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麥克爾尼在其《瘟疫與人》中談到：

“把人類在與其他生命關係中的生態角色視為某種疾病，這並不荒謬。自從語言的發展使人類的文化進化衝擊由來已久的生物進化以來，人類已經能夠顛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顛覆宿主體內的自然平衡。當人類一次又一次蹂躪別的生命形態到達自然極限時，往往就會出現一種暫時穩定的新關係。然而，或早或晚一而且以生物進化的尺度衡量還總是在極短的時間以後——人類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無法利用的資源納入可利用的範疇，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對其他生命形態的摧殘。所以從別的生物體的角度看來，人類頗像一種急性傳染病，即使偶爾表現出較少具有“毒性”的行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穩定的慢性病關係。”

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征服比作某種疾病在生態領域的擴張，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人類總是站在較高的視野從事著自己的征服事業，而對於其他生命體來說，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傳染的擴散的，甚至是一種毀滅性的的打擊!

一、書籍內容梗概

梁其姿的《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分成三個編目，第一編“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分為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自宋代形成的學術醫統和非學術醫統，在傳播醫學知識時各自的傳承體系和傳播醫學知識途徑方式以及明清時期為了預防天花，政府和地方採取措施的演變，中國本土的人痘接種發展歷程及外來的牛痘接種在廣州地區的應用情況；二是就中國醫療史反映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的一些反思。第二編“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主要內容為宋元明清時的地方醫療政策的發展，作為核心的惠民藥局和醫學在16世紀中葉後已不被政府重視，代之而起的是民間機構的興起。此外還探討了醫療群體中的女性醫者從漢至明清角色的轉變和公眾對其認識。

麥克爾尼《瘟疫與人》：以往史學家研究人類文明史，總是將人置於歷史中心，而該書則將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對歷史現象做出不同於政治史、經濟史等的解釋。傳染病在人類祖先進化和拓展生存空間、國家的建立、戰爭的成敗、人口的增長等中如何發揮看不見的作用。雖然在1700年後，隨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醫學知識的進步對某些傳染病造成了致命性的打擊，但作者認為疾病與人類競爭的狀態將長期存在，人類在文明進程中應與傳染病保持平衡。這本書在論述時雖有很多假設，但獨具匠心的認識確實有重新探討的必要。餘新忠教授在譯者序中寫到《瘟疫與人》在一些具體論述中表明一些基本原理，包括：1.人類大部分的生命處在一種介於“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中。換句話說，即人類處於各種疾病和大型動物以及同類的威脅之間的危險平衡中。2.人類宿主與微寄生間不斷變化卻不失衡靠的是生物的自然調適能力。3.人類與微寄生間雖然保持著動態的平衡，但在某個具體的時段或地點，人類任何的改變都有可能打破這種平衡，比如交通的發展、生活習俗的變化、生產能力的提升等。4.儘管所有傳染病模式的改變都是由人類自身行為引起的，但在近代醫學出現和確立前，二者之間的平衡還是由生物的自然調節機制完成的。

二、健康成為一種話語權

當一種疾病的病因未查清前，這種疾病就帶有了某種神秘性，人們就會生出種種可致使這種疾病的觀念。在人們眼中，只有健康才表明自己是處於一種正常狀態，而一旦和疾病沾染上，便成為眾矢之的。健康何以成為一種話語權，這在中國麻風病史的發展中可以加以觀察。

人們對疾病產生恐懼，首先是宗教教義對疾病的解釋，在大約3世紀開始，佛教和道教的教義認為惡疾，尤其是在皮膚上有顯眼的醜陋症狀的疾病是對患者或其先人未經悔改的過往罪行的懲罰。[3]由於認識的侷限，人們對此深信不疑，認為癘/癩病是人的報應。同時古代習俗甚至法律也加劇了人們對癘/癩病的恐懼，唐、宋、明時期的律法規定有惡疾的人不宜嫁娶，民間甚至出現了驅逐患者的情況。一旦患有惡疾便成為了社會的邊緣人，任何一個健康的人都能有權加以處置以保護自己。

但宗教又認為癘/癩病是可以拯救的，可以通過神奇的治療和苦行以使患者脫離痛苦，值得一提的是在拯救中，患者和治療者都是男性，而女性通常是自我犧牲的人物。明清時期，醫家對癘/癩病病因的解釋為“蟲”、“毒”與“傳染”，探討傳染方式，有的醫者認為蟲是傳染媒介，還有以“精血交媾”概念來解釋透過性與生育的傳染。[4]此時的普遍認識是：癘/癩病是南方煙瘴之地的地方病；通過性傳播，尤其是通過女性患者傳播；它基本無藥可救。同時人們認為女性可以通過“過癩”，即自己患上麻風且在潛伏期內與男性發生關係即可將疾病傳染給男性，而自己可以康復。由此，麻風病就被視為一種淫蕩女性的疾病，麻風病本身的汙名化也使得女性被汙名化。在男尊女卑的社會里，麻風病不僅是一種皮膚表面有顯著醜陋症狀的疾病，還隱喻著女性的不道德，健康或不健康的人都可以將自身的不幸歸咎於女性，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只能忍受不實的責罵。

