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 1680-1785》，[美]張勉治著，董建中譯，2019年10月出版，440頁，90.00元
《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 1680-1785》一書，由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與藝術史系副教授張勉治（Michael Chang）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補充而成，英文版著作2007年出版。2019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董建中翻譯的中文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以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為敘事背景，考察了在歷次巡幸中皇帝與大臣及地方的互動，從而探討了清代在地方建立統治權威、朝廷統治內地的切實條件和歷史機制等問題。
關於乾隆南巡的問題，在清史學界一直有所討論，左步青、郭成康、高王凌、高翔等人的乾隆研究中，均有較大篇幅涉及了這一歷史事件。而本書的論述，並非按照乾隆皇帝的南巡順序，考察其巡幸時間和路線，梳理此間發生的事件和人物，而是以民族-王朝的組織形式和家產、父權制的傳統社會架構入手，討論了乾隆時期的中央統治如何在江南實現和滲透的過程。
作為事件的“乾隆南巡”
當我們聽到“乾隆南巡”這個概念的時候，很容易將它視為一個既定的歷史事件，類似於“虎門銷煙”“玄武門之變”。但是深入研究下去，我們又會發現很多用事件無法解釋的地方，這一時間段中（通常是一年中的兩三個月）發生的問題過於龐雜，歷史人物關係錯綜，它又好像是一個歷史時段，沒有一個單一的事件指向。那麼，本書中，我們是怎麼理解“乾隆南巡”的事件合理性呢？
首先，在探尋巡幸制度的合理性時，我們通常把“目的”和“解釋”混為一談。解釋往往是自成體系的，它來自各個時期的經典敘述，並在時代的演進中不斷層累疊加，以至於在使用時變得相當“順手”。而這種解釋往往只能作為一種官方的文本，而對每次巡幸的具體目的而言，基本上是一個“無用”的文本。以至於乾隆皇帝本人也充滿了對這種成形文本的不屑（中文版69頁），乾隆是一個很有趣的皇帝，他總是執著於自己對事件的解釋權，而對已經形成的解釋範本並不在意。
在本書的討論中，巡幸制度解釋範本的形成，表現的是一個君臣博弈的過程，而本書在第一章不厭其煩地重新敘述這套範本，也旨在指出這是一場官僚集團與皇帝在同一事件中不斷爭執與妥協的結果，這為之後的敘事奠定了基礎。在這種集團的對峙之中，“季節性遷移是北方政治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始終與南宋高度理想化的官僚統治形成對照”（50頁），此時巡幸逐漸被賦予了某種“民族化”的意義，以至於到了明代“官員反對女真和蒙古皇帝出巡，有效地將巡幸指斥為一種有著軍事表現形式和嵌入了民族意義的治理模式”。此時，根源於利益集團的對峙被有意無意地灌注了民族成分，而在後期的不斷論述中，這種本來出於解釋產生的民族性，則被灌注了目的成分。
乾隆皇帝自己用“治水”來標定南巡的目的，並回答了存在於大多數人心中的一個疑惑，既然南巡如此重要，那麼為什麼來得如此之遲——乾隆皇帝的首次南巡是乾隆十六年。這個答案是否能讓人滿意呢？
