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始了其脫亞入歐的進程，在政治、文化、經濟等各方面都舉行了重大的社會改革，《明治憲法》的頒佈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界點，由此日本開始正式邁向西方近現代國家的發展模式。在似乎即將成為西方式的現代民主國家之際，日本國內突然發生多起暗殺和政變，對外製造了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政黨政治也在一夜之間轟然瓦解，日本隨後完全倒向法西斯主義。那麼，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近年來，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出現了擴大的趨勢，日本會不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再次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
倒幕後至《明治憲法》頒佈前（1868—1889）
倒幕後，原武士階層的一系列特權被陸續取消，甚至於原本武士的保留地與生存基礎——軍隊——也開始招納農民，逐漸落寞的武士群體有著強烈的意願通過戰爭來提高自己的地位。
明治維新後，天皇發佈《軍人敕語》，倡導軍人應當擁有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樸等精神，這即是武士道精神在近代日本的新發展。而在面向公民教育的《教育敕語》中，同樣倡導忠孝、恭儉、義勇奉公等精神，因這兩部敕語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有著非常高的地位，這就使得軍人道德成為了全民道德，使武士道精神成為了日本人民普遍信奉的價值準則。
1874年，大久保利通政府向臺灣出兵，1875年又派出軍隊來到朝鮮釜山、江華島尋釁，即江華島事件。《明治憲法》頒佈的五年後，日本藉機又派兵朝鮮，繼而挑起甲午中日戰爭。在日本統治層內部，對外擴張的野心從未消失，只是在某一段時期內出於國內外形勢與財政等因素被暫時壓制下去了。
與此同時，自倒幕以來在日本傳播的西方政治思想開始在普通民眾中開花結果，隨著福澤諭吉等思想家的著述的推動，以及1875年天皇下詔宣佈逐漸建立立憲政體，日本中下層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呼聲日益高漲，自由民權運動逐漸聲勢浩大起來。同樣是在1880年，第一次國會期成同盟大會召開，全國共70名代表參加，會議最後通過了遞交給天皇的開設國會請願書。雖然該請願書未被採納，但民間爭取權利的行為並未就此停止，隨即成立的自由黨成為了爭取民權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彼時中日兩國都遭受了英美等國的侵略，日本所遭受的損失與歧視卻遠比中國為輕。如列強在中國無視法令大肆銷售鴉片，在日本卻未違法輸入鴉片；英國（包括殖民地）及美國立法拒絕中國移民，與此同時卻沒有任何國家立法拒絕日本移民；美國陸海軍學校拒絕中國留學生，卻同意日本留學生深造。原因可能在於英美等國害怕中國富強更甚於日本；也可能因為相比清政府，日本更願意接受其政治思想並付之於實踐，從而贏得了英美等國的好感。無論如何，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成果的道路上遇到的阻礙遠比中國為輕。
明治憲法
1889年，《明治憲法》頒佈，其設立的權力架構自天皇而下，包括議會、內閣、裁判所及樞密院。樞密院作為天皇的諮詢機關，只能在天皇向其諮詢時提出一些意見，且意見採納與否也完全由天皇決定。至於天皇，雖然憲法中多次用“神聖不可侵犯”、“總攬統治權”等詞句描繪其至高地位，但是在實際的決策過程中，天皇並不能拋開其他機關僅憑自己做出重要決定。在立法方面，天皇必須在議會的協贊下才能行使立法權；在政務方面，天皇的敕令需要得到國務大臣的副署名才能施行；在司法方面，判決雖以天皇的名義作出，但是天皇並不能參與實際的審判過程。也就是說，天皇在以上事關國家權力的三個重要領域都不是實際的決策者。
倒幕運動中，來自薩州、長州兩藩的中下級藩士立下了汗馬功勞，與之對應的，這部分有功的維新派在隨後成立的明治政府中也佔據了重要位置，其中的代表就是日後被稱為“元老”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西園寺公望、桂太郎等九人，除了西園寺公望原本出身於公卿家族外，另外八人皆出自薩長兩藩，其中為中國人熟知的伊藤博文出身於貧困的農民家庭。維新派雖以“尊皇倒幕”為旗號，但其目標實為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可與歐美列強比肩的日本，而非復活古代天皇制。
伊藤博文
