了。用戈培爾的話說：“納粹，就是反對一切現有社會模式。”它反對容克貴族的傳統主義、反對中產階級的獨善其身主義、更反對蘇聯，甚至還反對俾斯麥的小德意志民族主義。這種所有現有事物都反對的主張，使得全國上下只要心中有對現有社會有任何不滿的人，都能在納粹那裡找到自己所認同的聲音，進而就轉向了支持這個可怕的納粹主義。
如果說納粹是一個已經很明確什麼都反對的政黨的話，那麼總得有一個自己的主義吧，在希特勒上臺之後，這套“理論體系”就出來了，即種族主義。通俗的講就是“日耳曼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其他民族又分為不同的等級，而猶太人是最劣等的民族。根據各個種族的等級，有的應該聯合起來，有的應該對他們鎮壓和統治，有的應該讓他們滅族。在佔領其他民族所生存的土地的過程中，為日耳曼民族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以便讓這個世界上最具創造力的優秀民族來統治整個世界，如此一來，德意志乃至世界上的所有現有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那麼猶太人又招誰惹誰了呢？他們只不過是因歷史背景而被希特勒挑選出來的“替罪羊”。既然是替罪羊就得替人受罪，替的這個“人”其實是德國人自己，或者說是經濟危機。而受的罪就是至二戰結束總計被殺害約600萬人。而歷史背景就是因為自從猶太人失去自己的國家流入歐洲後，由於宗教、黑死病等種種原因，千年來一直被歐洲人排斥，他們無法從事當地的宗教、公務等活動，只能從事最下層的商業活動，而當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人從中世紀邁出來發現，商業活動才是最值得去做的。但此時猶太人通過千年的積累已然成為了商業的代言民族，比如二戰前的美國金融業、出版業幾乎都是被猶太人控制的。
經濟危機使德國人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於是希特勒拋出了“這一切災難都是猶太人造成的”的荒謬理論，還捏造了“猶太人想通過商業控制和滅亡歐洲”的理論。德國百姓環顧四周一看，街邊的商鋪基本都是猶太人開的，一部分渾渾噩噩的就信了，另一部分心裡明白，但在生活壓力及利益的驅使下也跟著裝糊塗、打砸搶。
找到替罪羊還不足以讓當時的德國人對希特勒崇拜至極，因為你只是找到了讓經濟下行的所謂“罪魁”，那你能讓經濟上行麼？
1933——1938年，僅僅用了五年的時間，希特勒就兌現了他對於忍飢挨餓的德國人“每個家庭餐桌上都有面包和牛奶”的諾言，他所開啟的大規模德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不僅解決了當時德國面臨的巨大失業壓力問題，還修成了世界上第一條高速公路和第一個國家高速公路系統，還有鐵路、水利大壩等諸多至今都是德國基礎設施命脈的建築，除此之外還有那張希特勒腦海裡宏偉的、專屬德國古典主義的、未來得及施工的、由施佩爾主筆的建築圖紙。
後世人回顧這段歷史，是很容易發現問題所在的，這種做法根本無法使德國經濟持續發展。 但就當時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德國人看來，這就是“救星”。就像興登堡還活著的時候所不能理解的一樣，國家明明沒有錢，還欠外國那麼多賠款，你修那麼多高速公路有什麼用？解決就業不也只是臨時性的麼？高速修完了之後這批人不還是要面臨失業？而希特勒的腦海裡卻是在下一盤大棋，這種解決就業的方式確實是臨時性的，他也深知單靠這樣做遲早要暴露，更不可能單靠內政政策慢慢恢復經濟來償還一戰的戰爭賠款。
他所想的是：壓在德國人頭上最重的賠款問題，根本解決辦法就是——不還，不僅不還，還得把之前輸掉的戰爭再贏回來，為“日耳曼民族擴展生存空間”。擊敗併吞並他認為該吞併的國家，哪裡有資源就從哪裡取資源，一步步締造他心目中所謂的“千年帝國”。儘管他修建基礎設施的舉措在經濟學上看似是水月鏡花，但對於希特勒的整盤棋來說，確確實實得到了他將來要為戰爭而用的高速公路，以及因經濟快速得以改善而對他本人的崇拜無限升級的德國民心。
這一切都將當時的德國人拖入一場無邊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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