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中，曾經提出了“治水政權”的概念，雖然他所討論的對象，主要是“現代集權主義國家”，但是他也指出，在歷史上包括埃及、西亞、中國、印度、墨西哥、秘魯等地在內的所謂“東方”，由於水利灌溉對於農業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決定了社會的分工情況和村社組織的長期存在，決定了作為水利設施的興修和管理者的國家，最高統治者必然實行專制統治。換言之，治水是推動中央集權強化的一個外在驅動力。
以乾隆皇帝的言論來論證魏特夫的觀點，似乎是非常合乎邏輯的。但是，如果深入地分析，問題又來了：乾隆皇帝個人的南巡，對治水來說是必須的麼？皇帝個人在整體集權架構中的角色是怎樣的呢？如果皇帝不南巡，那麼河工還能完成麼？
這些問題在乾隆朝的時候沒有人敢問，因為答案似乎並不是那麼肯定。正如作者所發現的，乾隆皇帝南巡的時間，和治水工程的時間不太對得上（282頁），也就是說，治水可能只是乾隆皇帝去附會南巡意義的一種解釋。而在十八世紀經世官僚的團體中，皇帝親臨治水工程在技術上的指導，遠不及象徵意義那樣重要。
例如，在乾隆皇帝的直接主導、推動下，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二年，六千零七十丈魚鱗大石塘全行告竣，至此，錢塘江北岸魚鱗石塘體系基本建立起來。乾隆五十四年策試天下貢士制文中言：“若夫陶莊之河，引溜北趨……海塘之築，一勞永逸……朕數十年臨視圖指，不惜數千萬帑金，以為閭閻計，大都平成矣。”正如和衛國在《治水政治》一書中的觀點：修築魚鱗石塘，與其說是出於對沿海生計的需要，不如說是滲透了乾隆皇帝“一勞永逸”的政治理想。而正是篤信此理念，激發乾隆皇帝以國家力量為依託，靠政府官員，調整政府政策，克服自然條件所限，不惜帑金修築魚鱗石塘。而這種理想也正是他在南巡時不斷重複的觀點。
同樣注意到了這一差異的張勉治則為乾隆的後兩次南巡尋找了另一種“合理性”，這種合理性的尋找顯然是艱難的。在我們否定了乾隆皇帝自己的答案的時候，彷彿所有清代發生的事情，都可以作為一種答案。
於是，作者為我們開列了很多種可能：滿洲權臣勢力的內部分歧；並不如意的外部戰局與朝內矛盾；廢后烏喇納拉氏與江南巡幸的傳言；徐述夔《一柱樓詩》案；金從善進諫案；這一系列案件可以說又恢復了一種《叫魂》式的敘述模式，讓讀者和乾隆皇帝一起，產生了一種“陰謀論”的感覺，有一種宿命般的“陰謀”要顛覆乾隆皇帝的統治，以至於他做出了“巡幸”的舉動——乾隆皇帝出行的隊伍變成了一支宣傳隊，他們的任務就是糾正這些陰謀所造成的扭曲的社會輿論，為民族-王朝國家正視聽，“身體力行”地告訴“歷史”，清代皇帝是孝慈仁厚、敷文奮武、堅守疆域統一的代言人。
這種解釋因為非常全面，所以似乎變得無懈可擊——而且可以解釋發生在乾隆後期的一切政治活動。那麼，這個問題又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南巡，真的是一系列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事件嗎？正如張勉治在書中提到的那樣，“南巡”是否是一次規律性事件呢？
《乾隆南巡圖》局部
作為舞臺的“乾隆南巡”
作者在書中聰明的地方，就是跳脫出作為歷史事件的南巡的諸多細節，這種安排，與其從初衷去辨別南巡是不是一個歷史事件，以及討論它的特殊性，不如把它看作一個歷史的舞臺，從而可以展開視野更為廣闊的研究，本書的論述也是基於此的。如果只從時間、路線、行程上進行考察，我們很難說南巡是多麼特殊的歷史事件。因為賦詩、召試、圍獵、題詠這些行為，都不是“南巡”所專屬的，而是一個皇帝日常的生活狀態。
