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治理在國家治理的經濟領域中居於關鍵位置。黨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於黨和國家發展的全局，創新性地提出推動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觀點、新論斷，不斷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治理思想（以下簡稱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這一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對於防控金融風險，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一、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體現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的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和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則是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的全面形成，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金融方面的論述更是對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內涵深邃、邏輯嚴密、體系完整，應從三個維度深刻領會、系統把握。
——兩大思維主線。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彰顯了戰略思維和底線思維。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理論家、戰略家的深刻洞察力，首先從政治上將金融置於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和把握，他指出“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這種觀大勢、謀大事，總攬全局的戰略思維，能夠幫助我們透過紛繁複雜的表面現象，超越各種理論流派的紛爭，科學把握金融的屬性和運行規律。“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是治國理政的底線思維在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中一以貫之的具體運用，“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運用底線思維看準、看清、看透金融不確定性因素，探明“雷區”、劃出“紅線”，防患於未然，就能牢牢掌握金融改革發展的主動權。
——三項根本任務。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確立了“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是金融工作三項根本任務。這實質上是明確了我國金融工作的基本價值取向，構成了新時代金融結構與功能、金融機構與市場、金融制度與宏觀調控的基本運行邏輯。三項任務彼此之間既是並列關係，又“三位一體”地存在著環環相扣的因果聯繫。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通過深化金融改革、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實現金融資源優化配置，才能有效地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進而使金融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
——“四梁八柱”主體框架。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做好金融工作的四項重要原則，一是迴歸本源，服從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二是優化結構，完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體系；三是強化監管，提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能力；四是市場導向，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在堅持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又要重點處理好以下問題：在領導權方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就決定必須堅持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開展一切金融工作的總領性、根本性要求。補齊短板方面，既要建設普惠金融體系，推進金融精準扶貧，發展綠色金融，補金融供給短板；又要加強監管協調和綜合監管，突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壓實地方監管責任，補金融監管短板。金融降槓桿，是以結構性去槓桿為基本思路，重中之重在於降低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整治金融市場各種亂象， 是為了通過健全市場規則，強化紀律性，創造更好市場競爭環境。完善金融機構體系，既是深化金融改革之要，更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之需，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及風險管理框架又是其中之主題。優化金融市場結構旨在健全市場約束機制前提下，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把發展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構建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則指，在政策框架上確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在運行架構上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央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範職責。金融對外開放論則涵蓋了深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創新等多方面內容。
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的理論基石是“金融要回歸本源”，核心要義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習近平總書記基於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勢判斷，提出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與宗旨之“迴歸本源”思想，是對馬克思關於貨幣和信用促進生產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關於防控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和“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的論斷，深刻而敏銳地闡明瞭迴歸本源與防控風險之間互為一體、相輔相成的內在關聯。
二、金融風險是最突出的重大風險
黨的十九大把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的首要戰役。在我國經濟面臨的各類風險中，金融風險尤為突出，許多領域的風險不僅有可能最終誘發出金融風險，甚至許多經濟風險本身就表現為金融風險。因此，打好防控重大風險攻堅戰相當程度上就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歸結起來，威脅我國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金融風險主要集中體現在三方面。
