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敘述的明代軍隊人口的變化，不涉及家屬問題，以便更能清楚、簡捷地說明天津人口的變化。
天津是一個移民城市，但最初的“天津衛”是一個大軍營，從永樂到崇禎的200年間，這座軍人移民為主的要塞城市，歷經三次軍事移民和多次人口增長，終於在明末變身商業化城市，昔日天津城竟因此“荒蕪”，而城外新聚居區已然興起。
天津始於明初天津衛城之創建，其人口的主要來源：一是永樂初年在天津設置三衛而移至天津的軍戶移民，二是非軍戶移民。其中軍戶移民在所有移民中的數量佔絕大多數，構成主體移民。
天津人來自南方
1.第一次軍隊移民
永樂初年在天津設置的三衛是天津衛、天津左衛、天津右衛。
這部分軍戶移民是永樂皇帝明令之徵調，帶有強迫性，因此，這次移民可以認為是一次官方組織的強制性移民，而來源主要是南方，佔全部移民之61.4%。
2 第二次軍隊移民
萬曆年間，倭寇入侵朝鮮，中國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明朝政府為了加強海防，在天津設立了天津海防營和天津海防水陸營。
天津海防營分左、右二營，其中左營有軍士3000名，右營有軍士2992名，兩營軍士合計共5992名。
後來為保衛京師，萬曆二十五年特設的天津海防水陸兩營，駐紮葛沽，共5千餘人，至三十四年，僅存一營，共2503人，其中南人1500名，北人1000名。就此可知，這部分人口之來源，南方人居多數。
3 第三次軍隊移民
萬曆末年至天啟初年，後金構難於遼左，天津形勢危急。
當時明政府採取了兩項措施：
其一，調外地士兵於津門守備，以應當務之急，此外地士兵稱為客兵。當時駐津之客兵有：河南兵2304人，山東毛兵1833人，揚州兵316人，江南兵471人。
其二，在津召募新兵，組建新的津軍。其中標兵營2174員名，正兵營2173員名，先鋒營1287員名，內丁營240員名，鎮海營2851員名，外加官丁85員名，合計8810員名。此謂之主兵。
這兩項措施，對促使外籍人口移入天津均產生很大影響，無論是暫戍津門之客兵，還是於津召募之主兵（其中一部分原並非居住於天津），均使天津增加了人口。
這次移民除鎮海營2851名用南人外，其餘全用北人，南人所佔比例為32%，在68%之北人中，以河北人為最多。
可見，有明一代，天津地區居民大幅增長的原因是軍事移民，其中倭寇、後金的侵入，讓天津守軍增加了建制和員額，間接增加了居民人數。
4 非軍隊移民
非軍隊移民，在明代天津移民中不佔主流，這恐怕與天津城是一個軍事駐地不無關係。但是，隨著軍隊移民的增加，非軍隊移民也有不斷增加的趨勢，雖因文獻資料匱乏，這種趨勢無法用量化的形式表示，不過有二點是肯定的：
第一，商人移民不斷增加。
“天津彈丸之地，民居鮮少”，而“津門商民多居東北二關。“民居鮮少”，指衛城內而言。居民多居於城外東北二關，是因這二關距河最近。
從這二句話中可以瞭解到，天津居民以商民為多。在商人中，以鹽商與糧商居多。
明初，長蘆運司設批驗所於大直沽，於是鹽商在天津海河東岸買地築坨存鹽，以備查驗待運。
萬曆三十八年(1610)，定“兩鹽制”，鹽坨面積增大。可肯定，隨批驗所在天津之建立以及天津水陸運輸之便利，鹽商會大量移入天津。
明代，天津既是漕糧轉運中心，同時也是糧食貿易中心，這勢必造成糧商大量移民天津，如高三鳳、柳永禎、沈如魯、舒應魁等即是。
第二，船戶及匠人之移民不斷增加。
“津門海運以海船五十隻為一幫”，每幫有號，據不完全瞭解，有鮮字號、天字號、地字號、久字號等12個字號，船戶有64戶。
天津衛變天津城
自永樂二年天津開始建衛以後，於整個明朝，衛制在天津保持不變。如所周知，衛是一軍事單位，但這個性質在漸漸發生變化，在向經濟之性質、商業之性質變化。造成這種漸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人口性質的漸變。
1.三衛屯田軍夫性質之變化
明初，天津三衛軍士即已分散於滄州、興濟、南皮、靜海等地，設屯堡屯田，此時的屯田數目不可考，兵士為完成納糧任務，棄軍事而不顧，以致防務幾成兒戲。