清代制度研究的一個難點在於，任何制度幾乎都不是單獨成立的，它嵌套在王朝的日常運行當中，並且與其他制度環環相扣。但是在南巡這一獨特的契機下，這種嵌套似乎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被暫時剝離。那麼，南巡又何以為南巡呢？正是在於巡幸隊伍與當地各類人群的交互活動，換言之，南巡是作為一個特殊的舞臺存在的。這個舞臺上的演員也許在別的舞臺上都有所作為，但是他們在此時此刻的組合，就是歷史意義的所在。這也是我認為本書最為精彩的部分，即本書的第五章與第六章。也就是在南巡這一舞臺上，皇帝發生了直接和南方商賈與文人的互動。
這兩部分的研究應該是群體性研究，即以皇權為代表的巡幸隊伍與商人和文人的關係。在前半部分敘述的清朝作為民族-王朝的特殊性之後，從這一部分開始，作者又迴歸了馬克斯·韋伯的家產製政權的傳統組織模式。以商人為例，正如作者所言，南巡是為捐輸“這種壓榨行為量身定做的”。商業精英本身存在這一種與文化精英合流後帶來的自我焦慮，他們需要利用自身的優勢，以皇帝出巡為契機，來緩解這種焦慮。
但是皇帝並不以為然，作者認為“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間促進了商業精英和學術精英的利益，然而……他也試圖在社會身份問題上利用一種完全二分的話語，使得兩個精英集團相互鬥爭”（198頁）。如果說乾隆可以援引人們對於商人“揮霍者”的成見，而為南巡路上的利益輸出加以解釋的話，那麼，更令他難以處理的，是江南地區所固有的文化成見。
正如滿洲精英要營造出一種軍事壁壘一樣，漢族精英同樣營造出了一種文化壁壘。乾隆皇帝出於其自身的教育傳統，可能在某一時期想要打破這一壁壘，所以在南巡的過程中，他試圖以權力上的制高點去控制文人。因此，他舉辦召試，吸納人才，鼓勵漢學，似乎贏得了了江南文人的和解與“模稜兩可的迎合”（227頁）。但是非常遺憾，江南文人對於皇帝的迎合，是在君臣關係上的妥協，是對其民族-王朝統治模式的妥協，而並非是在文化壁壘上的破除。相反，這種壁壘在君臣關係的妥協中顯得更加刺眼，乾隆皇帝也成了一個試圖以權力收買文化精英的帝王。
這種形象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而乾隆皇帝自認為要比他們高明許多，於是，當他發現了這種迎合的虛假性之後，就不由得惱羞成怒。他無法融入文化精英的思想世界，而且似乎處在了一個天然的低位，這就不得不讓人懊惱了。所以在南巡的過程中，乾隆本人不斷反思其作為文人領袖的獨到之處，並以此抨擊江南文化所代表的漢人傳統。所以，在南巡的舞臺上，乾隆皇帝既不是在傾慕漢人文化，也不是在打壓漢人文化，他對漢人的文化充滿了界限感，這種界限感與其說是滿漢民族的矛盾，毋寧說是其滿人身份與漢化教育的一種矛盾，這種自我限定使乾隆的抒情剋制與糾結。
作為文本解讀的“乾隆南巡”
很多國外研究者對中文文本的解讀，要比國內研究者更為細緻。其中的原因，譯者董建中曾經解釋過：“國外學者在翻譯中國詩文時，需要逐字對譯，所以往往對其中的理解更為細緻。”誠然如此，以乾隆皇帝詩文為例，我們在論文寫作中往往大量引用，但對其中一些歷史典故並不詳加分析。但是，對一種文本史料來說，我們很難說分析的精度到哪裡才算作“恰當”。囫圇吞棗確實存在問題，但精細化解讀確實有其必要性麼？
以本書的第七章為例（233-279頁），本章中大量引用了乾隆皇帝在南巡過程中創作的詩文，並對詩文文本進行了非常精細的分析。之後，作者分析出了乾隆皇帝的一種寫作模式，即“程式化地駁斥閒暇遊覽，並致力於勤勉和寬仁”（269頁）。不過這種模式並不僅僅存在於乾隆皇帝南巡的詩歌當中，作為一個皇帝，這幾乎是他所有詩歌的特點。而這僅僅出於他“勤政愛民”的初衷嗎？