在多種因素的組合作用下，《明治憲法》展現出了一副奇怪的面孔：天皇是神聖的國家統領，卻在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力上都沒有決策權；憲法確立了法律至上的原則，議會這一立法機關作出的決定卻要經過國務大臣的附署才能施行。實際上，一切制度都是以內閣（行政權）為中心建立起來的。
因為諸多的鬥爭與妥協，《明治憲法》中各權力主體間的態勢呈現出一種犬牙交錯的面孔。在以元老為代表的薩長藩閥勢力佔絕對優勢時，政局尚可平穩運行。當元老們逐漸逝去後，《明治憲法》就成為了內閣、議會、軍部爭鬥的戰場，各方依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釋憲法，由此導致日本政局一步一步從混亂走向無可挽回的局面。
議會和政黨的發展
議會往往與政黨緊密聯繫在一起。早在《明治憲法》和議會誕生之前，日本民間就已經存在政黨了，但這些“草根”政黨並未被當局正眼相看。第一次進行眾議院議員選舉時，由於在經濟上對選舉權進行了限制，全國人口約4000萬，但有權投票者僅為45萬人左右，因此選舉活動是靠地方名望家而不是政黨組織。
然而，政局的發展終究不能為元老們的好惡所決定，只要《明治憲法》中的民選議會在繼續發展，它終究會對政黨大開方便之門，最後對內閣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在議會開設數年後，當時的兩大政黨立憲改進黨和自由黨共同擁有的議席就已超過議會的半數。1898年兩黨合作組成憲政黨，經過伊藤博文向天皇的推薦，由雙方的黨首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共同組成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個形式上的政黨內閣，即隈板內閣，大隈出任內閣總理大臣。1918年，原敬作為政友會的總裁，以眾議院議員的身份實現組閣，這也是第一次由無爵位的平民政治家擔任內閣總理大臣。
日本議會
除了通過議員組閣影響政局外，議會還積極運用憲法授予其的預算審批權、法案協贊權等權力，對內閣產生了一定的牽制作用。例如，第一次召開帝國議會時，議會就將內閣提交的年度預算削減了11%以上。甲午戰後內閣為了擴大財政收入在議會上提交的“地租增收法案”遭到了否決，最後將該法案的期限縮減至五年才獲得通過；五年後內閣要求該法案繼續有效的提議又一次遭到否決，即使議會被解散也未能改變結果，最後該法案被撤回。根據統計，戰前的四十二屆內閣中有十三屆內閣的提案遭到了議會的否決，被否決的提案總計近百件。由此可見，議會在實際的政治運行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監督和牽制內閣之外，議會還積極發揮其作為立法機關的作用，促進日本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1890年，日本頒佈了《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等法律，1898年仿照《德國民法典》頒佈了《明治民法典》，隨後又頒佈了《商法典》、《刑法典》，建立了完善的資產階級法律體系。此外，在眾議員選舉條件方面，經過在野黨的努力，《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經過三次修訂後，選舉權中的納稅、住所等要求都被取消，日本於1929年進入了男子普選時代。
政黨內閣的發展
在《明治憲法》頒佈後，漸漸形成了三股力量爭奪國家權力的局面，這三者分別是藩閥元老、軍部以及政黨。其中藩閥內部又區分為兩派，一派是以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為首的立憲主義派，這二人都曾擔任過政友會的總裁；另一派是以山縣有朋為首的保守派，山縣本人更親手打造了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使軍部擁有了抗衡內閣的力量。由於《明治憲法》中並沒有規定內閣的產生機制，只是簡單地說由天皇決定；在天皇幾乎不干涉實際政務的背景下，內閣就成為了各方比拼實力的舞臺，內閣成員的此消彼長也是各方勢力強弱的寫照。
在《明治憲法》頒佈後的初期，藩閥內部的分歧並不大，不僅是山縣有朋，伊藤博文對政黨政治也抱著懷疑的態度，而軍隊事實上也是由這些藩閥所掌控，所以內閣與軍部能夠保持行動上的一致。
當大隈重信率領的政黨第一次實現政黨組閣後，藩閥內部也因此發生了分裂。伊藤博文於1900年創立政友會，並以其黨魁的身份組閣，閣員中除陸海軍大臣外皆為政友會成員；也就是從這一年起，日本政壇開始了長達18年的“桂園體制”，即在眾議院中佔多數席位的政友會以及獲得軍部與貴族院支持的山縣派輪流組閣；在伊藤博文之後，政友會的代表為西園寺公望，山縣派的代表為桂太郎，故這種輪流執政的現象被稱為“桂園體制”。桂園體制是藩閥政治向政黨政治過渡的中間階段，在這一時期，元老們之間的分歧開始變得明顯，例如在外交上兩派都持對外擴張的態度，但山縣強調武力，而伊藤和西園寺強調隱蔽的侵略方式；對於當時還不成熟的政黨，伊藤主張扶植，而山縣保持著一貫的超然主義的心態；此外，伊藤認為應當加強首相對軍部的控制，軍備的規模應根據當前實力來擴張，而山縣強調軍部的獨立地位，並極力要求擴張軍備。雖然雙方的分歧如此之大，但因對方分別控制著眾議院、貴族院、軍部等機構，故不得不相互妥協與合作以保證政局的平穩運行。
