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顛的帝王
楊永泰從小就聰明、好學，受過嚴厲、良好的教育，十七歲便中了秀才。青年時的楊永泰承受過西方近代教育，後又考入北京政法學校學習法律。
楊永泰積極主張君主立憲，撰寫不少文章為立憲運動呼籲，並於1912年中選為廣東省議員。楊永泰才氣橫溢，但政治上卻是遠見缺乏，他曾跟隨孫中山，後又投靠滇軍軍閥李烈鈞，再轉投北洋政府，曾先後擔任過財政廳廳長、廣東省長、北洋政府議員等職。曹錕賄選被揭露後，北洋政府的舊國會也被解散，時任北洋政府國會議員的楊永泰便回到家鄉蟄居起來。
老蔣在北伐之後並不是一家獨大，相反，除老蔣這個總司令外還有其他三位中央實力派軍閥，特別馮玉祥擁兵四十多萬，還有山西的閻錫山和李宗仁虎視眈眈。而在中原大戰前，楊永泰便對老蔣進言，說道:用政治手腕處理閻錫山，用軍事手腕處理李宗仁，用經濟手腕處理馮玉祥，這便是著名的削藩策。結果老蔣墨守成規的施行楊永泰的計策，使得李宗仁兵敗下野，馮玉祥孤家寡人，閻老西至此之後不斷龜縮于山西，楊永泰也因而被老蔣極端重用，譽為“當代臥龍”。
楊永泰終身能夠說就是戰國時期的門客式人物，小才雖可營生，但私德缺陷致命！當然，由於楊永泰寡婦多嫁，也讓他對當時軍閥割據的諸多特性比擬分明，對社會的根本認識愈加接地氣，因而出了一些比擬有針對性的計策。但是,和當時社會的大背景和國度與人民的切盼相比，和其被刺身死的結局看，其才智上不能報國，下不能全身，中缺乏顧家，完整稱不上是一個合格的謀士！
歷史步道
楊永泰這個人物太厲害了，從其一生的經歷來看，他完全充當著一個謀臣的角色，但在他的早期政治生涯裡，卻極其不受待見。他早期曾投靠桂系首腦李宗仁，結果李宗仁還看不上楊永泰，後來他在熊式輝的引薦下認識了蔣介石，從而一生為老蔣出謀劃策，是老蔣最負盛名的高級幕僚。
在老蔣看來，楊永泰的厲害之處便是對於政治軍事在大勢上的把握，他的謀略極其出眾，而他一生為老蔣出謀劃策，幫助老蔣幹了三件大事情。
第一件事情便是削藩
老蔣在北伐之後並不是一家獨大，相反，除老蔣這個總司令外還有其他三位地方實力派軍閥，尤其馮玉祥擁兵四十多萬，還有山西的閻錫山和李宗仁虎視眈眈。而在中原大戰前，楊永泰便對老蔣進言，說道:用政治手段解決閻錫山，用軍事手段解決李宗仁，用經濟手段解決馮玉祥，這便是著名的削藩策。結果老蔣按部就班的實施楊永泰的計謀，使得李宗仁兵敗下野，馮玉祥眾叛親離，閻老西至此之後一直龜縮于山西，楊永泰也因此被老蔣極其重用，譽為“當代臥龍”。
第二件事情“圍剿”紅軍
楊永泰這個人是老蔣剿共的實際策劃者，他為老蔣的幾次圍剿都是制定詳細的計劃，並且在失敗中不斷吸取教訓，得出了所謂的“剿共”方針，便是所謂的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還有上中下三策剿共計劃，以土地改革對抗土地革命等等。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楊永泰確實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謀臣，如此智商，也不負諸葛之名。
攘外必先安內
“攘外必先安內”這句著名的口號是老蔣的座右銘，但這卻是楊永泰對老蔣的進言，是對其一統中國而進行的戰略部署，因此老蔣在抗戰前並不想打日本人，他想的就是先“圍剿”紅軍，之後再平定各路軍閥，來達到他蔣某人的一統，但他卻低估了人民打愛國熱情，雙十二事變使得老蔣不得不抗日。
而楊永泰在國民黨中的如日中天也引起了其他派系的嫉妒，因為楊永泰隸屬於熊式輝的政學系，但卻因為老蔣的寵信在國民黨中權力不斷增長，直接妨礙到了CC系的利益，這和二陳所把持的國民黨內部勢力直接產生了矛盾。最終老蔣將楊永泰派出中央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最終在1936年被刺殺於赴會途中，而這一天，離西安事變不足兩個月。
在楊永泰死後，老蔣可謂失去了一大助臂，但也是我黨的一大幸運。這般人物，確實是一個怪才，堪稱智冠天下，而縱觀近代謀士，無一能有如楊永泰般的謀略，其被譽為“當代臥龍”，他確實配得上。
絕筆歷史
楊永泰是蔣介石手下難得的謀士，陳布雷雖然號稱文膽，但也僅僅侷限於文字功夫和理論素養，在謀略上和楊永泰相比，是大大的不如。因此有人說，楊永泰的去世，直接左右了之後蔣氏集團的走向和命運。
楊永泰學貫中西，命途多舛，先後委身於北洋系、桂系和蔣介石，嫻於政務，拙於謀己。他的謀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替蔣介石解決了最頭疼的軍閥割據問題，用經濟問題對付馮玉祥，因為他的西北軍最窮，收買韓復渠和石友三倒戈；用軍事問題對付李宗仁，李宗仁兵鋒最強且中央地方都有人，敲山震虎，李宗仁兵敗下野；用政治問題解決閻錫山，閻錫山實力有限，注重名分；用外交問題解決張學良，東北問題本質就是外交問題，張學良很快也被分而治之。
二是替蔣介石解決了最頭疼的紅軍問題，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主張，用土地革命對付土地革命，革新政治，收買人心，鐵壁合圍，層層推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其說是博古、李德等人失策，毋寧說是楊永泰的方法奏了奇功。三是替蔣介石解決中日問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可惜這個問題只結局了一半，他就去世了。不然以楊永泰的天才，必然能更好的解決西安問題，紅軍能否在陝北站穩腳跟都不好說。
也許是天妒英才，楊永泰的快速崛起，動搖了CC系在鄂豫皖贛的佈局，所以很多人打他的小報告。蔣介石為了平衡，就讓他當湖北省的省長，可惜在赴任途中，楊被不幸殺害。而他所領銜的政學系也從一個謀士的派系演變成張群領導下的統戰團體。
