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崗復工復產的大背景下，我們正在經歷區別於回鄉過年的新一輪人口遷移高潮。這其中，從疫情較嚴重的湖北過來的人群引人關注。湖北人來了，我們應該怎麼面對？如何引導和消除部分市民談鄂色變的心態？這些都考驗著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民眾的包容心。
冠以“開放”與“包容”的城市不勝枚舉，真正踐行與否是另外一碼事。公共危機事件是一塊試金石，譬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這家人是從湖北來的，你們記得要離他們遠一些”，說這種話的人不是包容的人；“湖北迴來的人都是定時炸彈”，貼這種標語的政府機構不是包容的政府機構。
部分地方出臺了排斥武漢或湖北的舉措，部分人發表了汙名或妖魔化武漢人或湖北人的言論，他們的初衷當然是對自身安全或所在城市安全的維護，但在高度流通的社會、城市已然結成無法分離的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下，這樣的“獨善其身”、“精緻利己”乃至“地域黑”，不僅於解決問題無助，最後也會遭人唾棄。對比那些日以繼夜、不辭辛勞和置生死於度外的廣大醫護工作者和志願者，這些人不覺得羞愧難當？
公共危機事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扮演照妖鏡的角色，可以映射出一些人內心的淺薄與短視。另一方面，它更可以催生社區力量的聚合，進而增進居民的社區認同感與凝聚力。
我於2月底從湖北返回廣州，所在社區居委的主任第一時間與我取得聯繫。在我居家隔離期間，主任和他的同事每天義務送蔬菜來我家，取走生活垃圾，寄送快遞，任勞任怨。因為快遞到達時間通常比較隨機，他經常得一天四五趟甚至七八趟上樓下樓，真的挺折騰。每當我表達感謝的時候，他都是微笑著對我說：“姚老師，您不必客氣，這些是我們應該做的，這樣子爬爬樓鍛鍊鍛鍊身體，也挺好的。”
除了生活方面的幫助外，主任還加了我微信，和我聊他的故事。2003年，他在武漢唸書，寒假後(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他從當時的SARS疫情很重的廣州返校，學校領導的各種關心與照顧令他很感動，至今記憶猶新。他告訴我，他自始至終都沒有任何“地域黑”心理，反而感到對湖北人有一份特殊的責任和義務。
我們幾乎無話不談，聊運動、旅遊與進修，還有疫情的走勢，輸入性外籍人口的防控，對部分心存疑慮或恐慌的居民如何進行耐心的解釋，信息的公開與透明對於降低居民疑慮心理的重要性，等等。我非常清楚，他不是因為太閒才找我聊天的，而是擔心我居家隔離而產生憋悶與煩躁的情緒，他其實是在做心理疏導工作。
疫情防控的成與敗，取決於醫療團隊對治療手段和疫苗研製等核心技術的攻堅克難，取決於政府制定科學的防控政策與規章制度及其執行，取決於全國人民眾志成城共克時艱的決心與信心，取決於廣大民眾的遵紀守法，也取決於像我們社區主任這樣的無數基層人員實實在在的走心地兌現“鄰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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