日本內閣
在政黨力量不斷壯大的同時，軍部也開始利用一些制度性資源擴張自己的權力及獨立性。1900年政友會組閣看似是伊藤博文一派的勝利，但在此之前，山縣內閣已於同年確立了“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即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只能由現役大將或者中將擔任。這個制度的影響是，一來無法通過任命文官來制衡軍部，二來如果陸海軍大臣請辭，且不在軍隊中指認其繼承人，內閣就會因為缺少陸海軍大臣導致無法組閣；軍部這一要挾、控制內閣的絕好手段，在後來成為了法西斯政治取代政黨政治的制度性條件。
一戰結束後，隨著立憲主義思想、反戰思想的傳播以及俄國革命的衝擊，日本國內的民主勢力不斷髮展，軍部對內閣也處於弱勢地位。1918年，日本歷史上第一位無爵位、非華族的眾議院議員——原敬以政友會總裁的身份出任首相，這也是第一次組成了實質意義上的政黨內閣。此外，在這一時期，隨著元老們的去世和老邁，元老的影響力和對內閣的干預也在減少。唯一相對年輕的元老為西園寺公望，他雖然出身貴族，卻極為推崇立憲主義和政黨政治，甚至想打破門當戶對的傳統觀念，找一位平民女子為妻；在元老僅剩他一位時，也沒有向天皇建議賜給其他人“元勳待遇”、“匡輔大政”等成為元老的象徵，也就是說，西園寺本人希望自己成為最後的元老，讓元老制度逐漸消亡，並弱化奏薦這一功能。他的身體力行為日本立憲主義和政黨政治的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
西園寺公望
在政黨控制內閣時期，由於山縣有朋、桂太郎等人的去世，以東條英機、崗村寧次等人為首的激進派在軍部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山縣有朋等人雖然也持軍國主義態度，西園寺等元老還能與其溝通以保證政局的平穩，但對少壯派等新興力量西園寺已經沒有多少影響力。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了軍部崛起的契機，從20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軍隊中的激進分子開始不服從命令自行行動，918事變甚至後來的七七事變都是中下層軍官在內閣不知情的情況下自行操作的；對內則以暗殺、政變等方式謀求瓦解政黨內閣。犬養毅被刺殺後，西園寺迫於軍部壓力選擇了軍部中的穩健派岡田啟介等人擔任首相，組成了數屆“中間內閣”。然而這並沒有阻止陸軍的失控，在1936年發生的二·二六兵變中，多名政府高層被害。由於西園寺參與政治的方式是奏薦首相、間接影響政府上層，在這場政變中他所倚重的重臣或被暗殺，或者影響力進一步降低，年近九旬的西園寺作為元老的影響也因此進一步減弱，再也無法阻擋軍部對內閣與議會的侵蝕。就在這一年，曾經被限制的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也再次復活，在日本政界已沒有力量能夠匹敵軍部了。
議會與政黨衰落的原因
1900年，憲政黨以“獻黨”的方式幫助伊藤博文成立了立憲政友會，政友會因作為總裁的伊藤博文素有極高的聲望，且與政府高層有密切的聯繫，因此其甫一成立，便有著其他政黨無法比擬的優勢。在入黨對象的選擇上，伊藤博文共規定了十類人，下面僅舉數例：無黨派現任（前任）議員；市長及其助理、市會議員；商會會長；公司經理；律師；府縣名流等。由此可見，伊藤博文希望創立一個容納日本中上層人士的、有較高政務能力的精英政黨；也就是說，創設此黨的目的就是為了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席位、參與政權，至於下層民眾和社會政策並不在其首要考慮範圍內。當1932年政友會組閣後，時人評價道：“常常無視社會政策，這是政友會的特色……毫不誇張地說，即便是這樣一些社會政策，也絕對不是經政友會內閣之手實現的。健康保險法的制定、婦女夜間作業的禁止、工人災害扶助法的制定等，都是民政黨完成的。”
政友會
政友會的成立背景使其在短時間內就成為了日本國內煊赫一時的大黨，但是從長期來看，它成功的一些因素到頭來卻成為了埋葬它的原因。在1930年民政黨內閣簽署倫敦裁軍妥協案後，政友會聯合軍部與樞密院反對裁軍以試圖倒閣；1935年，政友會配合軍部、右翼分子展開國體徵明運動，批判“天皇機關說”，並藉機抨擊民政黨內閣，隨後政府被迫剷除“天皇機關說”。削弱軍部勢力和專制力量對所有政黨都應是大有裨益，而政友會卻為了組閣不惜與藩閥、軍部合作攻擊其他黨派，最終為政黨整體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與政友會競爭的另一個政黨民政黨雖然更重視平民和社會政策，但其前身立憲同志會也是由藩閥出身、曾任首相的桂太郎創立；在謀求組閣的過程中，也同政友會一樣在謀求與藩閥的合作；此外，彼時的日本社會正處於對天皇的狂熱崇拜中，民政黨倡導的民本主義在宣傳過程中不免處處掣肘。總體來說，資產階級性質的不足使政友會和民政黨無法擺脫與藩閥勢力、壟斷資本的密切聯繫，因此會為了一時之得失放棄民主政治。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們覆滅的命運。
