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苗東昇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3月3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苗東昇，1937年生，山西榆社人。1960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先在國防科研部門供職，後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任教，科技哲學專業教授、研究生導師。
苗東昇教授為我國自然辯證法界系統科學哲學領域資深學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致力於系統科學、複雜性科學的哲學及其實踐研究，獨著有《複雜性科學研究》《錢學森哲學思想研究》《系統科學辯證法》等十餘部著作，發表有《複雜性研究的現狀與展望》等許多有學科影響力的學術論文。苗東昇教授編著的《系統科學精要》多次再版，是國內文科領域影響力最大的系統科學教材之一。
苗東昇教授淡泊名利，潛心學術，他曾自言：“我是清都雜貨郎，天教倔強帶疏狂。竅得神火燃筆底，縱論橫批著華章。”他一生筆耕不輟，踐行多學科交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範式，晚年還積極探索系統科學方法與當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實踐的結合，為系統科學哲學、複雜性科學思想在中國的發展和推廣做出了卓越貢獻。
錢學森對我的影響
苗東昇
在20世紀中國的著名人物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魯迅、毛澤東、周恩來和錢學森四位。其中，毛澤東、魯迅、周恩來令我十分敬仰，對我的影響最全面而深刻，錢學森則是我學術思想的領路人，而且是我有機會直接接觸、觀察的偉人。回顧這幾十年來錢翁對我的影響，以及關於他的所見所聞，可以看出人生之旅的非線性動力學特徵，令我感嘆。借紀念錢翁一百誕辰之機把它寫出來，應該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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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錢學森回國時，我正在山西省汾陽中學讀高三，已開始為考大學做準備。我雖然生長在深山溝裡，但一直學的是西方科學，數學比較突出。汾中的樂健民老師（20世紀80年代才知道他是山西四大著名教育家之一）給我們講代數，他很喜歡我，是汾中老師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有一次，一個小時的考試，我不到半個鐘頭就交了卷，而且思路令他滿意，竟然給了我120分，儘管推導結果漏寫一個符號。樂老師力主我報考數學系，我完全接受他的意見。但錢學森的回國立即改變了我的決定，一心要學物理，將來也搞火箭。樂老師知道後兩次找我談話，說我不太適宜搞物理，還是應該報考數學專業。我猶豫良久，不那麼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雖然為不能追隨錢學森搞火箭多少有些遺憾，但也自知動手能力差，可能還是搞數學為好，最終考上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不過，錢學森的行蹤和業績從此成為我終生關注的事。
在大學四年裡，我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上後進的學生，大四才提出入團要求，除了必須參加的政治活動外，一門心思為當數學家做準備，過去喜讀閒書的嗜好也強令自己放棄了。現代科學證明，非線性系統具有長期行為的不可預料性，這是千真萬確的。就在大四那年寒假，系領導找我秘密談話，希望我能到國防科研部門去工作。我的父親和三叔都死於抗日戰場，母親自小常給我講岳母刺字、楊家將等故事，不知不覺對我的人生觀產生了影響。所以，為國防事業奉獻對我沒有思想阻力。我接受了組織的安排，秘密離開學校，被分配到國防部某部門工作，才知道這就是錢學森領導的部門。業已放棄並淡忘了的打算，突然成為現實，不正是一種非線性效應嗎？
我在國防部某部門工作近20年，並無機會與錢學森直接接觸。或者說，我與錢學森的距離似近實遠。一則我們研究的是戰術武器，不在他的重點之內，能見到他的機會本來就少，本人就更不在話下。二則他是千軍萬馬的最高領導，我為最底層的科技人員，這樣的人直接接觸他近乎為零的概率事件。但我還是關注他的動向，他的論著凡是能夠找到的，我儘量收集、學習。錢翁也曾到我們部門作過報告，我有幸聽過兩次，具體內容全忘記了，但他那地道的普通話，鮮明的邏輯性，以及音容笑貌，至今難以忘懷。
