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大學醫學院提出並推行“醫學實驗班”的教學改革之前，“醫師科學家”的教育理念從未在中國臨床醫學教育的學生培養方案中出現過。而清華教學改革的邏輯，是著眼於人類基因組計劃和蛋白質工程以後，整個醫學發展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它的科學基礎已經從細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在此背景下，一些世界頂尖醫學院紛紛制定新的培養方案，以求瞄準現代生命科學和現代生物學的新基礎，併力圖把科學前沿的新發現變成能夠治病救人、改變醫學現狀的知識力量。
提示：本文寫於2015年夏季。五年過去了，從前幾屆畢業生的工作去向等方面看，“醫師科學家”的改革方向和培養質量受到了認可。在本次新冠“戰”疫中，不同診療模式呈現在大眾面前，“醫師科學家”的培養也再一次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之一，所以我們再次發表此文，以饗讀者。
撰文 | 潘穎
美國賓州的匹茲堡大學（下稱“匹大”）醫學院，此刻（編注：指2015年7月）有46位20歲出頭的中國醫學生正接受為期兩年的“醫師科學家”（Physician Scientists）訓練。他們全部來自清華大學醫學院“醫學實驗班”（原“醫學藥學實驗班”，2013年更名）。之所以說是“實驗班”，是因為他們接受的“八年一貫制”的臨床醫學教育，不同於其他中國醫學院採用的八年制教育模式。
清華大學醫學實驗班採取的是“3+2+3”的人才培養方式，即在清華大學完成三年的基礎醫學課程學習後，出國前往與清華大學合作的海外醫學院，進行為期兩年的醫學科研訓練，最後回到國內開展三年臨床學習與實踐，取得醫學博士學位（M.D.）。
顯然，清華“醫學實驗班”的最大不同，是學生們有兩年在國外一流醫學院進行科研訓練的機會和經歷，而這個階段是為他們將來成為“醫師科學家”所準備的。清華大學醫學院對此的官方表述是：這個醫學實驗班旨在培養一批不僅有精湛醫術，而且具備很強科研能力的“醫師科學家”。他們既能夠成為出色的臨床醫師，又具備探索揭示疾病的發生機理、研究和開發新的診斷方法和治療手段的能力。
此前，“醫師科學家”的教育理念從未在中國臨床醫學教育的學生培養方案中出現過。
匹大是第一個和清華“醫學實驗班”合作的海外院校。2015年6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到訪匹大看望在這裡學習的清華大學醫學實驗班學生，一同前來的還有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江小涓、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清華大學校長邱勇等。
另起爐灶的改革
熟悉中國生命科學和醫學現狀的人基本認同這樣一個觀點：中國在現代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水平和國外差距不大（起碼明顯小於其他自然科學和國外的差距），而臨床醫學的水準卻大大落後於國際。特別是，在很多身患重病的患者及其家屬看來，能治療疑難雜症的醫院和能解決難題的醫生還很匱乏。
那麼，我國的醫學院該如何培養高水平醫生呢？一直以來，中國的臨床醫學教育短學制和長學制並存，多數醫學院校以五年的短學制為主，長學制以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八年制醫學博士教育等為代表。清華大學醫學院黨委書記洪波表示，二者的功能並不一樣，前者主要是培養大量能夠滿足基本醫療需要的醫護人員，後者則是要培養能夠解決臨床遇到的疑難雜症的醫學領軍人才。在洪波看來，諸如於2015年秋季全面推廣的屬於短學制的“5+3”（5年臨床醫學本科教育+3年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的培養模式，很難實現清華培養醫學領軍人才的需求。
因此清華最初的想法是，借鑑曾經非常成功且獨具特色的“協和八年制”模式。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中國現代醫學的一流人物大部分出自協和醫學院。