青年史學家
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在漢口碼頭被暗殺身亡。兇手譚戎軒系受原國民黨CC派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劉廬隱指使，後劉廬隱在上海被捕入獄，處有期徒刑10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楊永泰於1912年任臨時參議院議員，當選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員。
1932年，當蔣介石在漢口組織“鄂豫皖三省剿匪總部”之際，時任秘書長的楊永泰藉機大肆強調集中黨、政、軍力量於“剿匪總部”，楊永泰通過“剿匪總部”把鄂、豫、皖等省、市國民黨組織予以變更，在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由該地軍政大員兼任。
在河南，楊永泰讓河南綏靖主任劉峙兼任河南省黨部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之下設書記長，書記長多系主任委員私人。原來的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則一併被送進冷宮。楊永泰還在各縣設書記長，同樣把原來的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送走。不論省或縣都由書記長負全責，工作報告徑送到“剿匪總部”黨政處。經費也減少，並由“剿匪總部”發給。從此這些省份的國民黨省、市組織便由“CC”手中轉到“新政學系”手中，而且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為當地軍政頭子的附庸。
對此打擊，當時“CC”系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因為楊永泰的這種偷天換日之計，乃是以蔣介石名義實行之，並由蔣介石命令國民黨中常會追認為合法辦法。
CC系從大體上講，銳氣大減，對蔣介石亦起了離心，嚐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經過許多曲折的鬥爭，總算獲得勝利，把三省黨部的領導權奪回手了。不過，其組織則仍維持楊永泰時的原貌，並且還推行到其他省、市，都一律改為書記長負責制。
CC派系不甘示弱，“CC”的骨幹打進行政部門和教育部門；暗中發動部屬們掀起所謂“護黨運動”，實際就是護“CC”集團運動，叫各級黨部向國民黨中常會告狀，稱政學系正在進行毀黨的活動，於是1936年CC派系暗殺了楊永泰，從此蔣介石少了一位謀臣。
阿呆有點呆
答：楊永泰為何能擁有“當代諸葛”之譽呢？
未出山就獻策蔣介石“三分天下”，一如當年南陽隆中之對。
為虎作倀，一道“出師表”，就逼迫得我工農紅軍移師西去。
如此人物，堪稱世之奇才。
可惜，其所輔非人，一味與人民為敵，最終血染揚子江畔，成國民黨派系爭鬥的一縷冤鬼。
下面簡略說一下楊永泰的不凡經歷。
楊永泰生於1880年，廣東茂名人，家境富裕，其父母早死，由伯父贍養。
楊家家風醇厚，族中多有俊才，族叔楊頤能文能武，辦團練、中進士、點翰林，是族中矚目人物。
楊永泰幼以叔父為榜樣，其本人天賦異稟，聰穎過人，七歲時便名噪鄉中，“逢塾師考問，應對如流”，有神童之贊。
1897年，17歲的楊承泰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高中榜首，有了秀才的功名，鬨動當地。
如果不出意外，楊永泰應該會沿著科舉這條路走下去，繼續考舉人、考進士，入朝做官，建功立業，甚至封侯拜相……
但意外還是發生了，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主張廢除八股。
楊永泰眼光獨到，預感到科考會遭到廢除，轉入張之洞在廣州創辦的廣雅書院求學。
在校內，楊永泰系統學習各種中西知識——他雖是學校裡年紀最小的學生，卻也是見識最高的學生，和同學們一起討論時局，他的見解總是高人一籌，發人深省。
在摒棄科舉之路的前提下，有心從政的楊永泰選擇到北京政法專門學校學習法政。
這樣，當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楊永泰已經完成了法政專業的學習，領先了同齡人的好幾個身位。
為了在從政獲取政治聲望，楊永泰率先投身報業，做《廣南報》的編輯，不斷髮表各種深度文，引領輿論潮流，迅速成為了立憲運動在廣東地區的代表性人物，於1908年選為廣東諮議局的議員，1912年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又被選為國會議員。
這一年，他才32歲。
到了1928年，政學系黃郛和熊式輝向蔣介石推薦楊永泰時，大讚楊永泰“既擅文事，又長武備；既懂立法，又精行政”。
蔣介石傾慕之心頓生。
楊永泰初見蔣介石，大發宏韜方略，縱談天下大事，提出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等等奇謀。
不過寥寥數語，蔣介石卻猶如撥雲見日。
於是，楊永泰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一躍而成蔣介石的“首席智囊”。
這之後，蔣介石對楊永泰計聽言從，遵循行事，莫不如志。
但如前面所說，楊永泰乃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與反人民的蔣介石同流合汙，終不免死於非命。