動手能力差，缺乏工程智慧，我的這些致命缺點在工作期間充分暴露了。無知的學生至此才理解了樂老師的遠見和用心。我自己很苦惱，但又無從改變，因為那是保密部門，除非是組織安排，不犯錯誤者不能輕易離開。但命運既捉弄人，又成全人，這也是非線性。在某部門工作末期我被作為反革命受到批判，最後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1979年12月1日起，我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員開始新的生活。沒有想到的是，那隻“看不見的手”——非線性效應又一次“顯靈”，它表面上把我與錢翁的距離拉遠了，實際上卻前所未有地拉近了，我從此真正可以從學術上接觸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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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作為數學教師來到人大的。在給文科講高等數學之餘，教研室要我開一門有關模糊數學的課，由此才有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模糊學導引》。但我覺得，在自然辯證法界打拼，模糊學顯得地盤過分窄小。向哪個方向發展呢？我在窺測方向。其實，到人大不久的我就被正在紅遍中國學術界的“三論熱”極大地吸引住了，發現雖然其中的信息論我不熟悉，控制論卻是我的理論基礎，索洛道夫尼科夫的三大本《自動調節原理》是我們研製工作的主要理論依據，我深入學習過，維納的《控制論》、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也曾涉獵過。有這個基礎，加上從毛澤東軍事著作中學到的整體觀，自信所謂系統論並不難掌握。所以，從1984年中起，我的學術方向最終確定為搞“三論”；準確地說，搞系統科學。
中國“三論熱”的核心是錢學森，我自然留心他的動向。1986年初，從《光明日報》的一個報道中得知錢翁指導的系統學討論班開始活動，十分高興，聯絡邏輯學家王雨田教授於初夏的一天前去。710所周政副所長接見我們，說老先生的座位都不夠，你們哲學界的人就不必參加了。老王是名家，脾氣大是出了名的，吃閉門羹令他十分生氣，聲言再也不去了。我在學術界沒有名氣，學習的機會實在難得，想參加的念頭一直存留著，吃閉門羹又算得了什麼！那年年底，人大農經系張象樞教授告訴我，系統學討論班已有了空位子，他鼓動我去參加。於是，從1987年討論班第一次活動起，我便前去參加，直到討論班隨王壽雲（錢老原秘書）去世而停止活動，我只因調不開課而缺席過一次。是年我50歲，“知天命”倒談不上，但參加系統學討論班活動畢竟是我學術生涯的關節點之一，這也是非線性現象。
所謂系統學討論班有兩個，自由參加的是大班，小班則是由錢學森挑選的幾個中青年學者組成的《系統學》一書寫作班子，成員都是當時國內學界的一時之選。最初幾年大班每兩週活動一次，後來改為一個月一次。每次大班活動的程序都是這樣的:先請一位專家作學術報告，然後有一點時間自由討論，最後由錢翁作總結。報告人都是國內有關部門的學術骨幹，錢翁認為報告對建立系統學可能有價值才出面約請他們。參加大班活動使我聽到與系統科學有關的各種報告，大大拓展了知識面，幫助我迅速向系統科學的前沿靠攏。沒有這個機會，我不可能寫出那幾本有關係統科學的著述來。
更令我高興的是有機會直接接觸自己的學術偶像錢學森。錢翁淵博的知識，敏捷的思路，嚴密的邏輯，鋒利的言詞，毫不不講情面的評論，在我心中引起的震撼遠不是以前聽過的那兩次報告可比的。例如，許多報告人是他請來的，有的是他的學生，有的與他沒有師生關係，但錢翁在總結髮言時往往會講:“你的報告評教授可以，爭獎項也可以，對於解決實際問題沒用！”年近八十的他尚且如此嚴格，青年、壯年時期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後來翻閱張純如《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一書，看到她對錢學森在美國時期如何令學生敬畏的描述，我相信是真實的。對於真正想搞科研的人來說，投於這樣的嚴師門下其實是幸運的。不時會遭到嚴師訓斥，讓你下不來臺，代價自然“不菲”。但如有這樣的機會，我還是願意的。
系統學討論班給予我的不止這些表層的東西。受毛澤東的影響，我讀書、聽講座喜歡琢磨人家的立場、觀點、方法。用陸機的語言講，就是要“得其用心。”我在系統學討論班上對錢翁就是這樣，一直試圖“得其用心”，總是有意識地尋找那些字面後面的東西，探尋他做學問的立場、觀點、方法。雖然很難用語言表述我得到他的哪些“用心”，但自認為有收穫，終身受用。
討論班一件有趣的事我想借此公諸於眾。錢翁對我這個年齡段的人異常嚴厲，但對更年輕一代卻是另一回事。八十年代末的一次會上，朱照宣帶來北大數學系三年級本科生吳明。錢翁總結髮言後，吳明發了個言。我們這些人發言總是稱乎錢先生或錢老，小夥子卻直呼其名，說了一通，多半是批評，我的印象似乎並未講到點子上。在座的人都有點擔心，不知錢翁如何反應。老先生卻表現出少見的和顏悅色，並加以鼓勵。中國有“隔代親”之說，爺爺對兒子嚴厲，對孫子慈祥。看來，學術上也存在隔代親。
