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我記得，差不多是１９９５年夏天左右，我在南京第一次採訪蘇童。
當時採訪的地點，大約在鼓樓和新街口之間的一個茶館還是咖啡館，我記不清地點了。時間是下午兩三點的樣子，蘇童穿著Ｔ桖衫，短髮，濃眉大眼，身材魁梧。我採訪了一個半小時，把他的中短篇小說代表作，還有他當時的長篇小說，都問了個遍。
那時，我正在復旦大學讀書，一邊讀書寫作，也給《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和《作家》、《山花》雜誌撰稿，謀生養活自己。那一次的採訪，是應《作家》雜誌編輯李健君的約稿。那次的蘇童採訪，完全根據錄音整理出來，一字一字寫成稿件，寄給了《作家》。
李健君電話裡說，稿件收到，已經編的差不多了，準備在下兩期發表。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又說稿件找不到了。宗仁發老師也催他查找，但稿件最終沒找到。我當時也沒有留底稿，那個採訪的錄音帶，留在了武漢老家，就徹底沒了音訊。
後來，我到北京，在《音樂生活報》當記者，因為丁曉禾策劃了一套書，由作家王朔、餘華、蘇童、格非主編了《我最喜歡的作家短篇小說選》，蘇童那本選編的是《枕邊的輝煌》。當時做了一個電話採訪，算是彌補了第一次的遺憾，發表在《音樂生活報》文化週刊上。
蘇童
再後來，圖書策劃人石濤出版了《重述神話》中國項目，在引入版權翻譯出版了幾本外國小說後，他請請蘇童、葉兆言、阿來、李銳等作家，分別創作了幾部長篇小說，加入這個國際寫作項目。蘇童選擇的是《碧奴》，寫了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
那一次，我已經到《南方週末》工作。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在上海的一家酒店裡，我先後採訪了蘇童和石濤，主要話題圍繞《碧奴》展開。此後，應美國《滾石》雜誌中文版創刊，應主編郝舫邀請，我電話採訪蘇童，文章《我是一塊不滾動的石頭》發在了創刊號上。可惜這本雜誌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此後是２００９年，蘇童的長篇小說《河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潘凱雄的陪伴下，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老公館裡，一邊看足球，一邊圍繞《河岸》和寫作轉型，做了一個採訪。
最後一次採訪，是２０１３年８月的上海書展，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黃雀記》。那天，本來主辦方安排在籤售前有個座談會，可惜排隊的讀者太多，從一樓排隊到二樓，座談會取消，最後只能電話採訪進行。
以下內容，根據前幾次的訪談內容，系首次發表。本文為第二部分。
秦淮河夫子廟
張英：《河岸》讓我想起《西瓜船》，有些場景有連貫性，在氣韻上，兩個小說有聯繫麼？
蘇童：《西瓜船》跟《河岸》相同的是，都有河流，都有船，都寫到城鄉的東西。但那個故事相對內容簡單，就是一個鄉下男孩子到城裡賣西瓜，就是為了一個西瓜，後來導致了人命，他就死掉了。這個故事過去了就過去了，不是某個時代的暴力。每個時代都有這樣少年之間爭狠武鬥的故事。
但我要說的是，這個兒子是借的別人的船，他母親到城裡來，知道兒子死了，她必須掩蓋內心的悲傷，把船搖回鄉下的家去。我想寫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船上有一滴血，老太太是踩著兒子的血，回去的。
《河岸》裡，這個小說說到底，我寫了三個半嬰兒的故事，所謂糾葛都是孤兒的糾葛，他們的情仇愛恨，都主要放在這個人物圈裡面。這是我設計的人物脈絡圖，這不能說一個尋寶圖，是小說人物的一個主要動力。
還有他們三個人對故鄉一系列的尋找。尋找鄉土也好，尋找屋簷也好，尋找母親也好，這其實是孤兒共有的特性，那麼延伸下來，後面還有尋找愛啊，尋找人生的希望，別的什麼東西，整個小說的一個動力是尋找。
後面的船隊也好，整個油坊鎮的世界也好，相對封閉，與外界保持這麼一個傳聲筒的關係。那個世界是相對靜止的。
蘇州
張英：聽說，現在的《河岸》，合力當初想寫的故事，落差很大。
蘇童：《河岸》最初是父子關係，那條船其實是流放船。因為父親犯了作風錯誤，還有烈士的問題，七十年代就倒黴了嘛。那個時代倒黴有很多原因。因為父親的政治境遇到頭了，那個孩子跟著父親去流放，從這個孩子的視角，引入第一個孤兒，就是女孩子慧仙，再後來是一個，傻孩子扁金，他父親說他是一個孤兒，所謂的烈士孤兒。結果最後他這個光榮的身份，不斷被解構，最後化為烏有。
所以《河岸》最初是父子關係，後來寫著寫著，推進到一個並不存在的暗戀的狀態，一個很苦的單相思的狀態。另外一個動力是，誰究竟是烈士遺孤，還有庫家父子和扁金之間的暗鬥所謂正統的這個血統之爭。這個看上去有些荒誕，但也是我在用很多篇幅去表現的。