可笑的是，楊永泰遇刺斃命之際，仍以諸葛亮自比，對左右侍衛說：“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許國，為國而死，夫復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國禍方長耳。”
覃仕勇說史
楊永泰，出生於廣東茂名地區，早年接受的是封建王朝的儒家教育，並且考中過秀才。21歲那年，楊永泰考入廣州高等學堂，開始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他的思想也從那時候發生了改變。
楊永泰可以說是革命的同行者，他參加過立憲，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都等多次革命運動。他的各種才能也是在這期間逐步體現出來，楊永泰精通財政，政治，外交等各方面。
財政上
楊永泰從事革命一開始就與財政掛鉤，先後出任兩廣護國軍司令下屬財政局局長，軍務院財政廳廳長，廣東財政廳廳長，廣東省省長等職務，對於財政頗有心得。
政治上，他為蔣介石壓制民國時期地方軍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他曾經針對當時的各地軍閥都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措施。
對於張學良，楊永泰認為要收其外交權。
對於桂系軍閥，楊永泰提出軍事解決
對於馮玉祥，則以經濟手段
對於閻錫山，則應該予以政治安排。
楊永泰提出了這四個方法，一舉解決了蔣介石心中牽腸掛肚的軍閥問題，並從此將他引為心腹。
楊永泰的能力絕不僅僅於此，他在為蔣介石奪取四川，解決各地割據勢力，以及處理民國外交都有大力，也正是如此，蔣介石對楊永泰十分重視。
談到楊永泰就不能不談一個人蔣介石，楊永泰之於蔣介石好比諸葛亮於劉備，蔣介石對楊永泰有知遇之恩，楊永泰之所以能夠被譽為“當代諸葛”，全靠他在蔣介石身邊的出謀劃策。
是阿維啊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楊永泰的建議下在江西南昌開始發起一場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的運動，是為“新生活運動”， 運動持續15年，是民國持續時間最久的運動。事實上，在新生活運動發動的初期，楊永泰的影子一直是如影隨形。然而，當人們在探討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策劃人和組織者時，往往將功績歸於蔣介石、宋美齡或力行社成員。,而忽略了新生活運動背後真正的策劃者——楊永泰。
楊永泰是新政學系的代表和領導人物，在國民黨內對蔣介石有著極大影響力。新生活運動之前，楊永泰即曾在“削藩”大戰中助蔣完勝政敵；在第五次“剿匪”中,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成為蔣軍奉行的重要戰略，並取得重大成功；“禁菸督察”幫助蔣介石增加財政收入，可以說,蔣介石前期的諸多大事都有楊永泰的參與，新生活運動也不例外。本文將在前人基礎之上，對楊永泰與新生活運動的緣起、實踐與策略做進一步梳理，以期展示其政治才能。
一、楊永泰與新生活運動的緣起
楊永泰,生於1880年，字暢卿。廣東茂名高州大井鎮大坡村人，1901年入廣東高等學堂，後就讀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在廣州《廣南報》任編輯。1908年任廣東省諮議局議員。1912年任北京臨時眾議院議員，同年加入國民黨。1913年4月當選為第一屆國會參議員，參與起草憲法工作，同年10月與國民黨員張耀增、沈鈞儒、谷中秀、湯漪，進步黨員丁世嶧、劉崇佑、藍公武等人合組民憲黨，不久退出。1914年1月袁世凱解散國會後，楊永泰在上海與谷中秀、丁世嶧創辦《正誼》雜誌，該雜誌成為楊永泰反袁獨裁陣地，7月歐戰爆發後與黃興、李烈鈞、陳獨秀、鄒魯等人成立“歐事研究會”（歐戰結束，改名“政學會”，是為“政學系”之由來），同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任上海《中華新報》主筆，反對袁世凱稱帝；同年成為關稅特別會議委員。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後，蔣介石的親信黃郛向蔣推薦楊永泰對蔣介石說：“楊永泰先生乃天下奇才，胸羅經綸，足以佐治。凡我所能者，暢卿無不能。暢卿所能者，有時我還不及。國家大計，望公商之。”蔣介石於是效法劉備三請諸葛亮的故事，請出楊永泰，後來蔣介石稱他作“當今之臥龍”。楊永泰之所以如此受蔣介石的青睞，以及在以後的新生活運動中發揮巨大作用，這與其豐富經歷有直接關係。
1.廣東執政，積累政績
近代以來，廣東省在中國歷史上就佔有重要的地位和政治象徵意義。它毗鄰廣西，南臨南海，海岸線長，是通往東南亞、中近東和非洲的最近出海口。鴉片戰爭後，廣州憑藉其地利的優勢，最先受到歐風美雨的吹拂，因此，近代化水平也遠遠地高出內地，反抗外來侵略的戰鬥熱情高漲，廣東成為近代變革的重要發源地。力推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是廣東人；近代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何啟是廣東南海人；近代重要的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是廣東香山人。1880年以來到1910年，在當時政府支持下,廣東先後建立水陸師學堂，電報學堂，兩廣大學堂，廣東軍醫學堂，廣東法政學堂，廣東巡警學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講武學堂，廣東農林講習，這些近代化的學堂為廣東培養了大量的專業性人才，為廣東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使得廣東在中國的地位愈加重要。到民國初年，廣東成為華南地區的中心。