一本名為《協和醫事》的書記錄了協和對中國醫學貢獻的傳奇，作者是協和畢業生。書中記述了協和獨特而嚴格的醫師培養模式，其第一屆本科學員在開學之初共有9人，畢業時只剩3人，第二屆學生的畢業比例同樣寥寥。但就是協和造就的屈指可數的人才，如林巧稚、張孝騫、鄧家棟、吳階平等引領了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醫學發展道路。
2007年，生物學家施一公從普林斯頓大學回國，同時擔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和醫學院常務副院長，領導清華醫學院的創業與改革，他也深為協和的醫學教育成就所震撼。“我們心裡有個夢想，希望能夠在新世紀之初創造一個先進的醫學教育模式，像當年的協和一樣，為未來100年的中國醫學打下新的人才基礎。”施一公說。
但當他們對協和八年制模式進行一番考量後發現，光憑協和的經驗是不夠的。洪波說：“一個世紀過去了，新醫學的挑戰已經到來，靠老協和的傳統已經沒辦法再繼續當年的輝煌了，一定要有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
可資借鑑的是，1910年，美國教育理論家弗萊克斯納發表了《美國和加拿大的醫學教育：致卡內基基金會關於教育改革的報告》（即著名的“弗萊克斯納報告”），對當時北美醫學院遍地開花、水平參差不齊的教學狀況提出尖銳批評，涉及的問題包括醫學教育認證、學制、教學模式、臨床和科學研究的結合、綜合性大學和教學醫院的關係等等，大部分和今天中國醫學教育遇到的問題類似。
弗萊克斯納給出了極具針對性的改革建議：首先是醫學院校和綜合性大學相結合，學生入學前要學習兩年基礎自然科學；其次是提高師資質量，教師要有科學研究的能力；最後是教學設備要優良等。報告發布後，北美醫學教育改革的浪潮迅速掀起，成為美國醫學教育的歷史轉折點。這不僅奠定了現代美國醫學教育的基石，還影響了此後一個世紀美國醫學的發展。聞名遐邇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正是弗萊克斯納報告的一個樣本。
帶著類似的抱負，作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校友，施一公和洪波決定回母校考察一下，此外同時被列入考察對象的還有哈佛大學醫學院。2009年10月，二人踏上了赴美考察醫學教育的旅程。
走了一圈下來，他們發現，臨床醫學正在越來越多地被現代生命科學和醫學基礎研究所推動，國際一流醫學院都開始了新一輪教學改革，以努力適應這一趨勢。而國內的醫學教育還是以傳統的醫學知識體系為核心，包括協和在內，對此都未有足夠重視。
目前（編注：指2015年），中國大約有700萬名註冊醫生，但在國內接受過系統深入的現代生命科學研究訓練者卻寥寥無幾。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特別是近年人類基因組計劃和蛋白質工程以後，整個醫學的發展模式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它的科學基礎已經從細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無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還是哈佛大學都在制定新的培養方案，以求瞄準現代生命科學和現代生物學的新基礎。我們覺得，這是清華的機遇，更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洪波解釋說，“清華大學有非常好的生命科學和基礎醫學研究，近年來在國內外學術聲譽不斷提升，這方面的學術實力不能僅僅停留在發表重要論文，最終還是要把現代生命科學的新發現變成能夠治病救人，能夠改變醫學現狀的知識力量。用現代生命科學來改造我們的醫學教育，並且通過培養下一代醫生來實現這個轉變，顯然是清華醫學院的使命所在。”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基礎研究的實驗室和醫院之間只隔一個過街天橋。一個神經科學的教授或者研究生，跨過天橋就可以走進醫院的神經內外科去參加臨床的研究和討論，或者與臨床醫生合作解決前沿問題。這個過街天橋既有實際作用，又充滿象徵意蘊。
