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我记得，差不多是１９９５年夏天左右，我在南京第一次采访苏童。
当时采访的地点，大约在鼓楼和新街口之间的一个茶馆还是咖啡馆，我记不清地点了。时间是下午两三点的样子，苏童穿着Ｔ桖衫，短发，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我采访了一个半小时，把他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他当时的长篇小说，都问了个遍。
那时，我正在复旦大学读书，一边读书写作，也给《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作家》、《山花》杂志撰稿，谋生养活自己。那一次的采访，是应《作家》杂志编辑李健君的约稿。那次的苏童采访，完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一字一字写成稿件，寄给了《作家》。
李健君电话里说，稿件收到，已经编的差不多了，准备在下两期发表。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说稿件找不到了。宗仁发老师也催他查找，但稿件最终没找到。我当时也没有留底稿，那个采访的录音带，留在了武汉老家，就彻底没了音讯。
后来，我到北京，在《音乐生活报》当记者，因为丁晓禾策划了一套书，由作家王朔、余华、苏童、格非主编了《我最喜欢的作家短篇小说选》，苏童那本选编的是《枕边的辉煌》。当时做了一个电话采访，算是弥补了第一次的遗憾，发表在《音乐生活报》文化周刊上。
苏童
再后来，图书策划人石涛出版了《重述神话》中国项目，在引入版权翻译出版了几本外国小说后，他请请苏童、叶兆言、阿来、李锐等作家，分别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加入这个国际写作项目。苏童选择的是《碧奴》，写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那一次，我已经到《南方周末》工作。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在上海的一家酒店里，我先后采访了苏童和石涛，主要话题围绕《碧奴》展开。此后，应美国《滚石》杂志中文版创刊，应主编郝舫邀请，我电话采访苏童，文章《我是一块不滚动的石头》发在了创刊号上。可惜这本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此后是２００９年，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潘凯雄的陪伴下，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老公馆里，一边看足球，一边围绕《河岸》和写作转型，做了一个采访。
最后一次采访，是２０１３年８月的上海书展，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黄雀记》。那天，本来主办方安排在签售前有个座谈会，可惜排队的读者太多，从一楼排队到二楼，座谈会取消，最后只能电话采访进行。
以下内容，根据前几次的访谈内容，系首次发表。本文为第二部分。
秦淮河夫子庙
张英：《河岸》让我想起《西瓜船》，有些场景有连贯性，在气韵上，两个小说有联系么？
苏童：《西瓜船》跟《河岸》相同的是，都有河流，都有船，都写到城乡的东西。但那个故事相对内容简单，就是一个乡下男孩子到城里卖西瓜，就是为了一个西瓜，后来导致了人命，他就死掉了。这个故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是某个时代的暴力。每个时代都有这样少年之间争狠武斗的故事。
但我要说的是，这个儿子是借的别人的船，他母亲到城里来，知道儿子死了，她必须掩盖内心的悲伤，把船摇回乡下的家去。我想写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船上有一滴血，老太太是踩着儿子的血，回去的。
《河岸》里，这个小说说到底，我写了三个半婴儿的故事，所谓纠葛都是孤儿的纠葛，他们的情仇爱恨，都主要放在这个人物圈里面。这是我设计的人物脉络图，这不能说一个寻宝图，是小说人物的一个主要动力。
还有他们三个人对故乡一系列的寻找。寻找乡土也好，寻找屋檐也好，寻找母亲也好，这其实是孤儿共有的特性，那么延伸下来，后面还有寻找爱啊，寻找人生的希望，别的什么东西，整个小说的一个动力是寻找。
后面的船队也好，整个油坊镇的世界也好，相对封闭，与外界保持这么一个传声筒的关系。那个世界是相对静止的。
苏州
张英：听说，现在的《河岸》，合力当初想写的故事，落差很大。
苏童：《河岸》最初是父子关系，那条船其实是流放船。因为父亲犯了作风错误，还有烈士的问题，七十年代就倒霉了嘛。那个时代倒霉有很多原因。因为父亲的政治境遇到头了，那个孩子跟着父亲去流放，从这个孩子的视角，引入第一个孤儿，就是女孩子慧仙，再后来是一个，傻孩子扁金，他父亲说他是一个孤儿，所谓的烈士孤儿。结果最后他这个光荣的身份，不断被解构，最后化为乌有。
所以《河岸》最初是父子关系，后来写着写着，推进到一个并不存在的暗恋的状态，一个很苦的单相思的状态。另外一个动力是，谁究竟是烈士遗孤，还有库家父子和扁金之间的暗斗所谓正统的这个血统之争。这个看上去有些荒诞，但也是我在用很多篇幅去表现的。
