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於溫塘。前蹲左一劉燕瑾，後排右四崔嵬
王林、劉燕瑾結婚照
冀中抗戰期間。左起：劉燕瑾、孫民、胡汐、崔嵬
崔嵬
王林
王林日記1959年10月18日
◎王端陽
文史學者王端陽近年來致力於整理其父、作家王林的歷年日記。
王林早年積極要求抗日，是海鷗劇社的領導和組織者，與同為社員的崔嵬相交相知。後參加“一二九”運動，親身經歷西安事變，1937年任冀中文協主任、火線劇社社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作協天津分會副主席、河北省文聯副主席等職，著有長篇小說《腹地》《幽僻的陳莊》等。
今天本版刊發王端陽先生據其父日記所撰寫的回憶文章，緬懷兩位傑出的文藝界前輩。
父親王林和崔嵬相知相交的半個世紀中，有三個歷史節點：一是上世紀30年代初在青島，一是40年代在冀中，再一個是50年代以後在京津兩地。
崔嵬的《游擊隊》雖是“碎湊”卻有能吸引群眾的優點
1930年8月我父親王林考入新成立的國立青島大學外文系，時21歲。次年4月，中共青島大學黨支部成立，父親任支部書記。1932年春，黨支部發動進步同學成立了海鷗劇社，演出了《工廠夜景》《月亮上升》等話劇。當時崔嵬因山東實驗劇院停辦而失學，住在青島姑母家，常到青大打籃球，有時也旁聽中文課。因聽說他是實驗劇院的學生，父親就拉他參加了海鷗劇社。
1937年我父親來到冀中，組建了火線劇社，並任社長，後離開劇社，到冀中文化界抗戰建國聯合會任副主任。而崔嵬於1938年到延安，後來到晉察冀邊區。雖然分隔兩地，但我父親仍關注著崔嵬的動態。他在1939年9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
晚間演戲，我仔細想來，崔嵬的《游擊隊》雖然是“碎湊”，有思想的人看來不值一笑，然而卻有其能吸引群眾的優點。白鬍子老頭和瘋子叫人看來好似臨時湊的，然而卻能活躍舞臺空氣，這是崔嵬的舞臺技術和聰明。
1942年11月，崔嵬任整編後的火線劇社社長，並於1944年7月帶著劇社回到冀中，這樣他們又重逢了。有意思的是，我未來的母親劉燕瑾正在火線劇社，我父親為了追求我母親，經常來往於劇社，崔嵬也起了促成的作用。當然，除了“找對象”，他們也進行藝術交流，比如在我父親1946年8月8日的日記中就有這麼一段記載：
對我的感情大概穩定些了。她上次來同意照個合像給家裡捎去，昨夜又談她如何能對付公公婆婆，意思願意回趟家。只是怕生小孩。
舊曆十一的月亮，晴亮的星空，我倆走在公路上，莊稼道上，高粱地、穀子旁邊。月亮，美人，田野，清風，說不完的情語，做夢似的對於婚後生活的憧憬！
老崔……昨下午找他，他談對《白毛女》的排演改寫計劃，又打算改成梆子。對河間大戲營業與劇務分開做也贊成，提出《歌與劇》也願早日出版。很有向上的決心。
8月24日，我父親和母親舉行了婚禮。參加婚禮的除了金城、郭維、梁斌等人，自然少不了崔嵬。大概都是文人吧，“結婚鬧房鬧得不算太兇”，而且“五里鋪有槍聲”。
接著於9月18日，為紀念“九一八”火線劇社演出了我父親寫的話劇《死蠍子活毒》。
10月15日在火線劇社舉行的冀中文協成立大會上，父親當選為主任，崔嵬當選為副主任，又走到了一起。
他們之間也有一些笑話，我母親在12月10日的日記中記下這麼一段：
回想起昨天人們的一段談笑，直到今天還非常讓我暗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都願意瞞歲數。”不知是誰這樣說了，就引起了一個題材。
“嗯，真笑話，王林早先比我大兩歲，可是這會兒又比我小了，哈……”老崔（嵬）一隻手拿著帽子，一隻手在搔著那已經快禿到腦頂的光亮亮的腦袋。
“你看啊，當著人家大劉（燕瑾）的面，你就這樣說，多捅人虛榮心啊！”小胡善意的這樣說。
“哎，那有什麼呢，就是大，我現在也沒意見，現在我們的關係已經肯定了，這種虛榮心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我趁勢這樣說，好像也是個反攻。
“哼，你別看人家王林比你大，可看起來比你年青呢！”老李也這樣打岔說。
“嗯，比我年青，我才不信呢。你看他那脖子全向前探了。王林我看快嗆不了啦！哈哈……”老崔又這樣打趣。
“哎！王林就是個受苦人啊，一下子就讓你給拿著了！”老李在做著鬼臉。