我對系統學討論班也有不滿意之處，就是缺少真正的思想交鋒。究其原因，應該是中國學術文化的大環境使然，學術討論會沒有濃厚的學術爭鳴氛圍。學術討論不同於評價幹部，後者要求全面公正，既講優點，也講缺點。學術會議則不然，既然來聽講，就是對講演者的信任，何必把極少的時間用來“充分肯定”報告人講的如何如何好？聽者應該抓住主題，直指要害，提出質疑；講者應有雅量，直面挑戰，不要回避自己的缺失。與會者中，我與北大馮國瑞是比較愛提問題、愛爭論的，但往往引起別人討厭，你剛剛張嘴，就可能響起這樣的聲音:“別說了，聽錢老講！”的確，與會者都喜歡聽錢老講，我也一樣。所以我認為，系統學討論班這種缺點或許與錢翁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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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太行山的深山溝裡，又是一家獨居於離開村莊的放神坡，少年時代的我主要以野山溝的小動物、花草、樹木為玩伴，性格孤僻，與人的溝通能力極差，對今人盛讚的攻關技巧一竅不通。我從小不敢接觸生人，尤其怕面對年輕女性和名人。在系統學討論班上，偶爾碰上錢翁那雙逼視人的眼睛，特別令我膽怯，從來不敢跟他對視。每次會議休息時，我還在猶豫要不要找錢翁談談，他已經被人群包圍了，孫凱飛、魏宏森是常客。七、八年期間，我與錢翁直接說上話、留下印象的大約有四次。
▲ 苗東昇在放神坡
第一次是為人大同事沙蓮香辦事。沙教授是社會學家，與錢翁有學術聯繫，曾應邀在系統學討論班上做過報告。一次她從日本訪問回來，要我給錢翁代送禮物。我告訴她錢翁嚴禁做這類事，我不敢。她一磨再磨，我只得答應試試看。我知道討論班休息時不可能有機會，便在開會前送給錢翁。他把禮物疾速推到我面前，兩道眼光嚴厲地盯著我，厲聲說:“你不知道我不收禮物嗎？拿回去！”至今想來仍心生敬意。
拙著《模糊學導引》（內有一章討論模糊思維）於1987年出版後，我在討論班開會時當面送給錢翁一本，他沒有吭聲。1988年，我從山西出版發行的雜誌《思維科學》上讀到錢翁的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也說帶諷刺的話，有人提出模糊思維，我說那是思維的模糊，你糊塗到底，那叫什麼思維，思維最後是要清晰才行嘛！”這無疑是對《模糊學導引》及其作者的評價。我估計他沒有細看我的論述，也不瞭解扎德關於模糊思維的原始表述，發表了一點望文生義的議論。我後來曾著文提出自己的反批評意見，但當時並未深思錢翁這篇文章的言外之意。長期以來，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追求精確性，沒有精確化的描述被視為非科學的描述。因此，對於客觀存在的模糊性，傳統做法總是設法用一刀切的方式精確化，扎德稱之為“精確性崇拜”。他提倡的模糊思維意在克服精確性崇拜，強調把模糊性當做模糊性對待，即按照模糊事物的本來面目去把握模糊事物，達到思維的清晰化。札德把這種思維方式稱為模糊思維。所以，模糊思維並非要把思維搞得模模糊糊，我似乎明白了錢翁批評的深意。
1990年，我花了整整5年時間寫成的《系統科學原理》出版，又送給錢翁一本。他一邊翻著書，一邊問了一句:“這是你寫的？”眼光溫和，但流露出一絲疑問。我本來抱著得到他批評指教的強烈期望，以便把系統科學的研究推向深入，但始終未能如願。那個年代，報刊上不時發表錢翁給各界學者的信，他當時正在主攻系統學，我關於系統科學50多萬字的書（不少章節都有討論系統學的內容）就不值得他評論幾句嗎？心裡很是納悶。後來聽朱照宣和於景元宣講，錢翁針對拙著給系統學小討論班諸君寫了一封信。幾經努力，我得到一份複印件。信是這樣寫的:
王壽雲同志:此書請閱。朱、於、鄭、姜的書要補此書之不足。
錢學森 1991.2.20
我頗為失望。但朱、於二位安慰我說，錢翁如此寫，在他來說就是肯定性評價，不容易，不要灰心。他們的好意讓我的心平和了不少，但總在想錢翁說的“不足”是什麼？我送書就是為了得到批評指正，應該告知我呀。難道“補此書之不足”已經不是我應該乾的事？我突然聯想到當時的一部電影，講的是楊露禪到陳家溝偷學太極拳，莫非錢翁認為這樣的書本不應該由我寫？怎麼也想不通。
1993年，我和碩士生劉華傑合寫的《渾沌學縱橫論》一書出版，又送給錢翁一本。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也是錢翁給我唯一的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苗東昇教授:
今收到您和劉華傑同志合著的《渾沌學縱橫論》，我十分感謝！只有一個小問題:據朱照宣教授告，在我國科學名詞中，已決定用“混沌”，您不用此二字有理由嗎？請教。
此致
敬禮
錢學森 1993.12.3
《渾沌學縱橫論》一書付印後，我著手寫《系統科學辯證法》一書，它無疑屬於錢翁期望建立的系統論。我想，錢翁一再呼籲哲學界為建立系統論提供幫助，如果關於系統科學的書不宜由我寫，那麼，寫《系統科學辯證法》當無問題。我準備了一個詳細提綱交給錢翁，當面說明我希望得到他的指導。他收下了，但什麼也沒說。一個月後復會時，我鼓足勇氣問他的意見，錢翁的回答是:“你就按自己的思路寫吧，不必管我的看法。”這真使我尷尬，失望的心情折磨了我好長一段時間。
