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是科舉時代的最高功名，相比較進士而言，在首次授官上享有優先待遇，可以不用參加朝考便可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實職。從歷朝歷代的狀元情況來看，狀元當上高官的概率比一般的進士高。以清代為例，總計114名狀元，官至二品以上的有44人。而且這44人中，又有10升官最快。
所謂的高官，以清代而言，就是從二品、正二品、從一品、正一品這四級。如何判斷清代114個狀元誰升官最快，其標準無非是看他們從點狀元到第一次跨上從二品這一臺階花了多少年。一般情況下，狀元大多都會經過內閣學士（從二品）的這個過程，所以就以升任內閣學士為標準，進行排列。
在入仕10年之內升至內閣學士（從二品）的共10人，按升遷速度依次是麻勒吉、莊有恭、呂宮、潘世恩、韓菼、傅以漸、崇琦、鄧鍾嶽、孫如僅、王傑。
麻勒吉，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1652）三月點為狀元。因為他是滿人，其祖上又投奔清太祖有功，所以提撥最快。順治十一年（1654）九月就當上了弘文院學士（相當於後來的內閣學士），離出仕才兩年多。他的身份不同，自然較為放肆，一生屢有起落，文官也當，武官也當，最後還當過九門提督。
莊有恭，廣東番禺人，是漢族狀元中最早升任內閣學士的。他中狀元是在乾隆四年（1739）四月，乾隆九年便由侍講學士授光祿寺卿（從三品），丁憂兩年，乾隆十一年（1746）閏三月，剛剛服滿回京，便以內閣學士起用。除去不在朝的兩年，實際上他只幹了五年，便達到了從二品了。第二年又升任為兵部侍郎（正二品）。
呂宮，江蘇武進人，順治四年（1647）丁亥科狀元，順治十年（1653）五月便由右中允越級提拔為秘書院學士（亦相當於內閣學士），離出仕僅6年零2個月。兩個月後又升任吏部右侍郎（正二品），年底再次越級提升為弘文院大學士，此時出仕不足七年已官居極品。有清一代，狀元中呂宮仕途最為亨通。
潘世恩，江蘇吳縣人，他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奪魁。嘉慶元年升侍講學士（從四品），很快又升少詹事（正四品）。嘉慶四年（1799）六月遷詹事（正三品），九月升任內閣學士，離出仕6年零5個月。他也當過大學士，其時是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離出仕剛好40年。
韓菼，江蘇蘇州人，他於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中狀元。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由侍講學士提升為內閣學士。這期間，他請過五年的假，所以實際上他只幹了七年。後來，他官至禮部尚書（從一品）。
傅以漸，山東聊城人，他於順治三年（1646）三月中狀元，也是大清開國的第一任狀元。順治十年（1653）閏六月由於少詹事遷國史院學士（相當於內閣學士），離出仕7年零4個月。第二年便授予秘書院大學士，他的官運也是十分順暢的。
崇琦，蒙古正藍旗人，大學士賽尚阿之子。他於同治四年（1865）大魁天下，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授內閣學士，離奪魁時有8年零1個月。不過，崇琦在中狀元之前已經在官場混跡了十餘年，道光年間就已經是工部主事了。他的女兒後來成了同治帝的皇后，自己也擔任過吏、工、戶部尚書。
鄧鍾嶽，山東聊城人，於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奪魁。雍正八年（1730）六月由少詹事遷內閣學士，離出仕9年零2個月。三年後再升任禮部侍郎（正二品）。
孫如僅，山東濟寧人，於咸豐三年（1853）四月中狀元，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由侍講學士升任內閣學士，入仕9年零8個月。
王傑，山西韓城人，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奪魁，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升任內閣學士，其時正好入仕10年。三年後升任刑部侍郎（正二品），並於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授東閣大學士。
同樣是狀元，其升遷的快慢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取決於出身、年齡、個人能力、氣質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的本領。像麻勒吉、崇琦很大程度上沾了家族出身的光。但一般情況下，個人能力和氣質的作用更大一些，當然這裡面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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