清代農民
天津三衛軍士則表現更甚。他們分春秋二班兩營，“每營上班三月，在於薊門修工，下班之日則散歸鄉里，各力本業”。所謂本業，即是屯田，而真正之本業——軍事，則成了副業。與其說他們是軍人，勿寧說他們已漸漸變為農民。
2.漕運軍夫性質之變化
洪熙元年，仁宗下令：“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朕甚憐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物件，官司毋得阻當。”
這是官方認可漕運官軍可附載私貨之始。
從史料看，漕運官軍每每突破官方所規定的附載私貨數量之限制，並附搭客商的貨物，由此可言，隨漕運私貨不斷增加，私貨貿易量的增大，漕運軍夫的商販身份愈益濃厚，而軍人身份則成為他們販運私貨的便利條件。
3.造船運軍身份之變化
明初，天津三衛為完成漕運任務，需各造船隻。按天津衛庫糧冊，萬曆年間，天津造船運軍共計36名。但從明末在天津造船200多隻這個數量來看，天津造船運軍數量恐怕要多於36名之數。造船歷史在天津的延續，造就了一批有專門技術的軍人，這些軍人不但開創了天津造船業的歷史，而且帶動了天津民間造船業之發展。
據此，也可以說，這部分人之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即由軍人向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匠人轉變。
4.天津商人與商業
天津地處要衝，扼水陸之咽喉，握南北之樞紐，天然地理環境不但為天津商業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也促使大量商人移入天津，他們的商業活動，可用下列史實證明。
唐頭寨距天津九百餘里，系山東“樂安屬通商處所，山東人、遼東人、永平人、天津人，二、三、四、五月間販運布匹、米豆、麥去塊、魚蝦”。
海上行船需用水手，然水手並不多見，只登萊、淮揚有行海之人，對此只能實行召募。“膠萊商販募淮人開洋直抵交卸，一往一來每人工食銀二兩七錢，仍每人日給米一升。青萊、天津商販少減”。
上述兩條史實說明天津商人的商業活動早已通過水運擴展到其它地區，這對於溝通商品流通，繁榮天津商品市場起到了促進作用。天津何時設有店稅，史無明載，而萬曆年間天津店租規模之大，以致設有中官領稅，卻是事實。這說明，天津店鋪不在少數，商人也不在少數。
5.其它各業人口之性質
天津運輸業人口是隨著天津商業發展而出現並發展起來的。
前文已經談及，明代在天津，每50只海船為一幫，大致有12幫，這僅是一個不完全的數字。從下面的例子，可進一步窺知明代天津運輸能力之巨大，可見操此業人口之眾多。
巨大的商業流轉量，使以裝卸物品為職業之人口也大量存在。天啟二年，天津異常霪雨，遼糧浸泡，天津巡撫畢自嚴為減少損失，“僱工搬移換囤”。
天津近代碼頭工人
明末，客兵、主兵集中於天津，在天津開局打造兵器，先後投入軍費幾千兩，由此推測，明代以冶鐵業為生之人在天津也不少。
綜上所述，明代天津三衛軍隊人口，由於越來越多地從事其一種經濟活動，他們的身份發生了變化，這是由軍人向生產者的變化，經濟活動越是深入及專業化，他們的職業性質變化就越徹底。
另一方面，天津特殊的地理環境，吸引了各行業人口移民天津，在天津從事經濟活動。這樣，天津人口的經濟活動在其全部活動中所佔比重日益增大，從而使天津逐漸從一個軍事城堡向經濟的、商業的新型城市轉變。
李邦華於天啟二年被委以天津巡撫，到任伊始，環視城外，城外已是“商賈輻輳，駢填逼側”，而城中卻是“屋瓦蕭條，半為蒿萊”，二者相較說明了天津商業發展之面貌。
而前任巡撫畢自嚴說得更為直白，“天津之為衛久已，名存而實亡矣”。這些不正說明天津已經衝軍事要塞，變成了百行聚集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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