本文在分析乾隆皇帝詩作之前，細緻地介紹了十八世紀之初文壇詩歌風尚的變化，並稱之為“十八世紀對抒情論的貶斥”。但如果反思一下，我們會發現，文壇詩風復古化與皇帝的詩歌體系有多大的聯繫呢？詩歌對文人來說，雖然不能說是完全“私人化”的，但是還是有一部分私人化的成分，也就是說，並不是每首詩歌的創作都是為了“展示”。雖然文人非常喜歡刊刻出版自己的詩文，但是在之前會有一定的選擇性。但乾隆皇帝並非如此，他從小受的教育會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他的所有言論，特別是書寫成文的文字，幾乎都會被歷史記錄下來。換言之，他在創作這些詩歌的時候，就是寫給“歷史”看的。
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乾隆皇帝的詩歌中的所有信息，無一例外地可以和當時的政治現實重合，包括他對享樂的否定，對觀方保民的弘揚，對孝道的歌頌等。詩歌並不是一種“特別”的史料，也並不會因為他用了更多的典故而反映出與其他官方史料不同的信息。乾隆皇帝在刊刻，甚至在創作這些詩的時候，他的心境，與下達上諭並不會有什麼大的不同。
本書文本解讀的另一個特點，也是“新清史”研究中的一個普遍特點，就是民族的符號化現象。首先，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滿洲是不是一個可以被完全抽象出來的“個性”，而“漢人”則是與它對立的一面。
柯嬌燕認為“清政治文化包括但不限於漢人或‘儒家’的王權觀念”，那麼，我們又如何定義“漢人或儒家”呢？這是一個既定的但是虛無的觀念。如果我們將儒家經典中的統治概念，抽象稱為“儒家”王權觀念，以之對照歷史上的王朝，可以說，沒有一個符合真正的“儒家觀念”。那麼，是不是有哪個過往的統治者，是標準的“漢人或儒家”的呢？顯然答案還是否定的。在歷史推進的過程中，政治統治是基於現實而不斷演進的，其中所謂“滿洲”亦或是“漢人”的成分，是被研究者以什麼標準單獨抽離出來的？我們不得而知，卻一直將其認為是“既定的”常識。
比如用以象徵軍事征服的“馬”，經常被賦予滿洲特性而被我們從歷史事件中圈定出來。連清代當朝人也是這樣做的，乾隆皇帝在《訓守冠服國語騎射碑》中，就太宗聖訓解釋說：“我朝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校獵，時時以學。”皇帝將“騎射”作為一種民族屬性，不知是否是主觀上將軍事行動能力與漢人割裂，而加強其統治集團的自身優越感。但是從中國歷史上看，軍事力量保障是任何一個統一王朝都不可或缺的，歷史研究者如果也不加分辨地將“馬”作為滿洲的民族特徵，而將其與中原王朝完全對立起來，則顯得過於武斷了。
當然，我們並不能說這種滿漢分歧是虛無的，因為它確實給清代皇帝，特別是乾隆皇帝帶來極大的焦慮。在這個國家中，百姓和大臣都可以有自己的民族立場，但是皇帝卻不可以。皇帝強迫著自己做著南北方向上的不斷轉換，因為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需要為整個帝國負責，而皇帝對整個國家統治的構想，才是我們解讀乾隆南巡的基本出發點。
《馬背上的王朝》一書，同很多美國清史研究作品一樣，其重點並不是揭示某些未被發現的史料或是歷史事件，而是以一種新的視角去解構已有的歷史。正如譯者董建中所說：“清史材料太多，人們寫一篇文章可以自詡填補空白……張勉治的中文水平肯定不如國內的研究者，但是他為什麼能讀出一些東西？”
國內的清代政治史水平怎麼樣呢？縱向去比較其他時期的政治史研究，讀者們大體上，心裡都能排個位置。讀了美國學者的研究作品，有什麼收穫呢？借用一句胡適之先生的話：“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