改革的思路有了，但實現起來卻會遭遇現實困境。中國雖然自七八年前從海外引進了一波水平較高的生物學家，但以現代生命科學為基礎的研究環境和體系都還在建立當中，不足以給幾十位學生提供成熟的轉化醫學的實驗室科研環境。因此，將臨床醫學與現代生物學相連接的設想只能暫由國外來彌補。最終，作為清華醫學教育改革的發起人，施一公提出了“3+2+3”的醫師科學家培養計劃。
2011年4月24日，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日，清華與匹大簽訂協議，成立臨床教育和科研合作項目，雙方通過這個項目實施醫學藥學實驗班學生聯合培養計劃，每年派遣15至25名實驗班學生到匹大，用兩年時間接受科研訓練。到2015年時止，已有67名學生通過該計劃來此學習，其中第一屆學生已期滿回國。
在匹大，這個新的教育項目由該校科學戰略與規劃常務副校長Jeremy M. Berg醫學博士指導，而Berg是施一公當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論文導師。
匹大醫學院院長、健康科學常務副校長Arthur S. Levine在協議簽訂後不久表示：“我們的目標是訓練所有學生成為有技能而且有同情心的醫生和科研人員，讓他們擁有改善他們所在社會的地區、國家和全球的衛生和福利的知識和動力。”
清華醫學院派駐匹大的帶隊教師李覓告訴筆者，清華非常注重醫學院學生在前三年的國內基礎教育階段提高其社會和人文素養，只有這樣才有助於實現Levine所說的教育目標。“醫生不僅是技術工作者，更是社會工作者，中國嚴峻的醫患關係考驗著醫生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好醫生需要同情、博愛，還要有一點理想主義精神。”李覓說。
傳統上，國內的醫學院都是獨立發展的。雖然近年來眾多著名醫學院校紛紛與綜合型大學合併辦學，但它們與大學主體部分無論是在地理位置、學生培養體系還是精神文化氛圍上都是分離的。而清華大學醫學院坐落於清華校園中，醫學生與其他院系的學生是共享學校教育資源和校園文化的，實現了在綜合性大學裡培養醫學人才的目標。
在醫學專業課方面，負責課程設計的清華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系主任吳勵教授介紹說，實驗班的基礎醫學課程與其他醫學院最大的不同是老師的講課方式。國內多數醫學院的教學集中於講授已有的醫學知識，而清華既注重已有基礎醫學知識的傳授，又將生物醫學的最新發展和前沿問題介紹給學生，教師由具有較高科研水平的人擔任，旨在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驗班課程的另一個特點是與國際醫學基礎課程相接軌，大部分課程用英文或中英雙語講授，教材多一半是國際通用的英文原版教材。這樣一來，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就打下良好的專業英語基礎及英語交流能力，為其後兩年在國外的科研訓練做好準備。
一直以來，中國沒有國外流行的“醫師科學家”概念，只有“研究型醫生”。“研究型醫生”在受教育階段並未得到過系統專業的科研訓練，往往是成為醫生以後出於解決臨床難題的需要才開展研究的。
根據與外方院校的合作安排，清華醫學院學生入學兩年半後需要拿到95分以上的託福成績，保證每門功課在80分以上，然後參加清華的內部面試，和一個外方安排的以考察學生研究興趣、個性和交流能力為主的面試，都通過者就可以踏上海外求學的旅程，通過率大約在80%以上，基本是整班出國。
接收清華學生的外方院校會依據學生出國前填報的志願研究領域，為每位學生指定4個不同方向的實驗室進行輪轉學習，輪轉結束後，經師生雙向選擇，最終每位清華學生都會進入一個實驗室，每個實驗室通常只接收一名清華學生。
享受科研過程
為了幫助學生出國後儘快適應實驗室工作，清華醫學院鼓勵學生在三年基礎教育階段，利用假期等時間進入實驗室學習，以掌握實驗操作技術，儘快進入科研狀態。