“那哈個，情人眼裡出西施啊！”我又笑著說，別人也全笑了。
“哼，你別看我外形老，我心裡可年輕呢！我精神還滿負有青春的朝氣！”老崔得意的挺直了胸。
“崔社長是不老，人老心不老啊！”不知是誰說了這麼一句，全屋都笑了。
“嗯，以後到外邊去拍電影，我還準備演銀幕的小生呢！哈……”一邊大笑著，一邊順手向上一抱肚子，就向門口走了。
“崔社長演小生，我看你演小生他爹吧！”於是屋裡就又是一片譁笑。
談笑算結束了，這是多麼有趣呢！（選自《火線劇社女兵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從這段對話，就可以看出劇社內的氣氛。可惜的是，這種和諧的關係被一件事打破了，這就是“崔嵬被打”事件。話還得從頭說起。
劇社和諧的關係被一件事打破，那就是“崔嵬被打”事件
1946年8月，火線劇社在一次演出前，冀中區黨委書記林鐵的警衛員在舞臺上來回走動，非但不聽劇社工作人員勸阻，還態度蠻橫，引發雙方衝突。演員趙森林一時衝動罵道：“打他個狗腿子！”導致雙方動手。當時崔嵬在場，覺得他們太不像話，沒有及時制止，反而說道：“有什麼了不起，狗仗人勢！”林鐵那天沒來，而他的夫人弓桐軒就坐在臺下，覺得掃了面子，要求處理。數天後，崔嵬到村邊地裡拉“野屎”，被林鐵的警衛員發現打了一頓。
我父親8月8日的日記中，還有這麼一段：
老崔在三天給他提意見後，確有轉機，確有向上的決心。昨下午找他……很有向上的決心。但是夜間到城裡幫助化妝，到廁所中去被首長警衛員們用皮帶報復了十幾下。上次起衝突，不論態度如何不好，基本上是為工作，是一時衝動。這事，是在十幾天之前就有醞釀，是有計劃的，是完全為報私忿的！上一次老亢還說打了也沒有法，這次也著了急，要派李湘洲去慰勞。《前線報》曹也慨憤說我若是崔嵬我就不幹了，回張家口。
這裡提的首長指的是林鐵，老亢既王亢之，冀中區黨委副書記。
這件事引起劇社廣大演員的不滿，甚至想要罷演，再一次和林鐵的警衛人員發生衝突，從此結下“樑子”。區黨委要處分崔嵬，還要開除黨籍，甚至還關過一段時間。副社長傅鐸偷偷去看過他，還帶著人去請願。戲劇隊長郭維正準備奉調到群眾劇社當社長，還沒走，他向區黨委反映，崔嵬可是個“名人”，在社會上影響很大，處理他要慎重。但最後還是給了崔嵬一個警告處分。
以上的述說，是數十年後火線劇社的老人陸續跟我講的，他們包括郭維、王德厚、傅鐸、宋珍以及我的父母。
當然，區黨委處分崔嵬有其表面的原因，據說是生活特殊化，比如養了一隻大狼狗，還有一匹馬，像他這個級別是不應該配備馬匹的。這也是在那些“老火線”中傳說的。我想，既然是冀中區黨委的正式決議，一定會有檔案，但我們無法看到，我只能從我父母的日記中找到一些實錄。
之後的結果是可以想到的，崔嵬離開了火線劇社，離開了冀中，又回到華北大學文藝學院任創作研究室主任。火線的人都說，崔嵬是被排擠走的，這對冀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以後崔嵬的經歷也證明了這點。
再來看看我父親的反應，他在1947年2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
舊曆的一月十六，我們又起了一個五更，吃完了餃子即套車起程了，當天趕到秀珍家。因為要看聯大文工團演出，所以又住了三天，到二十日才到達火線劇社。人們一見即亂寒暄，說什麼的全有，真是革命隊伍的家呀，它向我傾吐著非常真摯的熱情，使我感動。
到家聽說崔社長調工作，當時使我非常驚奇，因為在藝術領導上的確是我們後一輩的損失，可是提起他的人事關係與經濟享受，則又使我對他毫無留戀。我相信他走了以後，下級幹部會發揮更大力量，工作不見得搞不好，所以也就沒什麼。
他先是非常驚奇，看來事先完全沒有料到，同時也預感到了這種損失，作為一個黨員，又不能不相信區黨委的決議。但作為一個老朋友，他還是忍著病痛，走了很多路，只為請老崔吃一頓飯。他在2月18日的日記中是這樣描述的：
昨天看電影《楚霸王》，這是九年來第一次看到的影片。當然哪一方面也不如過去。今天請崔社長吃飯，所以兩天來倒走了不少的路，現在的確感到走路困難了，並有時肚內還痛，誰知道有毛病沒有呢？
這件事到此似乎結束了，以後也很少有人再提。其實在人們的心裡，對這件事還是耿耿於懷。1953年1月2日我父親“夜訪孫犁同志。他說來時地委正開緊急會議：擴兵。梁雙璧同志傳達工作在定縣遇見孫犁說：過去冀中對文藝工作照顧不夠，比如對崔嵬。孫說：崔既然不對，但對付他的辦法也不見得對！很中肯。”梁雙璧當時也是冀中區的領導，此時任地委書記。