1916年楊永泰赴廣東參加護國運動，任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財政局長，5月任肇慶軍務院財政廳廳長，同年8月國會恢復後返回北京，重任參議員兼參議院“法制委員會”委員，11月參與發起政治學會（後改稱政學會），任幹事。1917年8月南下護法，10月任大元帥府參議。1918年後任廣州軍政府財政廳廳長兼廣州市公所督辦，後轉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1920年4月任廣東省長。
楊永泰自任廣東省長後，大刀闊斧的拆遷，銳意地方建設，擴建馬路，藉以實現交通現代化，然工程尚未著手，即找來一片異議，粵籍名流唐紹儀、梁士詒等，也通電反對。楊永泰不為所動，以軍警護助民工拆遷，工程半年完成，市內交通大大改善，市民無不稱便。許多人轉而不能不佩服楊永泰的理政才能。這些政績，也成為他以後獲得蔣介石青睞的政治資本。
2.助蔣“削藩”，贏得信任
1920年，在桂系軍閥與陳炯明的鬥爭中，廣東學生聯合會發出歡迎陳炯明回粵通告，並提出八項主張，擁護粵省粵人自治。楊永泰見桂系大勢已去，於10月27日通電辭去廣東省長職務，同年10月回上海，開始了短暫的退隱生活。1928年1月4日，蔣介石重回南京國民政府執政，任命熊式輝擔任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在廣州時同楊永泰要好，上任後聯繫楊永泰，勸楊出山。
隱居期間楊永泰對政局變化依舊瞭如指掌。他清醒地看到當時國民黨內部最大的問題就是派系對立，諸部軍閥擁兵自重，對中央政府構成巨大威脅。因此，他向熊式輝講述了自己對政局的分析和看法，並寫出了應對方案，請熊式輝轉交蔣介石。蔣介石看了楊永泰呈上的對策，遂決定與楊會面。蔣介石為了表示對楊的尊敬，親往熊式輝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官邸和楊永泰見面。蔣介石問楊永泰想在南京政府擔任什麼職務，楊永泰非常謙虛，未提出要求。蔣介石於是讓他擔任自己的謀士和貼身秘書。
楊永泰首先為蔣介石策劃了第二次北伐。因為戰略得當，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擁兵自重的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不願接受蔣介石的要求，蔣介石為此十分苦惱。就在此時，楊永泰再次獻計，說：“目前最為緊要的是———削藩！”楊永泰將自己的“削藩”方案概括為：“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蔣介石採納了楊永泰的建議。
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帶領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人到香山的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蔣介石在祭禮上撫棺大哭，淚若泉湧，結果其他人也頻頻落淚。通過此次祭靈大典，蔣介石將自己“孫總理正式代理人”的身份深深地植入人心。不久，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全體代表大會。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在會上以國家財力不足為由，申請對各路軍閥裁軍。提及裁軍，白崇禧和李宗仁首先不從，旋即舉兵起事，蔣桂戰爭爆發，一場惡戰後，桂系軍隊迅速敗北。隨後閻錫山、馮玉祥又與蔣介石展開中原大戰。蔣介石利用楊永泰的計謀，重挫馮、閻勢力。只用了3年的時間，李宗仁、馮玉祥和閻錫山勢力即被蔣介石穩定住，蔣介石夙願得償，楊永泰為蔣介石統一中國立下首功，並因此獲得蔣介石極大的信任。
楊永泰的好友陶隱菊在《我所知道的張季鸞和楊永泰》中，曾經記載了他1933年看望楊永泰時看到的情景：“同年，我由南京回長沙掃墓，順道去南昌看他（楊永泰）。我到了行營二樓秘書長室時，看見對面一間就是委員長室（1932年蔣介石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時得悉，在行營內，秘書長的名次僅居委員長之下，而居參謀長之上。像這種排列法，在軍事機關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可以說，蔣對楊是信任有加，幾乎達到言聽計從的地步。”由此，蔣介石對楊永泰的信任和倚重可見一斑，這為楊永泰後來參與大型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資本。
3.新政學系奪權
全心全意地為蔣介石排憂解難，使楊永泰贏得了蔣介石的信賴，這種信賴也成了他設計和參與新生活運動的政治資本，當然，發動新生活運動，也是楊永泰所在的新政學系奪權，擴大自己政治版圖的需要，這要從新政學系的兩位要員在政治上的失勢談起。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張群在上海任特別市市長，因為當時民眾輿論對蔣介石集團對日妥協政策不滿，張群屢屢捱罵，幾乎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賣國賊，一些激進的學生甚至揚言要把張群逮捕審判。這些言論不久傳到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潘公展耳中，潘是C C系干將，遂將此事彙報給二陳，不久，CC系便制定計劃安排了一場“意外”：上海8名學生代表一夜之間失蹤，群情激奮的學生將市政府團團圍住，向張群要人。張群多方打探亦無頭緒，後在蔣介石幫助下方才解圍，但是礙於輿論壓力，張群在1932年1月辭去上海特別市市長一職。