張英：《河岸》中的性描寫，你說寫得很艱難的，為什麼？對今天的作家來說，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蘇童：坦率地說，在《河岸》裡，在上世紀“文3革”那個年代，“性”真的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小說的重要目的和主題，我必須得寫。在一個強烈壓制性，從道德藉口出發，以性問題出發把一個人搞臭，在那個時代隨處可見。我覺得真的性問題是人生中間的大問題，性處境是人生中間的大處境。那麼，性對人性的擠壓，有時候你在生活當中能夠意識到。我想我說的是這種擠壓，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性對人生的擠壓。
在《河岸》裡，我想通過七十年代一個比較特殊的對比，做出一個交代。那麼庫文軒不幸做了我的炮灰，所以他被了斷了。我要用這麼一個非常極端的人物形象的例子，關照我所要表達的這麼一個主題。
為什麼難寫，好多年前我也說過，因為“性”為什麼不好寫，因為“性”有色情的成分，誰都不願意做色情的寫作，所以它的難度就在於這個尺寸和度的把握，幾乎是你再聰明的作家也有可能誤入歧途。所以我說它的難，其實就在於這個尺寸和分寸的把握上。
張英：性是慾望，野心，也是生命，活力的象徵。《河岸》裡敘事還是夠狠的。庫文軒剪掉陰莖，也隱藏著暗喻。
蘇童：我在寫的時候，覺得性問題其實是一個人性的問題，性環境是一個重要的人性環境。最重要的一點，我想表達的這個性這個東西，它對人生的這個擠壓，到現在我覺得仍然是個社會問題。它並不是一個時代，或者說只是七十年代的社會屬性問題。
直到到現在，性的境遇仍然是一個人的命運和遭遇問題。但很多人都在迴避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話題，在很多作品當中，可能都略過去了，擦過去了，不會作為一個主要的寫作目標。在《河岸》裡，我其實是把性當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在討論。
庫文軒也好，做父親的這一方，兒子庫東亮也好，我一直在表達他們的性處境，其實也是人生處境，庫東亮他拿起父親寫的交代書的時候，突然就勃起了。他母親永遠不准他勃起。他在青春期成長方面，受到的從身體到靈魂的約束，是全方位的。
對於庫文軒自殘行為，很多人覺得他的自殘很突兀。那個女人守在船邊，她本來就是一個復仇者，庫文軒自殘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種逼迫，是一個走投無路下的必然之路。
所以我在想，我有哪裡沒表達清楚嗎？我自己感覺到並不突兀。因為他父親必然會丟掉半個陰莖，所以從此之後才會不上岸，從此一直在河上，把河作為他的屋簷。
作家蘇童
張英：因為庫文軒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所以讀者會覺得突兀。庫東亮的成長，壓抑，是隱喻，是象徵，也是很多人經歷過的黑暗青春。讓我想起王小波的小說《時代三部曲》。
蘇童：但我覺得還是把他寫得很有文化的。庫東亮的壓抑，一本書就把他的慾望壓住了。可能有的讀者會覺得不舒服，因為父母的這個愛是很陰鬱的，母親不准他勃起，勃起就要打，父親時時看管他的手，不准他碰到生殖器，這個是有點誇張的。
但這樣的青春期和成長，形成庫東亮對於愛情的苛求，所以他的愛情，最後走入一個死衚衕。這個細細品味，是很哀傷的。如果說是一個愛情故事的話，是一個很哀傷的愛情故事。庫東亮呢，他沒有傷到自己的身體，還算好的。
其實更大的悲劇是庫東亮，而不是他父親。他的父親其實已經洗清了，已經得到救贖了。一次救贖的過程，隨著他劇烈的運動已經解決了。但是庫東亮，一直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一直被動的人生狀態，不是因為自己的父母，就是因為他人，他總是東奔西突的，不是隨波逐流，卻總是被帶入種種深淵之中，陷入茫然失措的狀態。
最後是扁金，從他父親一開始，從他父親的來歷開始，從水上來，回到水上去。父親的軌跡很簡單，最初是被放逐，後來是主動的放逐，放逐的是自己。他是魚還是嬰兒不重要，不讓他上岸，可能就是讓他做一條魚。有一個超現實的地方在那裡，有可能就是要放逐到河裡，不能上岸，最後變成跟父親一樣的人生。最後我的小說結局，是開放性的，讓讀者想他能不能上岸。
蘇州
張英：你從來都不提供一個光明溫暖的結局。
蘇童：我不太善於提供一個溫暖的結局。小說裡的慧仙，其實是配的一條線。慧仙是一個孤兒，她和庫東亮這個半個孤兒之間，形成這麼一種對應關係。我給他們起的綽號，所謂水葫蘆也好，向日葵也好。他們應該是有故事的，無論怎樣，他們是在尋找愛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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