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
一般來說，政治偉人之間也會有矛盾分歧，這種矛盾和分歧不是私怨，而是公義，是主義或信仰之爭。
孫中山和黃興的分歧從產生之日一直到一方去世，雙方均不願作出讓步。
雙方的分歧是從合作之後的幾年產生的。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組織興中會。在入會的秘密誓詞上，規定其任務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國的革命主張。
1904年2月15日，黃興在湖南長沙成立華興會，也主張推翻清朝專制統治，與會的有劉揆一、宋教仁、楊篤生、陳天華、劉道一、譚人鳳等500人。
在這兩個會中間的一段時期裡，各地所建立的會、社、團舍、館、所、室之類，名稱繁多，不勝枚舉，而其領導的核心，則為興中會和華興會。
1905年7月，中山先生赴東京，經日本友人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兩人暢談革命形勢，極為契合，主張將興中會和華興會合二為一，以便壯大革命力量。
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協理，隨後他們同心同德，經過多次起義，失敗，再起義再失敗，無數頭顱無量血，最終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和國。
在接下來的二次革命中，孫中山和黃興產生了分歧。逃亡日本後，雙方分歧更加擴大。
1913年年底和次年春，正當中華革命黨醞酸期間，黃興也在東京。但陳其美在籌備工作中事事不與黃興商量，個人獨斷獨行，形成了一個宗派，上有胡漢民、張繼、居正、許崇智、戴傳賢、謝持等人的支持，下有15兄弟的擁護。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築地精養軒舉行成立大會，孫先生宣誓加盟，就任總理職務。入盟誓約由田桐以小楷書寫，用道林紙石印。
《誓約》中有“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規定入黨要有黨員一人或兩人介紹，由黨的上級人員主盟，宣誓後還要在《誓約》上打手印。黃興對此表示不滿：
(一)認為黨員只能服從大眾，不能服從個人，所以不贊成“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語；
(二)反對打手印，因為犯罪人才打手印，我們入黨何必如此呢？
其實，上面所述只是黃興反對的一個方面，還有更重要的一個方面，
就是反對陳其美、胡漢民的獨攬大權。僅以《誓約》來說，他們事先沒有同黃興商量過，有單方強加，先斬後奏的意思，黃興因而拒絕參加中華革命黨。
田桐既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又為黃興的至交，一再在兩人之間從事彌合斡旋。
早在1901年，黃興在湖北兩湖書院求學時，即與田桐相識，並以宣傳革命相砥礪。不久，黃興走日本，次年，田桐亦去日本，兩人朝夕相處，成莫逆之交。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黎元洪為都督，黃興為總司令，田桐為秘書長。
中華革命黨成立，田桐建議在《誓約》問題上稍事修改；在人事安排上，仍按同盟會的辦法，孫為總理，黃為協理。中山先生對人選無異議，但對《誓約》問題表示不能更改，至於陳其美、胡漢民之輩，更不肯絲毫讓步，他們早已想把黃興排斥於門外了。
當時，支持黃興的大有人在，曹亞伯即為其中之一。他原來住在民國社內，民國社即中華革命黨黨務部的所在地，該部部長為居正，居正看到曹亞伯支持黃興，就叫他即日搬出民國社，曹不答應，居正就命令僕人將他的行李丟出門外，後來日本警察前來干涉，經瞭解情況後，代曹亞伯將行李搬至附近的旅舍。
白逾桓和楊時傑都是湖北省人，也支持黃興，時常到民國社與居正吵架以至於動手打架。
黃興見到事態日益惡化，決定買船票至舊金山，以息爭端。臨行前夕，他為了顧全大局，邀請中山先生小酌，以志話別。事前曾致函田桐。
文曰：“田桐兄鑑：弟將遠適，特於明日(27日)午刻備小酌，恭請中山先生敘別(不談國事)，乞屆時駕臨寄寓，藉慰離緒，此頌大安，弟興啟，6月26日。”從信中可以看出黃興頗有情緒。
他於1914年6月29日由東京動身赴美。孫黃兩人分道揚鑣，此亦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大損失。
不過，中山先生對於黃興還是很諒解的。5月29日，他曾經致函黃興，指出“二次革命”的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所以堅持今後要做真黨魁，做到事權統一，名實相副。對於黃興之不參加中華革命黨，並不苛求，因為各人主張不同，“則不入會者宜也”。
黃興旅居美國期間，在華僑中繼續作反袁宣傳，護國戰爭爆發後，孫中山與黃興又恢復了聯繫，共同致力討袁。黃興在國外為國內的反袁軍積極籌措軍餉。袁世凱死後，黃興到上海，與中山先生來往密切。1916年10月31日，黃興病逝於上海福開森路393號寓所，時年42歲。孫先生親自視殮，主持喪事，併發函給國內外各黨部告哀，函中說：“遽此凋謝，為國為友悼傷百端，謹告同志，共鑑察之。”翌年黃興歸葬於湖南長沙嶽麓山。
孫中山和黃興，兩個革命先驅，此事沒有對錯之分。偉人之間但有公義，絕無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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