1933年春，時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的黃郛赴華北處理對日外交事宜。當時日本已經佔據熱河，並擺出向關內進逼的態勢。蔣介石為了避免中日之間爆發全面戰爭，遂令黃郛與日方妥協以緩和中日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談判最終以黃郛與日方簽署《塘沽協定》告終，協定一方面承認日本對中國華北地區、熱河等地的佔領，另一方面將冀東國土大面積劃為“非武裝區”，使得日軍可以自由出入。CC系明知黃郛不過是按蔣的要求辦事，但是也沒有放過這個排擠政敵的機會。他們一方面利用輿論煽動學生搞學潮，另一方面利用CC系在國民黨組織內部的影響力對黃郛施壓。黃郛最終在黨內指責和社會輿論的雙重壓力下,被迫辭去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
兩年時間裡新政學系接連有兩位高官被迫辭去職務，這當然不能為楊永泰等人所忍，遂決定找準機會對CC系反戈一擊，擴張己方勢力。而後來的新生活運動，則恰恰成為了以楊永泰為首的新政學系成員實現自己目的的契機。
1924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經過一系列政治鬥爭，終於把握住了中央權力，但實際上，自孫中山等人領導建立中華民國以來，中央一直無力管控地方政權。另一方面，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黨內各派政權奪勢。地方實力派不願服從南京管轄。五四運動以來大量西方思想湧入中國，引起中西思想激烈碰撞。一戰結束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繼續在中國進行經濟擴張，國內軍閥間接連不斷的大小戰爭，也使得經濟的發展受到阻礙。為了結束國民政府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危機，即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危機，重新確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迎合蔣介石尊崇傳統儒家道德的心理，繼而宣傳蔣介石的思想，清除共產黨革命思想的影響，楊永泰提議發起一場以封建的倫理綱常來整治人心，改變民眾習俗的“新生活運動”，這一建議深受蔣介石的認可。
二、楊永泰在新生活運動中的實踐與策略
由於楊永泰的種種表現，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中繼續對楊永泰委以重任，楊永泰則不負蔣的囑託，積極宣傳新生活運動，“至收復區籌辦善後，推行新生活運動，公（楊永泰）之擁護推進尤為得力。”
1. 倡導“革心”、“變俗”的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13日，楊永泰在南昌行營縣區講習會上，做了旨在說明要推行新生活運動的總概說——《革命先革心，變政先變俗》的講演。楊永泰指出，自解除海禁以來，中國人一直在探索解救國家於危亡的道路，從對技術的追求，到政治維新，到政體改革，再到新文化運動，至國民革命等，都沒有解除中國面臨的危險。楊永泰由此得出結論，“中國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風俗之頹敗：‘病的心理’與‘惡的習俗’是一切改革之障礙。”楊永泰對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做了更加具體和系統的解釋，並指出推行新生活運動最有效的方式：即要由政治人物起表率作用，通過外形訓練促進內心變化，藉助政治力量掃除社會上的惡習。
楊永泰深知社會風氣對政治改革有著極大的影響，因此十分重視對社會風氣的改變，“病的心理與惡的習俗，沒有改革，沒有痛痛切切的做一番化民俗的工夫，無論你怎樣提倡革命，無論搬用什麼制度，終歸白費力氣，弄得四不像······由此看來，我們今後不談革命也罷了，如果要完成革命改革政治，就得做一番移風的工作，更要做一番易俗的工夫。兩事本是一貫，是要以身作則，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由近及遠，由小而大，從腳踏實地做起的······萬不可淺嘗輒止。如果只知為革命為政治努力，而不知為移風方面努力，那是徒勞無補，決不能有成。”[]楊永泰的這一判斷和推行習俗變革方式，實際上是以攻心的方式對民眾施以教化，以中國古代的四維：“禮義廉恥”為評判標準，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再以武力和政權為強制手段，排除實行新生活運動的障礙與惡勢力。
除此之外，楊永泰親自起草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和《新生活運動綱要》等重要的指導性文章，同年5月，《新生活運動綱要》由蔣介石在南昌頒佈，成為新生活運動的綱領性文件，《綱要》強調新生活運動的主旨就是以“禮義廉恥”為基準，力求國民生活的合理化。
2.宣傳和發動新生活運動