兩人處境的變化 讓父親對崔嵬避之唯恐不及
後來崔嵬隨解放大軍南下，進了武漢。再後來他拍了電影《宋景詩》《老兵新傳》《紅旗譜》，還導演了《青春之歌》，一下子成了“著名”人士。而我父親的《腹地》成了新中國成立後被批判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59年還戴上了“右傾”的帽子，兩人的處境可想而知。1959年10月18日崔嵬到天津，到處打聽王林。我父親聽說後唯恐避之不及，他的日記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窘態：
……下午帶孩子到俱樂部玩，遇梁斌同志，他說崔嵬和凌子風同志在舞廳，並說崔嵬還打聽過我，讓我去舞廳去找他們。初聞之下，甚喜。但在途中又感到自己目下“家敗人亡”，哪有面目再見老友，尤其是正在走紅字的老友呢！甚躊躇，不願去找。在舊樓門口又遇見魯荻同志。他一見我甚吃驚地說崔嵬打聽你，還以為你尚沒有回津，就沒有叫你。他滿嘴酒氣，想是在席間提起了我。我說我去見他們，去了幾步又退出，眼中不覺淚已汪汪。往南走，又遇魯荻同志，說是舞廳不許孩子進，所以沒有進去找。划船到西河溝時，克平划著船說：“那不是那個叔叔！”我回頭一看，正是魯荻與崔嵬帶一小女孩往南走，似找尋我狀。我慚於見人，亦未打招呼。……
但他沒能逃脫。10月20日我父親在日記中寫道：“午電影廠請崔嵬同志吃飯，約我陪客。晚上崔看曲藝，我也陪了。他在青年中可紅了，電影院的觀眾們一圍就圍住他，跟著他不散。”至於談了什麼，沒有留下文字記載，我估計不會有什麼深談，畢竟兩人的處境和心態各不相同，而且崔嵬始終被“粉絲”圍著不散，也沒給他們留下“私談”的空間。
“文革”開始後，他們受到各自單位的衝擊，批鬥、關押，已不可能再見，倒是有北影廠的人找我父親調查崔嵬的歷史情況，前後有十幾次之多，當時的詞叫“外調”。我父親是受管制的“反動學術權威”，一切行動都要經過文聯一個叫“紅旗”的造反派組織同意，包括外調。外調之後還要向“紅旗”報告。目前保存著4份這樣的材料，現摘錄幾段：
去年三月間，有個中年人來調查崔嵬的材料。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個來調查崔嵬者，我估計他是北影的，他本人沒有說，文聯革命組織介紹接談時也沒有交代。此人約有五十歲上下，口音南腔北調，瘦型，但不是消瘦。表情沉著、老練、世故，對文藝界的歷史情況很熟悉，提問題提的也很具體細微。第一次來他主要調查崔嵬的歷史情況，也曾問過崔嵬是否跟××同志同學。我如實回答了。第一次他的態度還是調查材料者應有的態度。第二次來，在第一次來的一個多月以後，另外帶著兩個青年。
第一次來時我向他詳細說和寫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青島大學（一九三二年秋改名為山東大學）海鷗劇社的情況，並且著重說明了這個海鷗劇社是中共青大黨支部直接領導的，在歷史上起過革命作用。還曾介紹了過去的文字資料做參考。但是第二次他來時，第一句話就說：“海鷗劇社是國民黨搞的，你為什麼不說？”斥責我“欺騙”了他。我乍聽之下大吃一驚，列舉了很多事實和證明，說明海鷗劇社是中共青大支部的赤色群眾組織。但是他又不知從何處蒐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材料，要證明海鷗劇社是國民黨搞的。其中最令人莫名其妙的證明是：“你們海鷗劇社的演員有跟國民黨有關係的！”我說當時是國民黨在全國專政的時代，是國民黨開辦的大學，校長、教授、職員、學生，甚至工務人員，上上下下都有國民黨的黨員。是否我們海鷗劇社中的演員有跟某一國民黨教職員是師生關係（他心中是有所指的），就可以斷定這個一貫起革命作用的海鷗劇社就是國民黨搞的呢？
他見我列舉的證據有說服力，態度也極嚴肅，也就向那兩個青年遞眼色。兩個青年裝沒有看見，不言語（這兩個青年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中年人用詐唬材料不得逞之後，就轉移了目標，詢問其它問題，最後也沒有叫我寫材料就走了。這個中年人的第二次來調查材料，我認為不太好，因此給我印象最深。（1968年3月28日）