张英：《河岸》中的性描写，你说写得很艰难的，为什么？对今天的作家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苏童：坦率地说，在《河岸》里，在上世纪“文3革”那个年代，“性”真的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小说的重要目的和主题，我必须得写。在一个强烈压制性，从道德借口出发，以性问题出发把一个人搞臭，在那个时代随处可见。我觉得真的性问题是人生中间的大问题，性处境是人生中间的大处境。那么，性对人性的挤压，有时候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意识到。我想我说的是这种挤压，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性对人生的挤压。
在《河岸》里，我想通过七十年代一个比较特殊的对比，做出一个交代。那么库文轩不幸做了我的炮灰，所以他被了断了。我要用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人物形象的例子，关照我所要表达的这么一个主题。
为什么难写，好多年前我也说过，因为“性”为什么不好写，因为“性”有色情的成分，谁都不愿意做色情的写作，所以它的难度就在于这个尺寸和度的把握，几乎是你再聪明的作家也有可能误入歧途。所以我说它的难，其实就在于这个尺寸和分寸的把握上。
张英：性是欲望，野心，也是生命，活力的象征。《河岸》里叙事还是够狠的。库文轩剪掉阴茎，也隐藏着暗喻。
苏童：我在写的时候，觉得性问题其实是一个人性的问题，性环境是一个重要的人性环境。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表达的这个性这个东西，它对人生的这个挤压，到现在我觉得仍然是个社会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时代，或者说只是七十年代的社会属性问题。
直到到现在，性的境遇仍然是一个人的命运和遭遇问题。但很多人都在回避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话题，在很多作品当中，可能都略过去了，擦过去了，不会作为一个主要的写作目标。在《河岸》里，我其实是把性当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在讨论。
库文轩也好，做父亲的这一方，儿子库东亮也好，我一直在表达他们的性处境，其实也是人生处境，库东亮他拿起父亲写的交代书的时候，突然就勃起了。他母亲永远不准他勃起。他在青春期成长方面，受到的从身体到灵魂的约束，是全方位的。
对于库文轩自残行为，很多人觉得他的自残很突兀。那个女人守在船边，她本来就是一个复仇者，库文轩自残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种逼迫，是一个走投无路下的必然之路。
所以我在想，我有哪里没表达清楚吗？我自己感觉到并不突兀。因为他父亲必然会丢掉半个阴茎，所以从此之后才会不上岸，从此一直在河上，把河作为他的屋檐。
作家苏童
张英：因为库文轩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读者会觉得突兀。库东亮的成长，压抑，是隐喻，是象征，也是很多人经历过的黑暗青春。让我想起王小波的小说《时代三部曲》。
苏童：但我觉得还是把他写得很有文化的。库东亮的压抑，一本书就把他的欲望压住了。可能有的读者会觉得不舒服，因为父母的这个爱是很阴郁的，母亲不准他勃起，勃起就要打，父亲时时看管他的手，不准他碰到生殖器，这个是有点夸张的。
但这样的青春期和成长，形成库东亮对于爱情的苛求，所以他的爱情，最后走入一个死胡同。这个细细品味，是很哀伤的。如果说是一个爱情故事的话，是一个很哀伤的爱情故事。库东亮呢，他没有伤到自己的身体，还算好的。
其实更大的悲剧是库东亮，而不是他父亲。他的父亲其实已经洗清了，已经得到救赎了。一次救赎的过程，随着他剧烈的运动已经解决了。但是库东亮，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一直被动的人生状态，不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就是因为他人，他总是东奔西突的，不是随波逐流，却总是被带入种种深渊之中，陷入茫然失措的状态。
最后是扁金，从他父亲一开始，从他父亲的来历开始，从水上来，回到水上去。父亲的轨迹很简单，最初是被放逐，后来是主动的放逐，放逐的是自己。他是鱼还是婴儿不重要，不让他上岸，可能就是让他做一条鱼。有一个超现实的地方在那里，有可能就是要放逐到河里，不能上岸，最后变成跟父亲一样的人生。最后我的小说结局，是开放性的，让读者想他能不能上岸。
苏州
张英：你从来都不提供一个光明温暖的结局。
苏童：我不太善于提供一个温暖的结局。小说里的慧仙，其实是配的一条线。慧仙是一个孤儿，她和库东亮这个半个孤儿之间，形成这么一种对应关系。我给他们起的绰号，所谓水葫芦也好，向日葵也好。他们应该是有故事的，无论怎样，他们是在寻找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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