健康成為一種話語權不僅表現在性別之間，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更表現在東西方中。在19世紀殖民主義進入中國之前，歐洲人認為他們已通過隔離措施徹底消滅了麻風病。當他們來到廣州後，發現嶺南還被麻風病所困擾，他們認為出現大規模的麻風病患是因為政府未採取有效的措施、地域環境的惡劣和水土有關，也與土人的獨特體質與未經教化的習俗有關。[5]西方人認為這是落後的表現，中國作為西方文明的“他者”，有責任用象徵著文明的隔離措施來使中國人民脫離麻風病所造成的痛苦中。在中西方現實情況的比較下，西方顯然佔據了話語權的優勢。對於中國精英而言，麻風病象徵著民族的羞恥，因此他們極力支持採取西方的隔離措施以剷除麻風的“國恥”。但是他們似乎忘了自明中期開始，閩粵地區就有類似麻風院的建設，清代以後，麻風院更受到政府的重視。而且各地的麻風院就是為了消除麻風病，而不是傳教士開辦的宗教意味更為濃重的麻風院。正如作者所說的，20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者的選擇，在西化與傳統之間，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否定後者。[6]

三、科學與迷信的共存

現代醫學認為傳染病的病原是各種致病生物體，有微生物和寄生蟲。但在現代醫學未普及這些知識前，人們對瘟疫會產生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以鬼神司疫為主。瘟疫常常突然到來，又具有較大的傳染性，這對於古人而言既神秘又可怕，以及加上瘟疫所表現出的種種症狀，使人不寒而慄。人們對於神秘的事物常與鬼神相聯繫，在漢代，我國就有疫鬼的說法，到了明代，許多瘟鬼轉化為瘟神，似乎隱含著人們對瘟疫的一種敬畏。到了清代，醫者在疫氣致使瘟疫基礎上形成的對瘟疫流行因素、傳染方式等的認識已比較系統全面，清末西方病菌學說的傳入也逐漸被人接受，但鬼神一類的信念仍在人們心中存留。科學與迷信的思想能夠同時存在於人們的認識中。

如在1894年鼠疫剛傳到粵東後，人們就已經知道鼠疫的發生與老鼠有關，並採取一些躲避老鼠的科學措施。但民眾又認為鼠疫是由瘟神引起的，人們為了遏制，設立廟宇、舉行迎神賽會。與此同時，當時的雲南民眾又相信鼠疫是“癢大老爹”引起的，人們通過讓赤裸婦女抬因鼠疫而死的死者棺材，認為這樣癢大老爹就會因不好意思而少害些人。還有人們也相信，鼠疫是由各種類似“癢”、“疙瘩”的物品傳播的，因此家中有這些物品都要扔出去。

餘新忠在其《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還指出，這種疫鬼致疫的觀念不僅在普通民眾中流行，甚至許多文人和醫家也同樣信仰。清代名醫徐大椿和張景濤都有鬼神論之說，不過他們在具體治療中仍主張以醫療驅除病邪。[8]古代在民眾間鬼神司疫的觀念的出現和流傳，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類認識的侷限，人們用理性還不足以解釋瘟疫的原由，在人們的思維裡，

依稀記得，2003年的非典，在我所生活的環境中，民眾並未以消毒的方式來預防，而是在牆的外圍刷白灰、熬綠豆湯，甚至小朋友要穿黃顏色的背心，據說可以有效遏制疾病。以及在我小時得過腮腺炎，當時一位老者說他可以治癒，其治癒方式為在腫大部位擦口水、用黑顏色的筆畫一些符號，但效果實在不敢恭維，最後以輸液的方式治癒。因此，科學的進步並不能消除人們的迷信觀念，人們在相信科學的同時，還對某些看法保持著自己的信仰，但這些信仰有時又制約著人們，畢竟科學不是萬能的。

四、結語：思考文明與疾病的關係

蘇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隱喻》中說：“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9]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各種各樣獲大或小的疾病，當疾病來臨，人們總會採取各種措施以戰勝疾病，脫離痛苦，然而人們未曾想過的是，這些疾病大多數都是由人類為之。當人類祖先離開森林走向草原拓展領地時，疾病也在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 人類與動物親密度的不斷提高，二者重疊的疾病也會越來越多，人類患病的概率也會提高。當人類不斷開墾土地，土地營養的流失也會使生態環境不斷惡化，人類促進了農業發展，農業發展又促進了疾病的發展，人類長期在稻田中涉足，也增加了感染寄生蟲的風險。

科學的進步拓展了人類的生存空間，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但科學不是萬能的，正如流感疫苗的研製大多是滯後的，當新的傳染病出現，人類在短時間內是無法規避風險的。又如2003年非典通過使用激素藥物可以治癒病患，但治癒後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像股骨頭壞死和抑鬱症又使得重生的人們進入另一潭泥沼中。正如麥克爾尼所說：“文化的進化開始對古老的生物進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壓力，新近獲得的技能使人類逐漸能夠以無法預見的、意義深遠的方式改變自然平衡。於是，新興的人類的患病方式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0]

參考文獻：

[1]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23頁。

[2] 麥克爾尼《瘟疫與人》，餘新忠、畢會成譯，上海：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7~9頁。

[3]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07頁。

[4]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37頁。

[5]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2頁。

[6] 梁其姿：《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朱慧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73頁。

[7] 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修訂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38頁。

[8] 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第315、316頁。

[9]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5頁。

[10] 麥克爾尼：《瘟疫與人》，餘新忠、畢會成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7~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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