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南昌成立，同年7月1日，又在南昌設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介石任總會會長，閻寶航任書記兼總幹事，副總幹事鄧文儀，何應欽、陳果夫、張群、楊永泰、閻錫山、韓復榘等三十三人為指導委員。規定各省市縣設分會，組織黨、政、軍、學、鄉、工、商、婦單位團體參加活動。
隨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對內部人事制度等各方面體制進一步改組和完善，制定了區鄉鎮新運會組織大綱，1935年2月，新運會下設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任指導長。還增設了婦女工作委員會與各機關團體學校新生活運動委員會，以便於在各村鎮和女性群體中推行新生活運動。1935年12月，蔣介石兼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總會被遷往南京。1938年5月，宋美齡邀請各黨派和社會知名婦女50餘人在廬山召開座談會議，將該會改組為婦女界聯合抗日的組織。宋美齡任指導長，下設訓練組、文化事業組、傷病服務組、總務組和婦女聯絡會。發起組織“戰地兒童保育會”，在各地開辦40多個保育院，搶救2萬多名戰地兒童。舉辦婦女幹部訓練班，組織恢復、發展生產。隨著新生活運動組織機構的建設逐漸完善，各地的新生活運動開展的如火如荼。
在楊南昌講習會的宣傳和影響下，江西的各個縣市尤其是南昌以多種形式大肆開展宣揚新生活運動的教育活動。1935年3月11日在環湖路側公共體育場舉行新生活市民大會，參與人數達10萬以上。3月18日又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新生活提燈大會，人數在7－8萬左右。當時南昌市總人口約26萬左右，以人數最多的一次集會10萬人計算，約佔南昌市總人口約40％的市民接受了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從而使得新生活運動在南昌市的宣傳達到了真正的人盡皆知。
新生活運動不僅涉及對團體活動的組織，也注重對人外在的塑造。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中國的傳統服飾受到西方的影響越來越大，女性服裝日益開放。20世紀20年代以來，改良後的旗袍在上海大行其道，旗袍長度短至膝蓋，旗袍的叉越開越高，幾近臀下，[]上層社會的享樂風氣愈加嚴重。為此，江西率先擬定了《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改變女性服裝追求歐化過於暴露的現象，並由警察在街頭巡邏監督。“自南昌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計國民政府內政部發布禁令後，南京、福州、濟南、漢口、蚌埠、北平、廣州等沿海江和內地的大中城市，先後頒佈了相關辦法。”
除了對人外在的塑造，新生活運動也注重對人內在的訓練。新生活運動自開始以來政府便十分注重引導人們增加體育鍛煉，以增強體質，鍛鍊堅定的意志品質。下圖是1935年23個單位新運會的年度工作統計表：
新運促進總會和地方新運促進會開展多種項目以鼓勵民眾鍛鍊身體。如浙江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舉行春季競走比賽和風箏比賽，“該會為振奮國民精神，鍛鍊國民體格，使適應戰時生活之需要，舉行省會各界春季競走，分成人、婦女、兒童三組。”“該會為提倡運動起見，在社會服務場處廣場汽車站以內各路舉行風箏比賽。”湖南省“提倡國技拳術爬山游泳以及近代各種健身運動，並聯合衛生教育機關分期舉行各項健康比賽與體育運動大會。”[]這些多種多樣的體育活動，既向民眾宣傳了積極向上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在宣傳體育鍛煉的同時增強了人們的健身意識，學校教育上也更加註重對學生的訓練，特別是側重於利用軍隊紀律對學生進行訓練，使得兵源質量相對提高。
據新生活運動總會統計，截止1936年，全國共有二十個省、四個直轄市成立新運會，一千三百五十五個縣設分會，另有十二個鐵路新運會，十個華僑新運會，形成了遍佈全國的新運網點。“新生活運動省會勞動服務團人數增至69018人。各省新運會婦女勞動服務團人數增至6766 人。”
3.提出“管教養衛”的基層管理思想
在涉及到具體的基層管理上，與蔣介石相比，楊永泰對管教養衛理論的闡述更加系統和全面。1935年5月23日，楊永泰在四川縣政人員訓練所發表《我們應該怎樣發揮七分政治的力量》的講話，該講話是他多年來對管教養衛等基層政治問題的總結。楊永泰認為，為了“剿滅”中共，必須改革政治，改革政治，必須從基層做起，改革政治的主要問題以及“剿匪”省份改革的辦法，就是政治、政綱和政本。其中“政綱就是因時因地制宜的施政綱要”，[]也就是基本要政，“亦為全國任何省縣地方的根本急務”，“簡而言之，就是‘管教養衛’四種。”[]楊永泰對“管”的含義闡述的非常明確詳細，就是指“管理、管轄和管束的意思”，就是“首先將人民組織起來，並且要和軍隊一樣、組織起來，明其體統，嚴其紀律，此即所謂民眾組織化”，然後從上到下進行管束，“例如省政府管督察專員，督察專員管縣長，縣長管區長，區長管保長，保長管甲長，甲長管戶長，這就是管轄。”[]楊指出“教”就是“訓練”的意思，“我們要用訓練的手段來提高人民的智能，使全體國民都有現代國民的道德智識能力與精神，做成現代的國民，此即古所謂‘教化’。”“所謂‘養’，就是養育之謂，即在使人民食、衣、住、行四大問題得以解決，這就是民眾生產化。”“所謂‘衛’，就是自衛之謂。人民要想安居樂業，必先要能自衛，能自行維持社會的安寧秩序。人民有了自衛的能力，在平時可以自立保境，在國家有事時便可以保國，這就是民眾軍事化。”