1.宏觀槓桿率高。宏觀槓桿率既反映非金融部門的負債水平，同時也是衡量金融系統風險的重要指標，過高宏觀槓桿率導致金融系統的脆弱性。我國宏觀槓桿率自2008年12月的141.3%快速上升至2017年12月的250.3%，這種高增長率的資金來源於鉅額信貸投放與金融部門加槓桿。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我國開始持續實行貨幣寬鬆政策，儘管2017年M2創歷史新低地同比只增長8.2%，但M2餘額已達到167.68萬億元人民幣，是危機發生前2007年的4倍多；M2與GDP之比，由2007年的1.51倍快速上升為2017年的約2.03倍，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之冠。寬鬆貨幣政策為金融加槓桿提供了條件，金融機構會在利益驅動下，通過多層嵌套產品、拉長交易鏈條的影子銀行模式加槓桿，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銀行業表外金融資產也迅速膨脹。由此，金融資產規模快速擴張並遠遠超過實體經濟增長速度，帶來流動性嚴重過剩，過剩的資金因追逐高收益率往往最後集中在投機性的房地產等資產市場，推動資產價格非理性上漲，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有“明斯基時刻”出現的隱憂。
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高負債是宏觀高槓杆率的主要構成，成為重點警惕金融風險的“灰犀牛”。2017年，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仍達156.9%，國企資產負債率為65.7%，均高於國際警戒線；2017年底地方政府僅債券存量部分就達到14.74萬億元規模，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市政債市場。兩大部門高債務“堰塞湖”，既說明國有企業因傳統過剩產能沒有化解而擠佔著信貸資源，造成金融資源錯配，延緩經濟轉型升級，也反映地方財政累積著巨大潛在風險。
2.不良資產增加。因經濟處於“三期疊加”週期，銀行業不良資產規模和不良率從2013年起呈現雙升趨勢， 在2017年6月底，銀行不良資產總額已達1.64萬億元，這其中還不包括約3.4萬億元的關注類貸款。隨著“殭屍企業”的出清，未來每年約有7000億至1萬億的關注類貸款將遷徙為不良貸款，預計以此增速，2020年銀行業不良貸款總額將不低於3萬億元。鉅額不良資產不僅侵蝕銀行業資本，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也造成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循環不暢。
3.泛金融化程度廣。金融部門以高於實體經濟收益率水平的資產擴張，並擁有豐富金融資源，吸引著非金融部門投身其中，出現全社會辦金融的泛金融化現象。一是五花八門的類金融組織紛紛興起，互聯網公司直接開展網絡的借貸、理財及投資等金融業務。二是部分實體企業熱衷於對金融業投資，乃至提出打造金融控股集團，更有甚者，社會上“金融大鱷”從金融體系內循環融資再投資控制多個金融機構。三是一些地方亂批濫設具有金融屬性的交易場所。金融活動和投資的泛濫，導致社會充斥著濃厚的投機氛圍，加速資金“脫實入虛”，加劇金融行為虛擬化，擾亂金融市場，不僅對實體經濟投資形成巨大負面效應，還易滋生金融腐敗。
三、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
以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為根本遵循，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工作主線，緊緊抓住以下五個關鍵環節，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實現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1.從嚴全面加強金融管理。從政治保障、宏觀調控和監管體系三個層面，嚴格完善金融管理體制。首先，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確保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方針政策、部署安排得到堅決貫徹落實，確保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工作的正確方向；要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加強金融系統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堅持黨管幹部原則，發揮黨管人才優勢，建設好金融系統領導班子。二是建立價格型的貨幣政策調控框架，通過對市場利率的調控和引導，防止過度加槓桿和風險疊加；完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防範跨市場跨業態跨區域風險傳染所導致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三是嚴監管、強監管。建立嚴格全面的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框架；培育嚴格監管精神、嚴肅監管氛圍。要加強金融業綜合統計，制定統一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監管規則，形成綜合監管；要加強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管理的統籌協調，維護地方金融穩定。
2.從快降低企業槓桿率。這是在短短3年內完成打贏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艱鉅任務的“關鍵一招”。一是以破產重組和破產清算為兩種主要方式，對“殭屍企業”堅決處置，打破國有資本預算軟約束，化解“兩高一剩”產能。二是加快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綜合實施，加大呆壞賬清收核銷力度，充分發揮市場化併購重組機制對化解和處置銀行不良資產的作用。三是通過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國有資本補充基金，形成國有企業資本多種補充渠道。四是改變現行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模式，改革股票發行制度，擴大債券融資品種與規模，發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這是降低企業槓桿率的治本之策。
3.從緊管控地方政府債務。經過債務置換、實行債務限額和預算管理、建立規範性地方債券發行通道，地方政府的“明債”基本清楚可控，管控地方債務的重心在於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一是推進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實體化轉型，切斷地方政府對融資平臺公司在融資方面任何形式的擔保和承諾。二是強化對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政府購買服務協議、PPP等領域的規範化管理，地方政府不得利用其出資的各類投資基金和PPP進行融資舉債。三是將政府負債作為官員離任審計和政績評價的重要指標，強化終身問責。
4.從重整治金融市場亂象。這是形成金融體系內部良性循環，防止“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必然要求。一是嚴格將所有金融業務納入監管，不得無證經營或超範圍經營金融業務，堅決打擊非法集資、亂辦交易場所等非法金融活動；有序推進互聯網金融風險、ICO融資等專項整治工作。二是加強對金融機構股東管理，著力整治隱形股東和股權代持現象，從制度上隔離股東的實業板塊和金融板塊，清理規範金融控股公司，防止股東有利益輸送、內部交易、干預金融機構經營等行為。三是深化金融機構公司治理改革，強化董事履職評價、考核和問責。四是拆解影子銀行，嚴格規範交叉金融產品，壓縮同業投資和通道業務，打破“剛性兌付”，推動理財業務轉型。
5.從實補齊金融服務短板。這是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良性循環，解決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必然要求。一是補實金融科技短板，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改進金融服務的功能與效率，提高實體經濟對金融資源的獲得性。二是補實信用體系建設短板，建立信用評級、信用增進、風險緩釋等機制，建設覆蓋全社會的徵信系統，降低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與風險成本。三是在嚴禁房地產違規融資的同時，補實房地產金融服務短板，一方面要為“租購併舉”住房制度提供專業化、系列化的金融服務與產品；另一方面，為落實“房住不炒”的定位要求，抑制社會資金對房地產投機炒作，要提供更加規範、更為豐富的投資、理財等金融產品，以滿足人民對多元化、高質量金融服務的需求。
來源：《紅旗文稿》2018年第13期
作者：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理事、雲南師範大學研究員 夏 蜀
原題目為：《以習近平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為指導 打好防控重大風險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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