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麦克尔尼在其《瘟疫与人》中谈到：
“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疾病，这并不荒谬。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由来已久的生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到达自然极限时，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然而，或早或晚一而且以生物进化的尺度衡量还总是在极短的时间以后——人类又掌握了新的手段，把此前无法利用的资源纳入可利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命形态的摧残。所以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稳定的慢性病关系。”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征服比作某种疾病在生态领域的扩张，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人类总是站在较高的视野从事着自己的征服事业，而对于其他生命体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传染的扩散的，甚至是一种毁灭性的的打击!
一、书籍内容梗概
梁其姿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分成三个编目，第一编“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宋代形成的学术医统和非学术医统，在传播医学知识时各自的传承体系和传播医学知识途径方式以及明清时期为了预防天花，政府和地方采取措施的演变，中国本土的人痘接种发展历程及外来的牛痘接种在广州地区的应用情况；二是就中国医疗史反映的“现代性”问题提出的一些反思。第二编“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主要内容为宋元明清时的地方医疗政策的发展，作为核心的惠民药局和医学在16世纪中叶后已不被政府重视，代之而起的是民间机构的兴起。此外还探讨了医疗群体中的女性医者从汉至明清角色的转变和公众对其认识。
第三编“疾病的观念”在论述元至明清时期疾病与方土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麻风病概念在中国的演化及隔离政策，并对麻风病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麦克尔尼《瘟疫与人》：以往史学家研究人类文明史，总是将人置于历史中心，而该书则将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对历史现象做出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等的解释。传染病在人类祖先进化和拓展生存空间、国家的建立、战争的成败、人口的增长等中如何发挥看不见的作用。虽然在1700年后，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知识的进步对某些传染病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但作者认为疾病与人类竞争的状态将长期存在，人类在文明进程中应与传染病保持平衡。这本书在论述时虽有很多假设，但独具匠心的认识确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余新忠教授在译者序中写到《瘟疫与人》在一些具体论述中表明一些基本原理，包括：1.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中。换句话说，即人类处于各种疾病和大型动物以及同类的威胁之间的危险平衡中。2.人类宿主与微寄生间不断变化却不失衡靠的是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3.人类与微寄生间虽然保持着动态的平衡，但在某个具体的时段或地点，人类任何的改变都有可能打破这种平衡，比如交通的发展、生活习俗的变化、生产能力的提升等。4.尽管所有传染病模式的改变都是由人类自身行为引起的，但在近代医学出现和确立前，二者之间的平衡还是由生物的自然调节机制完成的。 [2]麦克尔尼提出的这些新解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比如金朝的灭亡是否与鼠疫有关等，清代人口增长是否与医疗资源的增加和医疗措施的改进有关。
二、健康成为一种话语权
当一种疾病的病因未查清前，这种疾病就带有了某种神秘性，人们就会生出种种可致使这种疾病的观念。在人们眼中，只有健康才表明自己是处于一种正常状态，而一旦和疾病沾染上，便成为众矢之的。健康何以成为一种话语权，这在中国麻风病史的发展中可以加以观察。
人们对疾病产生恐惧，首先是宗教教义对疾病的解释，在大约3世纪开始，佛教和道教的教义认为恶疾，尤其是在皮肤上有显眼的丑陋症状的疾病是对患者或其先人未经悔改的过往罪行的惩罚。[3]由于认识的局限，人们对此深信不疑，认为疠/癞病是人的报应。同时古代习俗甚至法律也加剧了人们对疠/癞病的恐惧，唐、宋、明时期的律法规定有恶疾的人不宜嫁娶，民间甚至出现了驱逐患者的情况。一旦患有恶疾便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能有权加以处置以保护自己。
但宗教又认为疠/癞病是可以拯救的，可以通过神奇的治疗和苦行以使患者脱离痛苦，值得一提的是在拯救中，患者和治疗者都是男性，而女性通常是自我牺牲的人物。明清时期，医家对疠/癞病病因的解释为“虫”、“毒”与“传染”，探讨传染方式，有的医者认为虫是传染媒介，还有以“精血交媾”概念来解释透过性与生育的传染。[4]此时的普遍认识是：疠/癞病是南方烟瘴之地的地方病；通过性传播，尤其是通过女性患者传播；它基本无药可救。同时人们认为女性可以通过“过癞”，即自己患上麻风且在潜伏期内与男性发生关系即可将疾病传染给男性，而自己可以康复。由此，麻风病就被视为一种淫荡女性的疾病，麻风病本身的污名化也使得女性被污名化。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麻风病不仅是一种皮肤表面有显著丑陋症状的疾病，还隐喻着女性的不道德，健康或不健康的人都可以将自身的不幸归咎于女性，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只能忍受不实的责骂。