關於國民政府鄉村基層社會控制與建設的政綱“管教養衛”一直貫穿在新生活運動始終。早在1930年代前期，楊永泰就已經意識到地方自治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國家行政力量對基層的掌控，從高層統治的角度分析，地方自治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使上層政策“到達各縣以後只能停滯下來，再沒有辦法可以貫徹到各鄉各村。”因此，楊永泰提出管教養衛理論以強化中央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控制力。
楊永泰在1935年5月將“管教養衛”緊密地結合起來，尤其對“管”的闡釋十分透徹，而此時，在蔣介石的多次演講中，講得最多的仍舊是“教養衛”，基本未提及“管”。並且，楊永泰的相關思想更加系統，他將“管教養衛”作為“政綱”，並以此與“政制”和“政本”合為一體，構成完整的地方控制系統。他所謂“政制”問題即是“行政制度”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機關組織問題”，具體包括省政府合署辦公、行政督察專員制度、縣政府裁局改科、分區設署以及建立保甲制度等等。“政本”問題“亦即行政人員的品能問題。”他列出了每個公務人員必須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包括：要有高尚的道德；要有強健的體魄；要有忠貞果毅的精神；要養成勞動服務的習慣；要有豐富的學識智能等等。[]這說明，楊永泰已經認識到了管、教、養、衛，只有同高效的基層行政機構和高素質的公務人員相配合，才能達到蔣介石鞏固中央政府統治，實現民族復興的目的，這是楊永泰過人之處的體現。
三、楊永泰對新生活運動中的影響
楊永泰在新生活運動中對蔣介石意志的宣傳和對新生活運動的推廣使得自己成為新生活運動當之無愧的核心人物，同時也使得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得以提升。
1.引領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始於1934年，持續到1949年。在新生活運動進行的過程中，從提議發起新生活運動，到策劃、宣傳與實施，楊永泰都一直是新生活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和引導者。1934年2月，新生活運動在南昌發起，楊永泰為運動起草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和《新生活運動綱要》等重要的指導性文章。同時，楊永泰還在南昌代蔣訓話，積極推廣新生活運動，在基層管理上堅持“管教養衛”的思想，楊永泰成為新生活運動實際的策劃者和推廣者。在當時的環境下推行新生活運動應該說是十分必要的，孫中山時期提倡的地方自治政策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到地方基層組織，而國民政府公務人員留給基層民眾的形象一直以來令人難以接受，公務人員口碑不佳自然嚴重威脅到中央政府權威，進而又影響了政府政權的合法性和群眾的擁護程度，政權合法性的缺失必然導致基層政府組織的不穩定。楊永泰在倡導新生活運動時尤其強調利用政府權威和公共權力引導公務人員的言行舉止，為扭轉公務人員形象和拯救政府形象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另一方面，楊永泰注意在新生活運動中通過對學生的教育和生活習慣的引導，使得健康積極的生活習慣在年輕一代身上得以繼承，也使得新生活運動通過學生宣傳到了民眾的家庭之中，儘管當時一些民眾對新生活運動並不完全認同。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隨著新生活運動的開展，國民素質和道德水平是在不斷提升的，尤其是公務人員和學生這一群體，這一影響在抗戰時期最為明顯，楊永泰在新生活運動中所宣揚的儒家的“禮義廉恥”思想使得國人在藉助儒家思想進行道德的自我審視之後在抗戰過程中更加勤於奉獻，勇於衛國。尤其在後來中華民國政府號召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廣大在校學生和知識分子、愛國華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積極參軍抗戰與新生活運動的鼓動宣傳不無關係。
2.楊永泰對政局的掌控
新生活運動不但推進了國家民眾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的改善，也為以楊永泰為首的新政學系成員奪取其他派系尤其是針對以二陳為首的CC系勢力範圍、分割中華民國政府權力和擴張新政學系勢力提供了契機。楊永泰針對CC系“融政於黨”的主張提出“融黨于軍政”的建議，稱“中央以黨執政，地方黨融於政”。在蔣介石在漢口組建“四省剿匪總部”時，楊永泰恰任秘書長，故趁機向蔣介石提議總部應集中四省的黨、政、軍大權更有利於“剿共”。蔣介石認為有理，於是採納，故楊永泰通過“剿匪總部”藉機變動了豫、皖、鄂、贛的省、市黨組織關係，改由地方軍政大員監管。楊永泰多年好友贛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藉此機會兼任黨部主任委員；鄂省黨部主任委員由政學系骨幹張群兼任；皖、豫兩省黨部權力由吳忠信、劉峙接管，吳、劉二人並不是政學系成員，但楊永泰卻可借二人沖淡人事變動中自己任人唯親的事實。通過此次人事變動，楊永泰從CC系手中奪走豫、贛、皖、鄂四省黨務大權。當時蔣介石控制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的勢力範圍只有十幾個省份，而以楊永泰為首的新政學系足足佔據了四省勢力，由此可見在新生活運動中楊永泰對當時的政局已經具備操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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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博士