其實這些人調查崔嵬的真實目的是調查江青的歷史情況。我父親察覺到這一點，沒有提供任何有關江青的材料。事後證明這不僅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崔嵬。
崔嵬去世，父親熱淚奔湧
到了“文革”中期，他們先後從幹校出來，雖還沒有“解放”，但行動自由多了，這時他們互相看望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
1970年5月，我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回來，準備參軍去昆明。臨行前父親說，崔嵬叔叔從幹校回來了，你應該去看看。這樣，父親帶我去了崔嵬家。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崔嵬叔叔。我父親的日記是這樣記述的：
到崔嵬同志處，他們過大星期，公休兩日。他還是那股子勁頭，老火線的石茵、吳麗兩同志也來看他。
臨別前我建議他要好好考慮怎樣在電影上搞出新的水平來，搞出個能代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完全創新（創社會主義之新）能夠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電影來。黨的五十週年還有十三個月，我們對黨要有一定的表示。這樣也對得起首長對我們的關懷和期望。（1970年5月17日）
我在日記中則寫道：
上午九時全家都到崔嵬家。老崔看上去很壯，頭髮脫了很多，他乾脆理了個光頭，幾個月的勞動，頭、臉曬得發紅，個子又很高，身體很壯，看上去就同“朱老忠”一樣，只是戴了個眼鏡。他現尚未解放，他談了運動中的一些事，他說那時對運動是不大理解，和群眾頂撞得厲害，他們有些真是無理取鬧。之後，又一起回憶起冀中時的情況。這是老戰友多年未見、現見面最喜歡談的話題，一談起來，真是得意忘形，談笑風生。我也特別愛聽。（1970年5月17日）
我父親還把新寫的劇本《草原風暴》拿給他看，徵求意見：聽了崔嵬、胡蘇兩老同志對《草原風暴》初稿的意見，最大問題是明顯了。改，既沒有生活基礎可供改，又在思想上還沒有完全通。……理由無非是生活是這樣，藝術不能這樣。這就使我無法理解無產階級的生活歷史與藝術的典型的關係了！
我在思想上雖然還不能立刻通，但也沒有勇氣堅持己見。只好把它塞進抽屜裡，沉澱多年，等我的思想有了新的開竅再說了。（1972年10月31日）
下面幾篇日記，記述了我父親在崔嵬去世前後幾天的經歷和心情。
下午到北京醫院看崔嵬同志，內科主任張說是肝癌，而且是急性的。
聽到這消息，心裡像掉一塊肉似的難過！
汪洋等同志也去看老崔，他上午剛參加了宣傳口歡迎胡耀邦同志上任的會，胡在會上對今後宣傳工作做了概述，其中談到“雙百”方針，他說要貫徹。（1978年12月31日）
大劉方才給何延同志通話，才知道崔嵬同志昨日上午十一時與世長辭！
我和大劉在上月三十一日下午看他時，他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那時他瞪著兩大眼睛還能認出我們。
哎，永別了！永別了！（1979年2月8日）
《憶崔嵬同志二三事》謄清寄給《光明日報》文藝組。重讀發稿時，不覺熱淚湧下。
在《憶崔嵬同志二三事》中是這樣記述的：“在他與世長辭的前七天，我到醫院裡看他，他已經在半昏迷狀態中，仍然約我合作反映冀中軍民粉碎日寇五一大掃蕩的電影。我回到住處，流著眼淚在日記裡寫下這一行字：老崔真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呀！”（1979年2月16日）
1979年2月20日下午，崔嵬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很多火線劇社的老戰友來參加，我父親代表原火線劇社社員敬獻輓聯：深深悼念無產階級藝術家、原冀中軍區政治部火線劇社社長崔嵬同志：
敵後繼現延河志，北嶽馳騁躍平原。
嘔心瀝血創新藝，立馬火線白洋淀。
戰歌響徹青紗帳，率隊飛旋燕趙間。
揮淚痛悼老社長，映紅崔嵬太行山。
供圖/王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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