儘管如此，學生們一旦出國，面臨的新環境還是會給他們帶來很大沖擊。他們除了要把大部分時間貢獻給實驗室，還要參加思維訓練課（Method and Logic in Biomedicine）。李覓透露，與學生們在國內習慣的上大課然後進行考試的教學方法不同，思維訓練課通常會要求學生就某個科研問題與科學家細緻討論，老師往往會就學生講到的某些細節進行追問甚至挑刺，鍛鍊學生的邏輯思辨能力，同時教育學生敢於質疑權威。實驗室的科研學習更強調學生的自主性，不但要能提出問題，更能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在美國，如果學生不能擺脫國內考試導向的被動學習習慣，不能開展自主研究，就容易與導師發生理念上的衝突。雖然學生們時常會從實驗室導師那裡感受到壓力，但這也是學生成長和轉變思維模式必經的磨練。
2010級學生顧光超目前在匹大疫苗研發中心的Ernesto T.A.和Marques Jr教授的實驗室裡工作，研究與登革熱相關的人體免疫反應及感染髮病機制。他告訴筆者，初來匹大時，大家都有很多不適應，一方面是多少有些語言障礙，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沒有多少科研經歷的情況下選擇實驗室裡的具體課題方向。
“首先你得有一個具有科學意義的問題，然後要有一個科學上合理的假設，最後還要做好實驗設計。要做到這些需要閱讀大量文獻，而剛開始的時候，大量閱讀英文科研文獻也比較難。但是慢慢的，在導師和實驗室同事的幫助下，我們最終都可以順利開題。”顧光超說。
可貴的是，多數學生經過適應能夠享受科研過程。李覓表示：“我們不會額外給學生壓力，也沒有硬性的發論文的要求。我們希望學生關注科研本身，解決具體問題，當你付出足夠多的努力，成果自然會隨之而來。”
李佳桐是2011級實驗班學生，來匹大至今不足一年。她的研究方向是神經退行性疾病，導師是劉延東會見匹大實驗班學生時，為她上了一堂5分鐘手術課的著名神經外科和神經生物學教授Robert Friedlander。李佳桐說，匹大的實驗室學習經歷的最可貴之處是“可以在科研中直接和臨床醫生交流，能夠更快地瞭解到最前沿的醫學知識和臨床問題，拓寬視野。這比國內獲取新知識的速度快很多，大家無門檻的討論也會擦出很多火花。”
2009年入學的第一屆學生周央中目前已結束兩年的海外學習，進入協和醫院實習。他透露說自己正在做一些與臨床疾病有關的科研工作，而臨床研究與基礎研究在思考問題的方法、數據處理和具體操作上都有很多不同。臨床科研要求醫生在遇到問題時，知道如何去思考、如何查閱最權威的文獻和信息來源、最終如何動手解決問題，而這一整套都是科研能力的體現。
據李覓觀察，兩年的實驗室訓練讓大家不再那麼看重分數上的得失，因為實驗室要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學生開始關注具有實際價值的問題。
同樣讓李覓深有感觸的是，在美國的兩年學習經歷還普遍提升了這群年輕“90後”的環境適應能力和為人處事的能力。“當這些孩子離開我的時候，我明顯感到他們比剛來的時候成熟多了。不論是獨立生活，還是面對挫折和與人交往，他們的心理都變得更強大、更能應對挑戰。”
在美國，實驗室如同一個小社會，華裔學生必須學會如何與不同種族和文化的人溝通協作。“導師很少有華裔教授，每個實驗室原則上也只安排一個清華的學生，這麼做就是為了不給學生製造他們所熟悉的環境，而是鍛鍊他們人際交往和融入團隊的能力，這對他們從事科研和將來當醫生都很必要。”李覓說。
N個難題
不必諱言，作為一個前所未有的醫學教育改革的“實驗”，不論是校方還是學生都要面臨創新風險和潛在的失敗可能。
第一個難題就是錢。
當初施一公找合作院校時，首先瞄準的是考察過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哈佛大學。在談判過程中，他們提出“重塑新世紀協和”的理想深深打動了對方。但美國的醫學生培養成本很高，學費昂貴，差不多一人一年要六七萬美元，如果整班出國，這筆學費無疑是鉅款，校方不肯免除。即便是在美國的生活費，對一個普通中國家庭來說也是沉重的開支，如若由學生承擔，將直接影響招生，因此清華必須解決費用問題，提供全額獎學金才能推行改革。
好在放棄了哈佛和約翰·霍普金斯之後，清華找到的匹大醫學院願意以招收轉化醫學實驗室學生的名義接收他們，這樣一來，學生不被算作是經過註冊的醫學生，匹大因此免除了他們的學費，而改為只對清華收取少量的管理費用。接下來，清華只須找到學生生活費的資助者就可以了。
王大亮曾擔任清華醫學院海外項目辦公室主任，是“3+2+3”項目籌款的主力之一。她告訴筆者，她曾見證並參與了施一公院長和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多次溝通，培養醫師科學家的理念最終得到了留學基金委領導的認可，按照公派留學的標準對赴美學生提供生活費。後來，又陸續有國際著名醫藥公司及清華校友慷慨資助這一項目。