健康成为一种话语权不仅表现在性别之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更表现在东西方中。在19世纪殖民主义进入中国之前，欧洲人认为他们已通过隔离措施彻底消灭了麻风病。当他们来到广州后，发现岭南还被麻风病所困扰，他们认为出现大规模的麻风病患是因为政府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地域环境的恶劣和水土有关，也与土人的独特体质与未经教化的习俗有关。[5]西方人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中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他者”，有责任用象征着文明的隔离措施来使中国人民脱离麻风病所造成的痛苦中。在中西方现实情况的比较下，西方显然占据了话语权的优势。对于中国精英而言，麻风病象征着民族的羞耻，因此他们极力支持采取西方的隔离措施以铲除麻风的“国耻”。但是他们似乎忘了自明中期开始，闽粤地区就有类似麻风院的建设，清代以后，麻风院更受到政府的重视。而且各地的麻风院就是为了消除麻风病，而不是传教士开办的宗教意味更为浓重的麻风院。正如作者所说的，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选择，在西化与传统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否定后者。[6]
三、科学与迷信的共存
现代医学认为传染病的病原是各种致病生物体，有微生物和寄生虫。但在现代医学未普及这些知识前，人们对瘟疫会产生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鬼神司疫为主。瘟疫常常突然到来，又具有较大的传染性，这对于古人而言既神秘又可怕，以及加上瘟疫所表现出的种种症状，使人不寒而栗。人们对于神秘的事物常与鬼神相联系，在汉代，我国就有疫鬼的说法，到了明代，许多瘟鬼转化为瘟神，似乎隐含着人们对瘟疫的一种敬畏。到了清代，医者在疫气致使瘟疫基础上形成的对瘟疫流行因素、传染方式等的认识已比较系统全面，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也逐渐被人接受，但鬼神一类的信念仍在人们心中存留。科学与迷信的思想能够同时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中。
如在1894年鼠疫刚传到粤东后，人们就已经知道鼠疫的发生与老鼠有关，并采取一些躲避老鼠的科学措施。但民众又认为鼠疫是由瘟神引起的，人们为了遏制，设立庙宇、举行迎神赛会。与此同时，当时的云南民众又相信鼠疫是“痒大老爹”引起的，人们通过让赤裸妇女抬因鼠疫而死的死者棺材，认为这样痒大老爹就会因不好意思而少害些人。还有人们也相信，鼠疫是由各种类似“痒”、“疙瘩”的物品传播的，因此家中有这些物品都要扔出去。 [7]这些行为虽然与鼠疫是有“地气”或“鼠毒”引起相矛盾，但在民众意识里，矛盾的观念可以并存，往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余新忠在其《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还指出，这种疫鬼致疫的观念不仅在普通民众中流行，甚至许多文人和医家也同样信仰。清代名医徐大椿和张景涛都有鬼神论之说，不过他们在具体治疗中仍主张以医疗驱除病邪。[8]古代在民众间鬼神司疫的观念的出现和流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人们用理性还不足以解释瘟疫的原由，在人们的思维里，
“科学”与“迷信”并不截然对立，而是一种双重保障。但是在现代医学发展后，在民众的意识还似乎还留存着类似的影子。
依稀记得，2003年的非典，在我所生活的环境中，民众并未以消毒的方式来预防，而是在墙的外围刷白灰、熬绿豆汤，甚至小朋友要穿黄颜色的背心，据说可以有效遏制疾病。以及在我小时得过腮腺炎，当时一位老者说他可以治愈，其治愈方式为在肿大部位擦口水、用黑颜色的笔画一些符号，但效果实在不敢恭维，最后以输液的方式治愈。因此，科学的进步并不能消除人们的迷信观念，人们在相信科学的同时，还对某些看法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但这些信仰有时又制约着人们，毕竟科学不是万能的。
四、结语：思考文明与疾病的关系
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中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9]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各种各样获大或小的疾病，当疾病来临，人们总会采取各种措施以战胜疾病，脱离痛苦，然而人们未曾想过的是，这些疾病大多数都是由人类为之。当人类祖先离开森林走向草原拓展领地时，疾病也在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人类与动物亲密度的不断提高，二者重叠的疾病也会越来越多，人类患病的概率也会提高。当人类不断开垦土地，土地营养的流失也会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类促进了农业发展，农业发展又促进了疾病的发展，人类长期在稻田中涉足，也增加了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科学的进步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科学不是万能的，正如流感疫苗的研制大多是滞后的，当新的传染病出现，人类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规避风险的。又如2003年非典通过使用激素药物可以治愈病患，但治愈后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像股骨头坏死和抑郁症又使得重生的人们进入另一潭泥沼中。正如麦克尔尼所说：“文化的进化开始对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0]
参考文献：
[1]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2] 麦克尔尼《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上海：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7~9页。
[3]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4]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7页。
[5]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
[6] 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朱慧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3页。
[7]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8]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315、316页。
[9]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0] 麦克尔尼：《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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