這件事使我產生一個頓悟:錢翁在《思維科學》雜誌上所寫的“思維糊塗，糊塗到底”八個字，原來就是他對我的學術評語。但我深信毛澤東有關兩分法的教導，凡事喜歡來它個一分為二。用來分析自己當時的窘況，也漸漸地想通了。不能得到錢翁的直接指導雖為憾事，卻也無可改變。不過，有了他已出版的著述，只要認真研讀，還是可以“得其用心”的，就是自己動手從他的著述中挖掘出指導思想，學習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一步想，我是有話憋不住的人，得到權威的直接提攜，必有報恩思想，學術上與他們的不同觀點就可能迴避不講；沒有得到權威的直接提攜，就不會以報恩的思想約束自己，可以更客觀地研讀權威們的著作，分析他們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決心這樣對待錢翁，對待一切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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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我在九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把錢學森看作科學家，那麼，九十年代以後就意識到他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受家母影響，加上長期接受的革命教育，我的頭腦中有較濃厚的英雄崇拜。但在很長吮期內我的認識有很大片面性，就是隻在革命戰場上和地下鬥爭中尋覓英雄。國家對兩彈元勳的確認使我意識到，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隊伍中同樣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偉大的民族英雄。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優秀的知識分子都是以位卑不敢忘憂國來律己的。在全球化發展到今天，知識分子不僅要做到位卑不敢忘憂國, 而且要做到位卑不敢忘憂世界、憂人類, 要想大事, 看遠景, 以人類的胸懷思考問題。錢翁當然不是位卑者, 但他確實做到了憂國家、憂世界、憂人類, 這種精神卻是像筆者這樣的位卑者應該學習也能夠學到的。
2001年適逢錢翁九十華誕, 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研究中心組織了一次題為《錢學森與現代科學技術》 的學術研討會。從提出動議到具體籌劃, 再到論文集統稿, 我全程參與其間, 盡了自己的一份力 。這次活動使我對錢學森的認識上了一個新臺階, 集中到一點, 就是認識到錢學森正是他所說的大成智慧者, 一個仍然健在的當代大成智慧者 。我想, 應該從這樣一個高度來理解和研究錢學森。
令人高興的是, 進入新世紀後, 錢學森的有關著述 、講話 、書信等陸續公佈了不少, 我都盡力收集, 細心研讀 。從上世紀末起, 我陸續發表了一些研究錢學森的文章 。2007 年, 十卷本錢學森書信集出版後, 我立即買了一套, 至今已通讀三遍, 澄清了多年來的不少疑問, 初步理清了他最後 30 年中學術思想演進的脈絡 。受老朋友趙少奎的鼓動, 2008 年我參與了策劃組織關於研究錢學森科學技術思想的香山會議, 進而又發展為整理一套《錢學森科學技術思想研究叢書》 。從此, 研究錢學森成為我學術活動的主題, 估計要幹到年滿八十 。我意識到, 研究錢學森實質是錢學森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影響自己, 而且是這種影響的深化 、醇化 、系統化。
“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間。”研究錢學森尤其是一項嚴肅的工作, 必須做到不唯上、不唯書、不媚俗, 只能唯求真 、求精 、求新是從。而要做到這三不、三求, 孤微子“ 既孤且微” 的窘境就有了一點積極意義 。有道是:倚孤求真真似鐵, 以微生有有如森。
文章摘自苗東昇先生紀念錢學森先生一百誕辰所著“錢學森對我的影響”
苗東昇先生自傳書籍《一蓑煙雨任平生》
作者題注:本書記錄作者人生的主要經歷，抒發其人生體悟。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作者行走在新中國孕育、誕生、成長過程中，呈現出非線性動態系統的典型特徵，有助於以領會系統思維的要義。作為知識分子，作者可謂中國傳統文人的現代翻版，書生意義，引人思忖。培育了作者的放神坡，其歷史反映中華民族在20世紀上半葉的苦難、奮鬥和走向光明的歷程，形成放神坡精神，獨具韻味。作為人生經驗教訓總結，本書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年輕學人開拓人生之旅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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