進入20世界20年代後，由於山縣有朋的去世，政黨開始掌控內閣。同時，藩閥控制軍隊的局面也開始被打破，出身於社會中下層的軍官開始成為軍隊中的中堅力量，後來逐漸形成的皇道派中大部分成員即來自這一群體。他們對於當時日本的貧富差距、農村貧困以及政黨與財閥勾連的現象極為不滿，認為政客竊取了軍隊浴血奮戰得來的勝利果實，其中的激進分子傾向於用暗殺、政變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政治理念。失去民眾支持的政黨內閣在數次政變後便宣告瓦解。
拒絕承認偽滿洲國的日本首相犬養毅被刺殺
在制度上，雖然主持憲法制定工作的伊藤博文堅持立憲主義，但是《明治憲法》中並沒有給政黨預留太多的發揮空間，政黨的主要活動場所——議會在制度上並沒有向內閣輸送成員的能力，甚至主導明治政府的重臣們從憲法制定伊始就在考慮如何打壓政黨在議會中的勢力。雖然伊藤後來轉向了政黨一派，但憲法中的制度已然被死死規定。且不論後來西園寺等人和幾個政黨是否想要修訂憲法，即使有這個意願，也會面對軍部的堅決反對；更何況修訂憲法、擴大議會權力很可能與天皇任免官員的大權相矛盾，即與天皇擁有至高無上的統帥權的國體相矛盾，這在當時的日本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這個大背景下，政黨的發展極度依賴高層的扶植，而民眾的支持對其能否組閣並沒有直接的推動作用，這種畸形的制度必然導致政黨的畸形發展，即為了組閣過於重視與高層、財閥的關係而忽略了與民眾的關係，換句話說，政黨的發展方向並不能由其自身意志決定。而當時日本軍隊正處於一個強盛期，相比參與政黨，平民通過參軍來建功立業報效皇恩要容易得多。此消彼長的情況下，一旦政黨所倚仗的上層人士影響力開始減弱，自然就無法抗衡軍部。
在精神層面，為了實施倒幕運動、建立新政府、進行維新運動，維新領袖們選擇了天皇這幅現成的大旗。在《明治憲法》頒佈之後，天皇的地位更是被法律確定下來，“尊皇”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的行為，一切行動若有益皇權，則值得去做；若有損天皇權威，則會被堅決抵制。但是，哪些行為有益於皇權而哪些行為有損於皇權，則是各派能否自圓其說的問題。例如，軍部就以天皇是軍隊的統帥為由，極力擴大其勢力，強烈抵制一切削弱軍隊的行為。
然而，在政黨這一方，就算其能以天皇的名義開展活動，但是若想要長久生存和發揮作用，就必須提倡民權，此時則會不可避免地與天皇權威發生矛盾。歸根到底，天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專制主義和立憲主義是根本矛盾的兩種思想，無法實現融合。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民權派一方並非沒有做過努力，如時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美濃部達吉提出的天皇機關說認為，明治憲法中的最高權威是法，憲法本身就是對天皇權力的限制，天皇作為一個國家機關，也需要服從社會正義，不能否認個體的權利。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盛行時，他因此學說受到了強烈的批判，隨後辭任貴族院議員職位，並被東京大學解聘。
美濃部達吉
政黨的行為時時刻刻面臨著對天皇不敬的危險，因而處處掣肘。可以說，從《明治憲法》頒佈開始，政黨的手腳就已經被死死捆住，在後來近四十年的參政過程中，政黨仍然沒有獲得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席捲下政黨失去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其命運就已經被決定了，同時被決定的還有日本立憲政治的命運。1932年5月15日，拒絕承認偽滿洲國的首相犬養毅在自己的住宅內被數名軍官刺殺（即“五·一五”事件），政友會內閣隨即集體辭職，政黨內閣的時代就此終結；1936年“二·二六”兵變後，軍部對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加強，政黨逐漸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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