王大亮坦言，基於對改革理念的認同和已赴美學生的優異表現，留學基金委目前都非常支持，每年申請基金時都很順利。作為一個固定教育項目，留學基金委的長期支持是這一開創性改革能否順利推行的重要因素。
由於學生們並非以醫學生身份入學，因此按理不能獲得進入醫院見習的機會。經過和外方學校的反覆溝通，雙方最終找到了一個折中的解決方案：在接受清華實驗班學生的導師裡尋找一批既是科學家也是臨床醫生的教授，如果學生們跟隨這樣的教授，就有機會進入醫院得到臨床見習的鍛鍊。目前有這種機會的學生大約佔1/4～1/3。
王大亮和吳勵都對筆者提到，由於這樣的改革前所未有，因此在校內外的一切相關環節和支持合作方式都沒有現成參照，從課程設置、教務管理到國外安排，需要各方一點點反覆溝通、多方協調，潛藏了一些風險。與此同時，醫學實驗班也獲得了學校各相關部門的鼎力支持，根據實驗班的特點量身定製了一套新的管理模式，才使得實驗班的培養項目得以進行。
而學生們擔心的是，中國的優質醫療資源少而集中，大醫院人滿為患，越是名醫越是有很多的病人來掛號求診，幾乎沒有時間像美國那樣，醫生白天看病，晚上回實驗室做研究。因此，他們將來畢業後是否真的能實現“醫師科學家”的職業理想，似乎並不確定。
顧光超說：“不知道將來國內有沒有讓醫生從事科研的條件。一個是實驗室的硬件配置，一個是制度保障，比如職稱晉升和收入待遇保障等與專門的臨床醫生如何區別。”
2010級實驗班學生郭昊也說：“如何能讓我們在工作以後，依然保持實驗班的特色和優勢，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對此，洪波認為：“教育應該是前瞻性的。醫學實驗班第一屆學生再過兩年畢業，然後是五年左右臨床環境的訓練和成長。到那時，臨床和基礎研究的緊密結合會成為新常態，患者對高水平診治的需求會更加突出。我們的預測是5～10年後，中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大量既懂研究又能看病的人，相信那時的院內科研條件都能跟上。”
對就業和就業後可能遇到的問題，周央中更為豁達。他表示，醫學實驗班最大的特點是它提供了一個比一般醫學生培養項目更開放的平臺，可以容納和促進更全面更多樣的發展。而且清華的新模式能給人兩個難以替代的經驗：一是研究能力；二是英語水平。二者的影響都將是長期的。
改革成效初露曙光
在這條沒有人走過的醫學教育改革之路上，學生可能是“受益者”，也可能是“實驗品”。尤其對前兩屆學生而言，他們沒有任何參照，曾面臨更多的質疑和憂慮。
顧光超說，自己入學時並不清楚實驗班的創新培養模式，他是看在清華與協和合作辦學的優勢才來的，入學後發現與所想不符，而自己的志向就是當醫生，因此有過轉專業去協和的想法。但隨著對實驗班的改革理念有了更多瞭解後，他開始被這一全新的培養理念所吸引。
“但是慢慢地，同學和老師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既然最終要當醫生，重點還是學好醫學理論，少花時間去實驗室；也有老師強調，要多去實驗室學習怎麼做實驗，不然沒法當科學家。在這兩種看法裡，我選擇了前者，很少去實驗室，因為沒有超能力兩頭兼顧，以至於就有點懷疑實驗班培養方案的可行性了。”顧光超說。
但來到匹大接受科研訓練後，顧光超漸漸改變了看法。“雖然我在國內的實驗室經驗和實驗操作技能很缺乏，但到這裡後能夠得到一流導師的指導和幫助，不僅掌握了實驗技術，還提高了科研思維能力，我也開始有了很強的探索未知的興趣，也能開展自己的課題研究，還取得了一點研究成果。這些讓我非常滿意。”
李佳桐則說：“雖然國內普通的醫學訓練模式會讓我成為一個很好的醫生，但不足以支持高效的科研探索，解決臨床上發現的問題。而匹大提供的成熟的科研訓練鍛鍊了我的科研能力，在未來的科研中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郭昊說，由於在國內讀書時身邊缺乏可比較對象，並沒意識到實驗班的教學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出國後她發現，實驗班的教學很“洋氣”。首先是實驗班培養計劃類似於美國醫學生的“M.D.+PhD”模式，就是先學基礎課，再進行科研，最後進入臨床；其次是清華三年的基礎醫學課所用的教材與美國醫學生用的是一樣的。