把楊永泰捧成“當代諸葛亮”，是因為楊向蔣介石上的三策。實則此三策，不但害國，而且誤蔣。楊永泰並不是什麼“當代諸葛亮”，而是蠢之又蠢的蠢才！
一、北伐勝利後上的削藩策。挑起了內戰，被毛澤東譏笑為“一枕黃梁再現”的中原大戰、蔣桂戰爭，造成國衰民弱，並沒有使蔣成為真正的領袖。象為削弱東北軍的實力，居然令東北軍向蘇軍開戰，造成東北軍實力大損，日軍獨大的局面，間接地促成的東北事變，很蠢！若沒有後來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蔣就真正淪為軍閥之一了。正確的策略，是論功行賞，各安其位。是整合而不是分削，蔣則自成共主，可安坐天下。楊給蔣出的是餿主意！
二、先安內後攘外。以蔣之蠢才，永遠也安不內。蔣自己就在不斷造派造系，除卻北伐中蔣介石造的派外，蔣系內也造出不少的派，把自己內部，分而治之，如何安得了內。若後來沒有西安事變，以桂係為首的地方實力派，連同中共，為民族大義抗日，擁蔣為領袖，否則，昨天丟東北，今天失華北，後天丟中原華東，蔣或淪為中華歷史上，最大最惡的賣國賊了。楊永泰給蔣上此策，完全誤主害國。
三、剿共，楊上策為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楊根本不懂得紅旗為什麼不倒，蔣旗為什不樹。實際正確的策略是，先政治後軍事，扶助農工，與共產黨爭奪民心，方是上上之策，楊策歪了。
可見，楊永泰是蠢才，卻向蔣這個蠢才獻蠢計，是蠢之又蠢！
安平144796971
說楊永泰是蔣介石的幕僚、謀臣是無可非議的，但要說他是當代“諸葛"，就言過其實了。楊永泰就是國民黨的政客，他的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有何德何能何才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相齊並論。
楊永泰(1880——1936)，字暢卿，廣東茂名人。中過秀才，畢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有思想，文筆好，辦過報業，一心想走仕途，先是投過李烈鈞，後又投奔孫中山，還想投靠李宗仁，基本上是誰給官當，就為誰賣命。後來在熊式輝的引薦下投奔在蔣介石的門下。
說楊永泰足智多謀，主要是給蔣介石出謀劃策。一是闡述“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提出“安內”（即“剿匪”）必須“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二是提出“削藩”策略，概括為：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以外交方法拉攏張學良。三是借中央軍圍剿紅軍，削除地方軍閥勢力，歸國民黨中央統一管理。等等，這些策略符合蔣介石的心意，也屢屢見效。
楊永泰是政客，但他不是政治家。國民黨內派系林立，他鋒芒畢露，仗著蔣介石的器重與信任，權傾一時，做事高調，樹敵太多。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在漢口被一個刺客槍殺，終年56歲。
就是這樣一個政客，怎能與諸葛相比？
zj史海拾貝
恕我直言，蔣介石在三顧茅廬請出楊永泰前，真的不怎麼樣，成績乏善可陳。
楊永泰其人生就天資聰穎，早期參加過報社運動，民國護國運動，倒過袁世凱，追過孫中山，創過黨派，但是楊眼光獨到，認為當時天下還沒有能夠治世的聖主，自己始終不過是文人，沒有槍桿子，自己的理想抱負不過是烏托邦，難以實現，需要緩緩圖之。
於是楊永泰開始閉門不出，專心治學，終於造就能夠安邦定國的經天緯地之才。
楊永泰在蔣介石二次北伐之後，憑藉自己此前的朋友黃膺白的推薦，進入了蔣的視野。
黃對蔣說“海內有奇才楊暢卿，經天緯地，王佐之才，凡我能者，其必能，其所能者，我未必能，國家大事，公可商之。”
於是蔣見了楊永泰，突然發現楊果然是大才，楊意氣風發，分析了內外在形勢，給出了“安內攘外”的國策。
蔣就像當初劉備見到諸葛亮、朱元璋見到劉伯溫一樣，如魚得水，一請再請楊出山，楊最終抵不住蔣的盛情，出山做了蔣的幕僚。
北伐之後，蔣雖然無人能出其右，但是當時天下軍閥混亂，隨時有聯合逼迫自己的可能，於是蔣問策楊，楊對這一切早已經瞭然於胸，對蔣說“總司令，依我看，當今天下，廣西的第七軍橫在兩湖，李濟深負隅兩廣，白崇禧收編了唐生智三個軍的殘部，桂系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他和馮玉祥、閻錫山勾結，那麼總司令你就岌岌可危了。好在桂繫有能夠拆李宗仁臺的俞作柏，唐生智也不會輕易放棄自己三個軍，必定會找白崇禧麻煩，我們再用重金去收買馮玉祥手下貪財的石友三等大將，那麼李宗仁與白崇禧的勢力就不難土崩瓦解。如果再收買陳銘渠，陳濟棠，那麼就可以如束虎般扣留李濟深於廣州，到時候桂系的一分天下就變成了蔣公您的三分天下了。”
事實證明，後來事態發展，全如楊永泰所料，絲毫不差，足見其謀不差於當年諸葛亮三分天下。
除此之外，他還有很多對付“我”的策略，如“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都是他的提議。
換一句話說，楊當初如果還在，西安事變基本不會發生，蔣根本不會去西安，整個歷史都會被還寫。