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的兩年間，16名首屆前往匹大的醫學實驗班學生共計發表論文17篇，綜述6篇，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口頭報告6次，壁報展示17次。其中，周央中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Nature Protocol雜誌上發表了通過斑馬魚行為研究神經疾病的方法。
“一方面，清華學生在英語水平和基礎理論上比一般中國學生要紮實一些，另一方面清華學生比起一些國際學生，會經常犧牲個人時間在實驗室工作。”王大亮說，因此清華學生頗受匹大導師的青睞。
洪波則補充說，學生質量好是匹大合作的動力之一，另外一個因素是匹大對中國有著很開放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醫療和健康事業的未來不可限量，和清華合作培養下一代醫生能夠影響中國的未來。這一理念和一個世紀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如出一轍。
在清華與匹大合作後，許多國際名校也先後向清華醫學院表達了開展合作教學的意願。澳洲名校墨爾本大學醫學院2014年在國際大學醫學專業排名第九，也是吳勵教授獲得博士學位的母校。經雙方共同商議，墨爾本大學醫學院與清華大學醫學院於2013年簽署了新的學生聯合培養合作協議，招生模式和培養方式延續清華與匹大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墨爾本大學將為完成兩年科研訓練和課程且考核合格的學生頒發碩士學位，並提供註冊學生的一切校內福利待遇。
與墨爾本大學醫學院同時加入合作培養計劃的，還有在藥學領域首屈一指的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藥學院。2013年更名後的清華大學藥學實驗班學生，將統一在這裡接受科研訓練。
改革剛啟動的時候，國內其他醫學院對改革的質疑比清華師生更多，甚至有人說“清華不懂醫”。但隨著第一屆學生進入協和醫院，開始三年臨床學習後，大家的態度逐漸有了改變。協和醫院的帶教醫生說，實驗班的學生無論是課堂表現還是臨床實踐都與其他學生不同，尤其是問的問題跟別人不一樣，兩年的科研訓練背景讓他們的思考更深入。
“我對我們做的改革決定很有信心。除了學生們表現優異外，改革啟動的時間點也非常好。最近無論是精準醫學的新理念，還是腫瘤免疫治療的新突破，都為醫師科學家的培養理念提供了最好的註解，這些實驗班學生們都趕上了。將來他們到醫院工作的時候，會發現自己比別人更能適應新醫學的挑戰。臨床訓練過硬、科研基礎紮實，他們應該能駕輕就熟地去應對來自患者的要求，以及國際同行的競爭。”洪波說。
目前，教育部和留學基金委對這一改革項目都給予了認可和支持。洪波表示：“我們這個項目在2013年已被納入教育部和衛生部聯合發起的‘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中的‘拔尖創新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說明我們的改革理念得到了理解，起碼主管部門是願意讓我們嘗試的。”
在不久前舉行的一次醫學生培養座談會上，施一公表示：“未來，清華將大力發展臨床醫學，作為清華的學生應該有更廣闊的眼界和更高的職業理想，要去挑起國家的大梁，不要僅僅侷限於滿足自己的臨床、科研工作，也不要滿足於小富即安的生活。中國現代醫學已經有近一百年的歷史，但是相比國外，我國的臨床醫學，無論醫療技術還是醫療環境都仍存在很多不足。現在還是西方在引領醫學發展，我們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我們設計和組織了醫學實驗班，就是希望可以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培養經驗。中國醫療改革任重道遠。希望我們的醫學實驗班能夠為中國醫學在下一個百年創造輝煌探索出有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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